近年来，性别议题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学界和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然而，这一话题本身也在面对性别的二元对立、对女权主义的误解等种种限制。对于研究者而言，如何以情感理论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脱离性别的框架，尝试建立更大更新的联结、产生更新的思考方式，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 2019年的夏天，我米兰的舍友要去比利时交换，决定将她的房间转租出去。临走前她把钥匙留给我，让我转交给下一个租客。我记得那个租客的声音。当时他来看房的时候，我正好就在自己的房间，听隔壁的交谈，知道新房客是个会弹吉他的台湾男生。

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喜欢上摇滚乐的。那些疯狂的嘶吼和嚎叫、快速和用力的和弦一下就击中了我。然而，对摇滚乐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对其中所包含的厌女文化感到不适、困惑和愤怒。譬如摇滚乐的现场总是男乐迷占据主导，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时候发起 pogo、mosh、死墙等带有明显阳刚特质的狂热行为，而女性在这时不是被动卷入现场混乱而暴力的局势中，就是只能自甘落寞地被挤到边缘，安静而抽离地看完整场演出。

基本生物学可能会使两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倾向，但性别的本质绝非被生物学预先决定（甚至于性别本身并不存在一个 “本质”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差异恰恰在于，TA 的个体并没有完全交付于自然。在对于自然的妥协与对抗之间所产生的张力，构成了所谓 “人性” 之所在。自然不是一个句号。它的确决定了一些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但这不是结束，接下来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是否想被它所决定。这同样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以身份为基础的——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这是就问题所在，所有的革命需要从身份认同开始，但革命的目标却是为了废除身份。

谁离开，谁留下，并不完全是选择的问题。除少数例外，年龄在18至60岁的男性，被禁止离开国家。他们被要求留下和保卫国家。设法通过逃离国家躲避兵役的男性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包括自己已离开国家的女性。

阿德利企鹅会因采集卵石离开其雄性伴侣，并会向无伴侣的雄性同类求爱，以取得岛上奇缺的卵石来筑巢，而在完成交易后，这些雌性企鹅则会离开，并返回其伴侣身边。但，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

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2013 年）一书的结尾，艾莉森・卡福尔强调，关于障碍的体验和讨论，能够让人们跨越差异感受到彼此，并形成新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收获一种近似于基督徒般的信仰，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手里都紧紧攥着一把指向头颈的尖刀，准备随时以伤害自己的姿态来表达对于爱的虔诚。

《消解单配偶制》一书揭示了看似平等与先进的当代婚恋文化中所隐藏的权力与暴力，同时更进一步地将单配偶制本身视为研究对象。作者 Angela Willey 犀利地指出，将单偶制视为某种进化终点与社会关系核心，是殖民历史与种族主义的产物；它持续影响着科学知识生产，垄断并限制了人们对于亲密与快乐的体验与想象。

隐性霸凌存在于各种性别，霸凌的背后并非简单的同性/两性之间的对立，而是强与弱的对立——性别、成绩、阶级等议题在此勾合。尽管慕强、父权的大环境难以改变，学校和家长甚至（也许）在助纣为虐，但我们仍能在个体层面做出一些小小改变。

上篇中可以看到歷史的潮流和趨勢對準了女性的身體，而女性主義運動本身的抗爭爭取到了最後勝利的關鍵。 希望本篇可以能簡單說明女性主義社會運動的重要地位。

韓國憲法裁判所於2019年承認韓國墮胎罪違憲，結束了韓國對於女性墮胎的刑法。這只是個開始，而且也還遠遠不夠。

基于《东京贫困女子》和《贫困的本质》，聊女性贫困

所有这些暴力事件，都在摧毁一种正常的男女关系

近日，唐山烧烤店事件获得了极大的舆论关注。很多文章很好地论证了此事为什么应该被理解为系统性的性别暴力（见文末链接）。但我们发现，吕文和网传的一些华中乡土学派内部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的论述主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抹杀性别问题，二是普遍污名化从性别视角对社会问题展开的讨论。

将这些运动扭曲、异化的统治阶级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因为这些扭曲就全盘否定这些运动的进步性的某些自称为“左翼”的人貌似也不是他自称的那么正确。

我并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要离开三和，再次闯荡世界；亦或者这样浪漫化的流浪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之中，就像我并不知道这个下午所有的故事几分真假。但真与假、虚幻与现实本就是无所谓且界限模糊的。

中文打字机的发育史，并不如“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这个九个字这么逻辑清晰、简洁明快，而它的曲折、狼狈、古怪，却留存住了汉字和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文遗产。

美少女，是和衣食住行相当的必不可少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