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仅将“五四”命名为青年的节日局限了。当然，官方对“五四”的历史定位还是非常高的，称之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并用之来划分历史时期，“五四”之前是近代史，“五四”之后是现代史。

自严复译编的《天演论》于1898年刊行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广泛深远绵长。面世之初，即收获广泛强烈的反响。继尔，又成为递进兴起的各种思潮的引导，形成路径依赖，成为中国近现代各种思潮的源头。后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马列主义皆可追溯到严复所引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法国是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相信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和推动人类进步。其中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比较为中国人所熟知。但早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就产生了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拉波埃西。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自1921年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时间，于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至今已统治中国72年。回顾历史，有时未免感到非常惊奇。中国共产党何至于从一个弱小的政治团体而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几经挫折，但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中国的政权；...

当一个国家处于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冲突时，它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必然会出现重大的调整以消除内部矛盾和应对外部压力，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调整期或长或短，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复杂度及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一个长达100多年的调整期。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不同的文明不具有普遍意义，五阶段论最多只适合于西欧文明。马克思本人是意识到它的五阶段论的局限性的，所以称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一个特殊形态，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无论如何，“辛亥革命”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按照官方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不管我们对“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模式有着何种不同的认识，都不能否认“辛亥革命”事实上终结了这一政治制度。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精英与大众的分别。无论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都可以被归约到精英与大众之别。精英是那些在社会中起推动、引领、组织和管理作用的群体，而大众则是那些响应、跟随和提供基本支持的群体。精英总是少数，大众总是多数，这是由组织原理所决定的。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其发端于1861年初恭亲王奕欣上奏的《统筹全局折》，而于1894年9月北洋水师败于中日甲午海战而宣告破产，历经30余年。后代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几经反复，褒贬杂陈。

自传统社会解体的百多余年来，在外部世界的观照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几经颠覆，知识更新持续不断，这使得中国社会的父权呈现出持续衰落的趋势。在中国大多数的传统价值和对世界的认知遭到不断否定，同时又严重缺乏自主创新，不得不从外部世界吸取价值与知识的情形下，父权的持续衰落是一个必然现象。

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相比较，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宗教意识非常的淡薄。我猜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体差异较大，因而在远古时期，众人会比较容易服从某个能力超凡的个体，像黄帝、尧、舜、禹等，从而发展出以“圣人”崇拜为主的文化传统。

我曾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面临内外压力下的第一次规模以上的挣扎。目前中国还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挣扎的压力。”考虑到中国近现代的实质“是中国‘君权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并借助于外来躯壳的继续展开与升级”，我们可以将“太平天国”视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次尝试。

如果我们欲将中国统治权力的交接模式作个一以贯之的解释的话，那么可以将之归结为“私相授受”。权力的拥有者在死时或不得不退位时总是将权力交给他信任的人。千百年来，皆是如此。尽管其形式会随着组织规模扩大、信息沟通手段的进步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而有所变化，但其实质均是“私相授受”。

儒家经典中充斥着大量宣扬孝的训诫。《论语》中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孝经》中说，“孝莫大于严（敬重）父”；《弟子规》中说，“父母责，须顺承”。儒家的“孝”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亲，这形成了父亲支配子女，子女服从父亲的家长制，父亲是一家之长。

儒家思想始于周公，而成于孔孟。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却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孔子和孟子都不招人待见。与法家相比，他们推销的货色显然不对诸侯们的胃口。无疑，“仁义”这种产品在当时没有多大的“市场需求”，所以纵使孔孟之徒是当时最顶尖的营销高手，也无法出手，只好烂在自己的肚子里。

中国确实是一独特的存在。与其它国家相比，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尽管由于王朝腐败而多次分崩离析，但又奇迹般地重新建成“大一统”，而且体量越来越大；其次，中国是一个文化单体。如果不考虑周边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

4月29日，基伦·斯金纳--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在智库“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语出惊人，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此论一出，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经久不息。

今年是农历戊戌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两个甲子；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在近代同样遭到来自西方的冲击后，中日两个邻国受其影响都做出了反应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目标都是要通过变革来促进和实现国家的强大。其中，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都是影响两国的重大事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龙应台十多年前关于《红灯记》的一篇文章。当时《红灯记》首次赴台演出，她观后写的。文章大意，一是说《红灯记》受到了台湾观众的欢迎，二是称赞台湾当局开放两岸文化交流的举措，与对戏中歌颂共产党不以为意的态度。我想，这个时候转发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龙应台担任了台湾...

法国启蒙运动先驱拉波哀西英年早逝。他生于1530年，逝于1563年，年仅32岁就去世了。但他却留下了一本思想深刻、文才洋溢、影响深远的著作《自愿奴役论》。他的一生，绚丽激越，如燃烧的流星划过天空。拉波哀西与蒙田交往甚密，正是蒙田在他去世后付印了《自愿奴役论》，从而广为世人所知。

文化既在不断地发展，又具有稳定性。人类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如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等。各类文化不断发展或者灭绝，并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完全不变。比如，当今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就存在许多不同，当今中国文化中“孝”的价值已大大减弱，不能生成权力。

时至今日，中国仍未从根本上接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西方文化始终是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加以应对的。对科学技术，自然是为我所用；对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则是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之上为我所用。这未免有些让人感到困惑和惊奇，为何中国接触先进的民主自由思想已一百多年之久，而仍然对之如此疏离。

至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就是专制权力不断集中与强化的历史，这便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一、政治文化价值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历史的相背走向与西方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中国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个人的自然权利与行为受到政治权力越来越多的侵蚀、挤压和限制；而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则表现为个人权利或自由的不断增长和覆盖人群越来越广。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悠久传统，这也算得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吧！关于这一点，中国历来的志士仁人有过多重的表述： 孔子的说法是，“士若怀居，不足为士也”，意思是说一个士人，如果他总是想到家乡，想到为家乡做事，而不考虑天下，就算不上一个士人了。

至今为止，“五四”运动已经过89年了。然而，现在我们中国人面对未来却仍然感到非常困惑与焦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混乱，而未来却是非常模糊的。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定与恐惧，我们的生命暗淡而无意义。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在公元2008年这个时点上，我们回望“五四”，我们应该再次要问，“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今天之中国当然与百多年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将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与“辛亥革命”前中国人的政治理念加以比较，又如何呢？我不敢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确实可以说，也有了重大变化。当今中国人的与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其政治理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