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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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谈起心理咨询的时候,我想说些什么呢

(编辑过)
关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我有好多想说的,但现在我不打算讨论关于各大城市的心理科过于疲劳运转从而把看诊的人当作流水线上的产品来处理的问题,也不想说心理问题的治疗对普通人来说的巨大成本的问题,甚至隐私问题也先不想谈了

我又在春天确诊抑郁症了,这一次倒也不是在病历单里打印上了“确诊抑郁”这几个字,而是我本来是想去开安眠药的,但医生听完我的描述后,竟然想要给我开曲舍林,结合之前深精卫的医生说,现在确诊抑郁症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问诊,至于心理测量表以及脑电图都是辅助性的,我想我被确诊了。当我说抑郁症的时候,我会说什么呢?我想先说一句,真的讨厌春天。

一个月前,当时我虽然失眠但起码表面还能神采奕奕,也不低沉,甚至还把深精卫的医生逗笑了,在他看来,我不像有抑郁症。

没想到一个月后情况更加糟糕,我持续失眠,并且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大多数时候失去了对任何事物的兴趣,也没有力气去社交或者维持关系,消息也不想回,并且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焦虑,担忧和恐慌。

我当然清楚我这些所有的情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吃药是没有用的,反而多了副作用让我难受。所以我当即和医生说,我不要吃曲舍林,我清楚我自己的问题,我现在只想解决失眠问题。于是他最终给我开了两款安眠药,并叫我同时服用,各半颗。我去药房拿药的时候,药剂师说这两款都是安眠药,你看着吃,别一起吃。

我说,医生叫我一起吃。药剂师震惊了,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吃,我说不是。他很不放心,再三看打印出来的小单,发现上面也并没有医嘱。我说,那怎么办?我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接近五点了,医院是要下班了,看诊后已经过了五点了,药房也要下班了,我说医生可能已经走了。

我站在领药窗口前踌躇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再跑上去看看医生还在不在,幸好我去了,医生刚准备拿起手机走人,我赶紧问他,我应该怎样吃。他确认了是一起吃,各半颗。这可能是因为我和他说过思诺思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了,他才干脆开两种不同的结合一起。

我失落地走出医院。医生只开了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后我怎么办呢?我找了几个医院的精神科,才终于找到了这个有号的医院,我以为反正已经在大陆所谓最先进发文明的城市了,不管哪个医院都能开到我一直在吃的那款入口即化的安眠药,没想到医生说他们医院没有。

可能只有上精卫有吧,但上精卫的两所医院的初诊未来一个月都没有余号了,我不可能等到下个月的,想过要不飞回深圳吧,但是路费好贵啊,如果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可能真的要飞回去才行,想来想去,想起隔壁两座城市也是大城市,它们的精卫中心不至于没有这个药吧,于是我当天赶紧预约了下周隔壁城市的精卫,我实在没办法了,没想到都在上海了,传说大陆城市里拥有最先进医疗资源的一个,居然看病比别的地方还要难(当然精神科在哪里都是尤为甚,这也让我深感当代人的精神状况堪忧),当然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资源并不是为我这种贫穷的普通人所准备的。但还好,起码沾了点地理位置的优势,旁边还有几座仅次于北上广深的城市可以作为资源的补充。但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收到隔壁城市医院发来医生取消出诊的消息,哦豁!这下不用去了。

没什么人知道我有抑郁症,包括我父母,我也几乎从不和同学或者朋友说起这个,虽然ta们会和我说。回顾起来发现,和我关系好的同学朋友,几乎都有心理的困扰,有的确诊了,正在吃药,有的只是差确诊吃药而已。如果我拉个「病友交流」群,这个群一定会很热闹,讨论大家吃过什么药,正在吃什么药,有什么不同的副作用,再一起骂骂咧咧:不是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和生存环境出了问题。

我们都有个共性,就是原生家庭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懂爱的父母要么给少了爱要么给的是有毒的爱,大家都因此有过创伤。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分为个人情感经历创伤,个人成长类抑郁和政治性抑郁,或者都结合,开始关注政治后,我都结合了,这是diversity?(笑)

不过,再怎么总结和发现也没用,因为我从根本上否定心理学说和心理理论,我觉得这只是“马后炮”般去解释已经出现的心理现象,然后构建出某种理论一个个往上套,仿佛心理问题也要“归属“某个范畴才行。虽然说总结归类有助研究,而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从研究开始的,践行某个理论也是一步步寻找解决方法的尝试。

但是如果没有改变环境诱因,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自我说服和自我妥协而已,我们心里很清楚问题还在那,而且是无法忽略的,药物也只是缓解症状,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旦诱因再次出现,又会病发。但我们还是需要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师,因为治疗单个人比治疗社会容易多了,而且人们需要被倾听和情感支持,也需要一些象征着希望的尝试。

我是清楚我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有钱,我立马治愈99%,剩下的1%是无法靠外力改变的个人情感关系类。我所谓的政治性抑郁可能也只是钱不够而已,毕竟什么政治都不影响有权有钱的人,只是影响利益的多少而已。而我有钱了,就会有执行力,行动起来去解决那些看不过去的困境,焦虑也没有了。

关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我有好多想说的,但现在我不打算讨论关于各大城市的心理科过于疲劳运转从而把看诊的人当作流水线上的产品来处理的问题,也不想说心理问题的治疗的巨大成本的问题,甚至隐私问题也先不想谈了,目前比这些更危险的是被治疗者反而遭到伤害的问题。 心理咨询加上性骚扰会怎么样呢?

最近我通过豆瓣的一个豆红(豆瓣红人,其实也就是关注者有几千人的普通人而已)所了解到的大陆心理咨询师性骚扰来访者就有几十起,而处在“宇宙文明”中心的上精卫就有六起(不确定还会不会有更多没有曝光或投诉的),得知这些后我很吃惊,于是留言,她马上私信我说需不需要帮助,并且说如果没有我的同意,她是不会公开的。虽然我已经走出来很久了,但我还是决定向该豆红分享去年经历的那件事,因为那个男的当时也是在上精卫。

豆红是被心理咨询师性骚扰的受害者之一,而她的心理咨询师在国内心理领域还很有名气,是PKU临床心理学的博士生,所以她之后一直做着帮助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遭遇性骚扰或伤害的女性投诉的事情。她最近向伦理委员会投诉了,而她的心理咨询师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去起诉她,目前双方都有在行动,看到最新的进展,目前一些有良知的咨询师们在筹集联名支持受害者,已经有500+份联名了,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又是像之前被曝性骚扰的某些“大佬”们一样,只是一场不痛不痒的风波而已,事后依然顺风顺水。(参考史某,陈某)

也是这位豆红分享的案例,让我再回顾起我自身的这个经历。性质虽然有点不同,而且并没造成严重的伤害。但知情的朋友都认为那个男人不会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做这种事。一样的,他现在反而更加顺风顺水了。离开上精卫后,他在上精卫的 “进修期”倒成了他在全国到处开讲座,访谈,写文章招摇撞骗的资本,现在不仅是某社工机构的执行董事长,还是某心理协会的主任,我感到一阵恶心和绝望,这样的人在这些行业工作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一年过去了,从自我怀疑和自我误解到一点点去疏导,学习,我才愿意肯定,我经历的就是一起性骚扰事件。在他清楚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去靠近那些抑郁孤独的年轻女性,利用心理学方面的techniques去达到他的目的,用我朋友的话说就是:“去引诱那些孤独的饮鷓止渴的灵魂”。

国内的心理咨询不靠谱,而我没有走进过国外的心理治疗室,但走出东亚之后,存在着不同文化带来的gap,来自东亚的特色困境是否又能被理解呢?

「心理咨询」是一个困境,不管是对于这个行业本身还是对于这个行业的目标群体,尤其是目标群体,还抱以希望的人该怎么办呢?没有资源没有试错成本的人怎么办呢?

我对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的认识都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看到的东西,目前只够力气说这么多了。这个豆红说的;”产业链与资本伦理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人是安全的。” 好像又不仅仅适用于心理咨询方面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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