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關係都可以和解，只是我們可以嘗試去理解那個不容易，就算他再不好，我們也曾經有很好的時候。」

霍斯一家與慘絕人寰的集中營僅一牆之隔，一家人如何對尖叫聲、槍聲、哭聲習以為常，在日常生活中以「科學的理性」實踐「邪惡的平庸」。

兩人之間的羈絆無法輕易斷離，當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偶然撞見你之後，那個十字路口對你我的意義就不再一樣了。即使在分離之後，我的人生裡仍舊有你的影子，而你的人生裡也必然會有我的餘溫。

透過《富都青年》，我們可以重新思考，那些同樣也生活在馬來西亞，卻被刻意忽視的無國籍者、在富都苟延殘喘的靈魂，也是馬來西亞的子女嗎？

《五月雪》的阿英透過自己的行動和反抗，保留對已故親人的記憶，以及 49 年來不曾停歇的哀悼。

《之前的我們》以人生抉擇溫柔地回應了，一段關係的修成，也必然暗藏著一段關係的離去。正如諾拉、亞瑟、海聖三人的關係。

此為大四下課程《閱讀電影文化》的課堂討論摘錄。《銀翼殺手》的黑色電影元素、我如何知道自己真實存在？眼睛的隱喻？Tyrell 生產的複製人為何要像人？

「人們常說的不完美，實際上它們是美好的事；我們選擇讓哪些人進入我的小世界知道這些事，而彼此將可以共享這些美好的小缺陷。」

將一個身分符號化反而開啟了共享的可能。在蝙蝠俠以及班克斯的例子中，都展現了共享化身分後的公共性「可以使用，但不可擁有」

西裝筆挺的威門和意氣風發的 Evelyn 在巷口的對白值得讓我深思，威門抽了一口菸，望著 Evelyn 說了：「到不了的地方都是遠方」

在黑暗騎士裡，蝙蝠俠對戈登警長說：「我要讓蝙蝠俠成為一個精神象徵，每個人都能是蝙蝠俠。」

要不此生以英雄之姿離世，或者，看著自己在餘生成為個惡人。—〈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 2008）

海德格提出未來可能將會出現人力資源的預言，這個探問卻敲響了對於工作意義的辯駁「為甚麼我們要工作？」

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提出了對於所有程式設計師的質疑：我們用了甚麼數據訓練機器？這些數據如何取得？更重要的是，是誰決定要用這些數據的？

媒體與閱聽人的關係一直都是雙向的，買賣雙都必須同意這筆交易才會成立，因此單就新聞層面來說，不能全然地怪罪媒體，閱聽人也有影響媒體的能力。

不正是因為這些傷痛、憂鬱、挫折，才讓我們能感受到自己真正活著嗎？感受這些情緒本來就是我們身而為人的專利，深植在所有人的基因序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