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4章：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

迪馬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因為新一屆蘇聯領導班子上臺後並沒有在公眾面前表現出多大的魄力。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履新兩個月，發表了慶祝戰勝納粹德國40周年的講話。他在其中宣稱，“前線和後方的巨大工作是由黨、黨中央委員會和以總書記……伊瑟夫·維薩里諾維奇·史達林為核心的蘇聯國防委員會領導的”。這番話贏得了中央委員們熱烈的掌聲。1986年2月，戈巴契夫對法國《人道報》表示：“史達林主義是反共產主義者杜撰出來的一個概念，用以大規模抹黑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戈巴契夫向《人道報》保證，黨“已經從過去汲取了正確的教訓”。最後，在1986年6月與蘇聯作家的一次會議上，戈巴契夫說：“如果我們忙於處理過去，會占去我們所有的精力。這就相當於被人牽著鼻子走。我們必須前進。我們會解決過去的事。我們會把一切都安排好。但現在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向前看。”

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官員根本沒有心思全面公開，即使戈巴契夫也是如此。1987年年中，馬加丹市（曾是通往遠東臭名昭著的科雷馬勞改營的門戶）黨委書記對一群來訪的西方記者說，史達林大清洗的問題“在我們這裡並不存在。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經歷過那段歲月，”這位名叫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的官員說。“歷史已經翻過新的一頁。沒必要再糾纏不休。”他似乎忘了，僅科雷馬一地就有近300萬人被殺害。

戈巴契夫是在党的官僚機構中成長起來的，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完全失去像波格丹諾夫這樣的“元老”——更別提中央委員會、克格勃、軍隊和員警中的“老同志”——的支持，將意味著他的領導地位立即終結。多年後，聖彼德堡自由派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寫道：“極權主義在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公民的個人心理中埋下了一個雷區。每當極權統治面臨被瓦解的危險，每當國家看到真正復興的希望，地雷就會引爆。”

無論戈巴契夫是否喜歡這項任務，他都是秘密的守護者，是党的犯罪史的總館長。正如蘇聯政權將極權國家的殘暴和權術集於一身，留下了數以千萬計的屍體和扭曲的社會秩序，它還利用無孔不入的國家一體化，阻止從幼稚園到秘密員警的每一個機構對歷史的探究。史達林不是第一個推行歷史神話的領導人，只是最成功的一個。正如學者沃爾特·拉奎爾指出的那樣，現代歷史學對完整性和證據化的要求，只有不到200年的時間。印加帝國的帕里斯科普·維拉斯或許是眾多奉獨裁者之命編纂官方國家歷史的第一人。在俄羅斯，尼古拉一世不僅鎮壓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他還卓有成效地將其對自己權威的威脅，從歷史書上刪掉。

史達林繼承了操縱人類記憶的傳統，並將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十月革命之後的頭10年，歷史學家之間曾有過一定程度的共存，還允許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與其“資產階級”對手展開爭論。這一切在1928年舉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上宣告結束，同年史達林成為布爾什維克國家無可爭議的領袖。正如這次會議所表明的那樣，一手遮天的史達林對歷史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1934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頒佈法令，要求在所有教科書、中小學、大學和研究機構中，採用嚴格的意識形態版本的歷史。史達林親自監督編寫並出版了5,000萬冊著名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是一本憤怒的意識形態小冊子，用歷史學家熱裡克·約菲的話說，“就像一把錘子，把謊言的釘子敲進每個男孩和女孩的腦殼裡”。《簡明教程》是一本充滿歷史決定論的教科書，書中所有事件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指向一個光輝的結論：現政權的正確性和強大性。在這樣的教科書中，歷史沒有了內在的掙扎，沒有了矛盾和選擇，沒有了荒誕和悲劇。“彌天大謊”總是有一套自圓其說的內在邏輯。反對者被指控為國家公敵，屠殺是必要的。一切都昭然若揭，一切都用神話般的修辭語言來表達。史達林權力競爭的對手——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其他人——都是“白衛軍的侏儒，蚍蜉撼樹、不自量力”。這個政權的歷史——唯一的歷史——就是這樣傳給其臣民的。整個民族對自身的認識都建立在這本書的基礎上。任何質疑或蔑視都是大逆不道，就是觸犯天條。

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開始抨擊“個人崇拜”，《簡明教程》不再是唯一正統的教義。有了一個新文本，即修訂後的《蘇聯共產黨史》，它確保淡化史達林賦予自己的巨人角色。一些歷史學家甚至抓住解凍的契機，對赫魯雪夫只是一筆帶過的罪行進行更公開的評價。維克托·丹尼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領導了對集體化運動的開創性研究。

然而，當勃列日涅夫於1964年推翻赫魯雪夫，並慢慢開始推行新史達林主義運動時，意識形態領域的“灰衣主教”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將注意力轉向了歷史。鐘擺再一次向教條主義劇烈傾斜。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任命黨史專家謝爾蓋·特拉佩茲尼科夫為中央委員會科學和教育部長，實際上讓他負責從愛沙尼亞到薩哈林島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和每一堂歷史課。為了確保從歷史研究中徹底消除“解凍”的影響，特拉佩茲尼科夫禁止出版丹尼洛夫的集體化研究報告。在真正的史達林傳統中，特拉佩茲尼科夫認為集體化是必要且公正的。特拉佩茲尼科夫認為，集體化的輝煌需要一位元負責任的歷史學家保駕護航。他任命了自己。

共產黨對歷史研究的控制如此徹底，以至於蘇聯但凡有一點價值的歷史著作幾乎全部出自持不同政見者之手：羅伊·梅德韋傑夫的馬克思主義史達林研究著作《讓歷史來審判》、米哈伊爾·蓋夫特爾關於史達林主義的論文，以及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對集中營進行的“文學調查”。儘管梅德韋傑夫和蓋夫特爾對革命和列寧忠心耿耿，但他們還是被拋到了蘇聯社會的邊緣，受到克格勃的長期監視。勃列日涅夫試圖恢復史達林昔日的威望，但他不能容忍叛教行為。索爾仁尼琴的罪過要大得多。他揭露了該政權和包括列寧在內的每一位蘇聯領導人與生俱來的非法性。這是不能容忍的。1974年，索爾仁尼琴成為自托洛茨基之後第一個被強制驅逐出境的人。

壓制持不同政見者的寫作和研究只是國家機器控制歷史的一小部分。特拉佩茲尼科夫確保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馬列主義研究室、大學、期刊和學校都沒有一個“異議分子”。波羅的海人、烏茲別克人或烏克蘭人不敢宣稱他們的歷史或文化與俄羅斯和蘇聯的有什麼不同。這會破壞與蘇聯人“一衣帶水、血脈相連”的神話。所有潛在的爆炸性問題——從列寧在十月革命後解散民選立憲會議到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都需要一個傳統的童話故事或一種折中的集體失語來阻止哪怕泛起一絲辯論或“異議”。例如，在入侵阿富汗問題上，歷史學家們寫的是“國際主義責任”和“社會主義兄弟”的“邀請”——要麼根本就裝聾作啞。

“只有傻瓜或空想家才會想把研究蘇聯歷史作為自己的職業。”拜占庭學者謝爾蓋·伊萬諾夫說。“任何真正對歷史感興趣、忠實歷史的人，都會確保盡可能遠離蘇聯時期。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你能讀到的批評盡是一些晦澀的影射或隱喻，歷史學家在寫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法國大革命或法西斯主義崛起時，借古諷今、針砭時弊，也許只有少數人才會聽出弦外之音。但如果你真的把蘇聯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你肯定會以某種方式失敗。”難怪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後來成為蘇聯歷史研究激進改革最成功的代言人，他受過黨派政治方面的良好教育，但他的專長卻是法國歷史。

莫斯科彙聚了眾多研究蘇聯時期的學者，不僅有梅德韋傑夫、蓋夫特爾和阿法納西耶夫，還有職業理論家、憤世嫉俗者和江湖騙子。我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與歷史系主任尤裡·庫庫什金度過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夜晚。庫庫什金是本行業最著名的新派人物之一，他與中央委員會關係密切，能罕見地接觸到西方書籍和蘇聯檔案，他振振有詞地講述了他如何“完全不知道”史達林的集體化運動如此“代價高昂”。他的聲音和舉止無不喚起人們深深的同情，仿佛他也曾是一名地下持不同政見者。

“如果我試圖直言不諱，恐怕會粉身碎骨。”庫庫什金說。“苦澀占了上風。如果只需一個人能完成這一切就好了。如果我們能接觸到那些檔就好了。我們工作的情形就好比一個化學家，他被指派去完成一項發現，治癒一種疾病，但他只能使用實驗室管理員分配給他的化學品。事實上，我不知道有誰知道真正的事實，並有意識地歪曲真相。”

但是，儘管庫庫什金有“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道義感，他還是傾向加以控制，他希望由“正確的人”來做學問。“當然，我們的研究需要平衡，但現在我們只是在往列寧的光頭上潑污水。”他說。“我相信我們的國家會挺過去的。我相信列寧也會。但是，如果一個民族不再相信未來，如果他們只能在共同的過去中看到黑暗，那麼他們就會陷入一種精神萎靡的狀態，我不確定我們能否治癒這種狀態。為了激發人們的信心，我們不僅要展示我們歷史上的骯髒、醜惡和血腥，還要展示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我們是一個光榮而強大的國家。我們擊退了外國侵略者。我們必須為此感到自豪。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擔心我們不會在精神上自我毀滅。”

多虧了特拉佩茲尼科夫，各大高等院校裡湧現出無數“庫庫什金”們。但也有像根裡克·喬夫這樣的男男女女，他們認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誠實的，儘管他們非常清楚，體制太強大了，任何破壞或愚弄體制的企圖在其面前都不堪一擊。喬夫60出頭，卻寫了許多關於二月革命和羅曼諾夫王朝的書，“所以我還太年輕，沒有經歷過史達林統治下對歷史學家最嚴厲、最致命的打擊”。但他確實接受了標準的史達林主義教育，接受了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老師們在《簡明教程》中無休止的灌輸。

“那就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生活的地方，”一天下午，他說。“戰後的日子曾有過一絲喜悅，一絲解凍，但在1949年、1950年，他們指責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吹者'。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原來是我的兩個朋友——朋友！——偷了我的幾本筆記本。在我的一些授課筆記中，我在頁邊空白處寫道：‘他們一定認為我們是白癡，才會相信這一切。’僅此而已。只是一時的沮喪和懷疑。後來，我找不到我的筆記本，我想我可能把它們弄丟了。我沒太在意。但下一次我看到它們時，是我必須出席一次公開會議，面對一百多人，包括大學裡的學生和朋友、共青團委員會的人以及其他所有人。當我們走進大廳，所有我所謂的朋友都紛紛躲開我。突然，從主席臺上，黨委書記指著我喊道：‘看看誰坐在我們面前？喬夫！他認為你們都是白癡！’”

喬夫為自己的罪行付出的代價相對較小。他被派到省城科斯特羅馬教書，直到史達林去世。

回到莫斯科後，喬夫在列寧圖書館工作，並開始寫書。“你可以做一些小事，讓自己至少感覺還算誠實。”他說：“一種方式就是引介外國資源，然後確保你批評‘資產階級杜撰者’。我現在不確定我是否為此感到慚愧。我確實積累了很多關於二月革命的材料。如果我非常幸運的話，一些讀者可能會感覺到，二月革命不僅僅是十月革命的彩排。他們也許意識到，二月革命是推翻君主政體、嘗試某種民主的時刻，無論這種民主多麼脆弱。但我對此深表懷疑。

“不幸的是，我妥協得太多了，這讓我現在難以承受。說實話，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方式是否是一個完全有意識的選擇。我覺得這與我的性格有關。從本質上講，我是一個善於妥協的人，而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我已經不再年輕，要承受這些巨變和資訊的洪流並不容易。我有時會為自己如此迅速地改變歷史觀而感到內疚。但怎麼可能不這樣呢？一個人怎麼可能看不到是什麼呢？難道我應該為了某種愚蠢的一致性而忽視這一切嗎？我想起歷史學家愛德華·布林紮洛夫，1956年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時，他可能是自由派最重要的歷史學家。而在此之前，布林紮洛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史達林主義者，還是《文化與生活》雜誌的編輯，該雜誌攻擊猶太人，即所謂的世界主義者。我問他，‘一個史達林主義者，一個政黨野心家，怎麼可能突然轉變立場，突然改變信仰呢？’他一時回答不上來。但後來他說，‘如果有人終於有機會表達自己，說出真相，他為什麼要放棄呢？’”

歷史的回歸首先始於赫魯雪夫1956年譴責史達林的“秘密講話”。但這種“解凍”極其有限，而且事實證明是可以逆轉的。過去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被塞回妖怪的瓶子裡，如果不對其進行全面而審慎的反思，就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改革，更不用說民主革命了。德米特裡·尤拉索夫和民主派知道這一點，戈巴契夫也心知肚明。歷史重返蘇聯人民的思想和政治生活是未來巨變的基礎。

經過兩年的徘徊不前和遮遮掩掩，戈巴契夫以1987年為契機，重啟赫魯雪夫開創的事業。他首先通過一部電影，然後是在十月革命70周年紀念日上發表演講，打開了通往歷史的大門。

欽吉茲·阿布拉澤個子不高，舉止優雅，眼神銳利，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生活和拍攝電影。到1980年，他已憑藉兩部寓言作品——《祈禱》（1968）和《願望樹》（1977）——奠定了自己作為傑出哲理電影製作人的聲譽。他在創作方式和藝術風格上一絲不苟，花數年時間思考和打磨，待自己的想法成熟，然後才拍攝一個鏡頭。

阿布拉澤說，與大多數莫斯科知識份子陰暗潮濕的洞穴式公寓不同，他位於第比利斯的房子空氣清新，是一個“生活和呼吸”的好地方。午餐時，他一邊享用格魯吉亞紅葡萄酒——“史達林的最愛”——和當地一種名為“卡查普裡”的比薩，一邊談論他是如何製作《懺悔》這部電影的，該片講述了罪惡的遺產以及國家和個人審視過去的道德需要。儘管電視和報紙是這場公開化運動的主要媒介，但阿布拉澤的電影才是恢復歷史記憶的橋樑。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品——米哈伊爾·沙特羅夫的歷史劇、阿納托利·雷巴科夫和弗拉基米爾·杜金采夫的小說——相比，《懺悔》更加振聾發聵，震撼民眾的心靈。1987至1988年間，《懺悔》在全國公映，產生了如此強烈的反響，以至於可以與列寧的“宣傳鼓動部”列車相提並論，這些列車奔赴各省，車上配備可擕式影院，沿途放映宣傳布爾什維克革命光輝歷程的影片。作為一位藝術家或理論家，阿布拉澤可能無法比肩蘇聯早期最偉大的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吉加·維爾托夫和亞歷山大·杜輔仁科。但由於其政治影響力，《懺悔》成為自赫魯雪夫“解凍”期間出版《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來，蘇聯最重要的抗爭性文藝作品。

阿布拉澤無需千里迢迢就能獲得《懺悔》的靈感。“我的創意來自一個發生在格魯吉亞西部村莊的真實故事。”他說。“一個蒙冤入獄的人最終獲釋。他的整個人生都被踐踏和粉碎了。當他回到家時，發現了送他入獄的那個人的墳墓。一天晚上，他走進墳場，挖開墓地。他打開棺材，取出屍體，把它靠在牆上。這是他的復仇行為。他不讓死者安息。這個令人心驚膽戰的故事告訴我們，我們可以通過這一幕來展示整個時代的悲劇。這就是點燃我們構思的火花，然後進入劇本創作。”

阿布拉澤先是與兒媳娜娜·詹塞莉澤合寫了一個長達18頁的劇本大綱，接著在1981年完成劇本，講述一位名叫瓦爾拉姆的獨夫民賊的故事，他在史達林統治下的20世紀30年代末期摧毀了一個又一個人的生活。瓦拉拉姆是一位省級市長，他承諾要為他的人民建造一個“人間天堂”。然而，他卻在殘暴的偏執狂中肆意蹂躪他們。作為一個老人，他甚至試圖用手槍射下太陽。

“人民需要一個偉大的現實！”瓦爾拉姆說，這與列寧和史達林扭曲的家長作風如出一轍。後來，他為自己的嗜血辯護說：“每3個人中，就有4個我們的敵人！是的，不必驚訝。一個敵人相當於一個多朋友！”

瓦拉姆是如此冷酷無情，在一個場景中，他與一位名叫桑德羅的藝術家結為好友，然後把他送進集中營處死，宣稱他犯有“個人主義”和與“無政府主義詩人”交往的罪行。幾十年來，桑德羅的女兒一直耿耿于懷她父親基督般的殉難，最終挖開了瓦爾拉姆的墳墓，將屍體靠在牆上。她不會忘記，也不讓身邊的人忘記。

這部影片充滿了費裡尼常用的寓言手法和地域色彩，講述了記憶的必要性，即不僅要與當下的暴政作鬥爭，還要與過去的瘋狂作鬥爭。瓦爾拉姆的兒子亞伯比父親好不了多少。他隨波逐流，重蹈父親的覆轍。他沒有良心，沒有記憶。他起訴桑德羅的女兒凱蒂，這個女人曾多次挖掘暴君的墳墓。

而亞伯的兒子托尼克無法理解他所繼承的生活。他怒斥自己的父親。在影片中最重要的一幕中，托尼克與亞伯對峙，這場戰鬥不僅可以被解讀為幾代人之間的衝突，也是人類與權力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這些你都知道嗎？”托尼克問父親。

“知道什麼？”亞伯說。

“關於爺爺的。”

“爺爺從來沒做錯什麼。那是個複雜的年代。現在很難解釋清楚。”

“這跟‘時代’有什麼關係?”

“很多，”亞伯越說越生氣。“當時的情況不同。攸關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被敵人包圍著，他們想要消滅我們。我們應該對他們仁慈嗎？”

“藝術家桑德羅·巴拉特利是敵人嗎？”男孩問。

“是的。他也許是位優秀的藝術家。但他對很多事情都不瞭解。我不是說我們不會犯錯，但當數百萬人的幸福受到威脅時，幾條人命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該從這個角度看問題。”

“所以你們就把數學應用到人類生活中，比例至上？”男孩厭惡地說。

“別那麼憤世嫉俗，”亞伯說。“你該明白，作為一名公職人員，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托尼克對父親的蔑視更深了。“一個人生來是人，”他說，“然後才是一名官員。”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亞伯說，“現實可不這樣。瓦拉爾姆全心全意為社會利益服務，有時發生的事情並非他所願。”

“告訴我，”兒子說，“如果他接到命令，他會毀滅整個世界嗎？”

影片最後，托尼克在絕望中開槍自盡。

那是1981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任總書記，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是格魯吉亞最有權勢的人。阿布拉澤把劇本帶給了謝瓦爾德納澤。“謝瓦爾德納澤讀完劇本後說，我們必須想辦法做成這件事，”阿布拉澤說。“他告訴我，‘同樣的事，1937年也發生在我家裡。'他親眼目睹了一切。他自己的父親也在被捕者之列。我也記得一切。當時我還是個孩子，雖然記不清所有的細節，但我記得那種情緒和恐懼。我的父親是名醫生，他總是準備好一個手提箱，裡面裝著一些衣服。他與政治無關，但他知道隨時都可能有人來敲門。他們逮捕了你，你再也沒回來。”

“所以謝瓦爾德納澤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想盡辦法把這部電影拍出來。但他說無論如何都得通過莫斯科的審查。我們去找了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雷佐·奇赫伊澤，他告訴謝瓦爾德納澤，各共和國和整個蘇聯都有電影計畫。對於加盟共和國的計畫，我們只需上報電影的主題和導演的名字即可。於是我們發了一封電報說：‘導演欽吉茲·阿布拉澤想拍攝一部關於道德倫理問題的電影。'僅此而已。莫斯科同意了，只說這部影片聽起來‘很有趣’。隨後，謝瓦爾德納澤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他告訴我們，電影‘越籠統越好。’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是這部影片的編外作者。”

阿布拉茲稍微修改了劇本，使瓦爾拉姆不再只是史達林的翻版。由著名的格魯吉亞演員阿福坦迪爾·馬哈拉澤飾演的瓦爾拉姆留著希特勒式的小鬍子，同時戴著讓人一眼就能聯想到史達林秘密員警頭目拉夫連季·貝利亞的夾鼻眼睛。阿布拉澤給瓦爾拉姆的衛兵穿上中世紀的盔甲，加深了年代感。最後，他給瓦爾拉姆起了一個姓氏阿拉維澤，這有點像卡夫卡筆下半匿名的K。格魯吉亞語中沒有阿拉維澤這個名字，但這個詞的詞根“阿拉維”的意思是“沒有人”。

“我們甚至希望這個名字能夠暗示瓦爾蘭姆代表著普天下所有極權主義者、獨裁者的形象”阿布拉澤說。“其中既有史達林，也包括赫魯雪夫和列寧。我的一個朋友在莫洛托夫去世前見過他，他對莫洛托夫說：‘你知道，列寧死得早真可惜。如果他能活得久一些，天下就會太平許多。’但莫洛托夫問：‘為什麼這麼說？’我的朋友回答：‘因為史達林是個吸血鬼，而列寧是個高尚的人。’莫洛托夫笑了笑，然後說：‘與列寧相比，史達林不過是一隻羔羊。’”

1984年，阿布拉澤用5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拍攝。但當時勃列日涅夫的門生康斯坦丁·契爾年科仍然大權在握，因此這部電影只能和其他幾十位元電影製作人的作品一起“束之高閣”。

契爾年科去世後不久，1985年3月戈巴契夫上臺，阿布拉澤的老朋友謝瓦爾德納澤被任命為政治局委員。《懺悔》的前景出現了轉機。1986年春，阿布拉澤打電話給莫斯科的謝瓦爾德納澤，問他能否利用自己對戈巴契夫的影響力，讓這部電影於5月份在首都的一個大型電影節上放映。出於某種負罪感或義務感，謝瓦爾德納澤會見了戈巴契夫。

“我欠家鄉人很多情，無法一一償還。”謝瓦爾德納澤對戈巴契夫說：“但有一筆債，無論怎樣我都必須償還，你可以幫助我。”

謝瓦爾德納澤安排戈巴契夫觀看了《懺悔》。影片結束後，戈巴契夫（他的祖父也曾在史達林時代入獄）同意發行這部影片。

不幸的是，一場危機打亂了部署：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這個決定不得不推遲。

大約在同一時間，導演、電影製片人協會新任主席葉列姆·克裡莫夫推出了一項名為“衝擊波”的項目，以便將許多在前蘇聯領導人時期被禁的電影從倉庫搬上銀幕。克裡莫夫意識到，阿布拉澤的《懺悔》的主題如此具有爆炸性，需要最高層做出決定。他找到了改革派的自由思想家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看完《懺悔》大吃一驚，他把阿布拉澤叫到辦公室，道出了他的計畫。他們將“洩露”這部電影，首先在精心挑選的場所向有限的觀眾試映。然後，再慢慢增加放映場次，從而為《懺悔》公映輔平道路。

事實證明，《懺悔》的放映與重大政治事件發生的時間，有著不可思議的巧合。1986年10月，該片在莫斯科、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連映數場，主要面向一些有名望的知識份子觀眾。1987年1月，戈巴契夫主持召開了一次突破性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他在會上斬釘截鐵地宣佈，他正在準備對政治和經濟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現在，戈巴契夫躊躇滿志，一個月後，他重返公眾舞臺，這一次，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記者和作家招待會上表示，必須填補歷史的“空白點”。“我們不能忘記那些名字。”戈巴契夫說。“而遺忘或抹去人民生活中大段的歷史則更加不道德。必須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懺悔》在數千家影院上映。吸引數百萬人觀看，包括那個名叫迪馬·尤拉索夫的年輕人。

被最高法院檔案室解雇後，尤拉索夫一直在印刷廠當工人，裝卸卡車。這部電影讓他重振精神。現在他認為，改革不再是一句空話。尤拉索夫發現，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想要瞭解過去的人。莫斯科的一些知識份子開始組織討論小組和公共論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已白髮蒼蒼，對解凍的成功與失敗仍記憶猶新。在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尤裡·阿法納西耶夫被任命為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阿法納西耶夫很快發起了一場主張徹底修正蘇聯歷史的公眾運動，並組織了一系列關於史達林時代的講座。他邀請學者和大清洗的倖存者勇敢站出來發言。

尤拉索夫則開始考慮將他很久以前在檔案館開始的工作“合法化“。他想向世人展示他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他希望得到人們的幫助，以擴大他收集失蹤者的名字。他開始參加這些講座和討論小組，那怕只是為了接近那些他在檔案中讀到的活生生的人。

1987年4月13日，尤拉索夫參加了在“作家中心”餐廳舉行的“記憶之夜”活動。前幾位發言人謹慎地談到過去的罪行。這是老一輩人，他們習慣於使用一種模棱兩可、含糊其辭的語言。他們受過委婉和含蓄藝術的薰陶。他們最直白的抱怨是缺乏資訊。

迪馬感到沮喪、壓抑。就在大家準備離開之前，他要求發言，並得到了許可。尤拉索夫像個憤怒的搖滾歌手一樣，帶著狂放不羈、聲嘶力竭的表情，描述了他這些年的所作所為。他說，他從自己的地下研究中收集了12.3萬張資訊檔案卡。他表示，根據他的經驗，檔案館裡至少藏有1,600萬份涉及逮捕和處決的檔。尤拉索夫告訴聽眾，他在翻閱卷宗時，發現了蘇聯最高法院院長寫給赫魯雪夫的一封絕密信件，信中報告，1953年至1957年間，有60萬在史達林時代被處決的人，死後得到平反。尤拉索夫說，1963年至1967年間，又有61.25萬人獲得平反。他介紹說，從1929年起，所有“反蘇”罪行——大清洗期間和之後使用的通用術語——都被記錄在內務部檔案館一個巨大的索引卡資料夾中。

“我有統計資料。”尤拉索夫說。“當然，並不完整，但可以提供一個大致的概念。”

人群被震驚了，不僅僅是因為人數，還因為尤拉索夫能接觸到這些材料，以及他的精確度。當晚的主要發言人之一、一位年長的歷史學家在迪馬坐下後拿起麥克風說，這位元年輕人顯然“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我估計也比大廳裡其他任何人知道得都多。我要向他致謝。”

散場時，一位聽眾問尤拉索夫，他是否真的認為他的“真誠”會帶來什麼。

“嗯，”他說，“到底改革已經開始，或者又是紙上談兵，很快就會見分曉了。”

1987年夏，戈巴契夫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開始起草一份關於歷史的演講稿，準備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慶典上發表。

這次演講將是戈巴契夫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一輪政治和理論斡旋。首先，戈巴契夫本人仍然堅信他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他繼續視列寧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歷史楷模。絕對沒有證據表明戈巴契夫企圖破壞，更不用說摧毀蘇聯的意識形態或國家地位的基本原則了。1987年時肯定不會。他也清楚地知道，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地方黨委由一干人主導，這些人的事業和生活都建立在頑固、僵化的世界觀的基礎上，這種世界觀不允許對官方版本的蘇聯歷史——殘酷的集體化和工業化運動的“必要性”，史達林在戰爭中“英明偉大”的領導地位——提出過多挑戰。為了保住權力，戈巴契夫只能從少量的真相開始。

1987年夏秋兩季，政治局多次舉行會議，討論如何以最佳方式發表革命日演說。戈巴契夫別無選擇，只能玩策略和詞藻的遊戲。共產黨不僅是這個國家最強大的政治力量，也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後來被稱為民主反對派的組織幾乎不存在。從安德列·薩哈羅夫這樣的前持不同政見者到早期的“非正式”團體（如民主改革派），各種支持改革的力量都把希望寄託在戈巴契夫身上。這就是權力所在，他們希望保持這種狀態。戈巴契夫面對的政治局中，堅定的改革者只有4人，占少數：戈巴契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像伊戈爾·利加喬夫這樣的強硬派和尼古拉·雷日科夫這樣的溫和保守派明顯占多數。“如果認為當時的保守派不如發動八月政變的人保守，那就太愚蠢了。”謝瓦爾德納澤對我說。歷史演說的每一個字都是一場看不見的搏鬥，一場政治角力。雅科夫列夫告訴我，當戈巴契夫分發草案時，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要求戈巴契夫不要稱史達林為“罪犯”。在這個問題上，戈巴契夫行使了自己的選擇權，否決了同事們的意見。

10月，戈巴契夫在一次全體中央委員會閉門會議上試演了11月的講話。與1956年的赫魯雪夫一樣，戈巴契夫也用具體數字描述史達林主義的恐怖：活到1937年的13名老布爾什維克革命家中，有10人被清洗；出席1934年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和中央委員會70%的成員被“消滅”；數以千計的紅軍指揮官——希特勒侵略前夕的將校之花——被殺害；戰爭的勝利是如何不要史達林的領導——而不是在史達林的領導——下取得的。戈巴契夫在宣讀這篇血腥的長文時，注意到人群中出現了一陣不安的竊竊私語。他中斷演講，稍微後退一步。

“同志們，”他說，“請記住，我在這裡所說的一切並非都會以詳細的文字寫進70周年紀念演講中。它將只包括對我們歷史上複雜時期的概括性總體評述。”

在周年紀念和公開演講之前，利加喬夫給戈巴契夫打電話。利加喬夫告訴我，他也支持放映《懺悔》，是的，他和他妻子的家庭曾因史達林的大清洗而受到“傷害”。但現在他開始擔心，總書記的強硬講話會給蘇聯歷史“抹黑”。

“這將意味著否定我們全部的生活！”利加喬夫憤怒地對戈巴契夫說。“我們正在為人們唾棄我們的歷史開闢道路。”

戈巴契夫知道自己大權獨攬，但他也意識到權力平衡之微妙。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結束時，改革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伯里斯·葉利欽憤然辭職，怒斥利加喬夫“恃強淩弱”，甚至指責戈巴契夫製造“個人崇拜”，以打壓政治局內部不同聲音。葉利欽的辭職以及隨之而來情緒化、公開化的譴責，清楚地表明戈巴契夫處在怎樣一種政治環境——有一天會被他比作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隨著全會會議記錄被公開，人們將瞭解到，黨內最高領導層的氣氛有多麼動盪不安，甚至喪心病狂。就連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都不得不加入強硬派的行列，對葉利欽大加撻伐。戈巴契夫也毫不留情。總有一天，葉利欽的虛張聲勢會演變成決定性的歷史事實。總有一天，強硬派會拒絕受人擺佈，絕地反擊，首先是政治反擊，然後是軍事反擊。那將是葉利欽的時刻。但現在，戈巴契夫試圖操縱歷史辯論，這就亟須手腕和妥協。是的，戈巴契夫會唾棄史達林——但要小心謹慎。

1987年11月2日，戈巴契夫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向全國電視觀眾和共產主義世界的元勳鼻祖們發表演講。東德的埃裡希·昂納克、波蘭的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尼加拉瓜的丹尼爾·奧爾特加、捷克斯洛伐克的米洛什·雅克什、羅馬尼亞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戈巴契夫自己的中央委員會：都在那裡聆聽關於政權的歷史（或隱瞞多少真相）的發言。很快，他們都將被革命和選舉顛覆——除了卡斯楚——而很大程度上，原因就在於這次演講。戈巴契夫的演講平淡無奇，充斥著喬治·奧威爾想像的、由怯弱者組成的委員會所完善的共產黨“新話”，但它還是打開了大門。歷史的雄獅咆哮著沖了進來。

幾年後的今天讀來，這篇講話似乎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遺跡，是暴君的後裔每年向過去和黨的正確路線致敬的意識形態咒語。

“親愛的同志們！尊敬的外國來賓們！我們離令人難忘的1917年10月，那個開啟人類進步的新紀元和人類歷史真正起點的傳奇日子，已經過去了整整70年。十月革命確實是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一個嶄新的黎明……

“1917年表明，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做出選擇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革新，如果不邁向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不擁抱社會主義，20世紀就不可能取得進步。”

經過幾番冗長的段落和熱烈的掌聲之後，真正目的的面紗才撩起，一種近乎道歉的語氣悄悄滲入慶祝儀式的基調。

“今天，我們不時以批判的態度反思我們的歷史，”戈巴契夫說，“那只是因為我們想更好、更全面地瞭解我們的未來之路。”

在這裡，戈巴契夫陷入了一個可悲的境地，當他明確轉向史達林時，他承諾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看待歷史。“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我們既要看到史達林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捍衛社會主義成果做出的無可辯駁的貢獻，也要看到他和他的圈子犯下的令人髮指的政治錯誤和暴行，我們的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戈巴契夫甚至向《簡明教程》中的歷史進程決定論的觀念和歷史思維方式表示敬意。“以清醒的眼光審視歷史事實，綜合考慮國內外緊迫的形勢，就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除了黨提出的路線，還能選擇其他路線嗎？如果我們希望忠於歷史方法和生活本身，那麼答案只有一個：不，不可能。”

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掌聲震耳欲聾。

但隨後，這一切胡言亂語的原因出現了，這是揭開赫魯雪夫在1956年只能秘密進行冒險的坦率時刻。終於，一位蘇聯領導人在公眾面前，在數百萬電視觀眾面前，說出了幾段真話：

“顯而易見，正是由於蘇聯社會缺乏適當程度的民主化，30年代的個人崇拜、違法亂紀、專橫跋扈和迫害——說白了，就是濫用權力的真正罪行——才成為可能。成千上萬的黨員和非黨員遭到大規模鎮壓。同志們，這就是慘痛的事實。社會主義事業和党的權威遭到了極大地傷害，我們必須直言不諱。這對於最終堅定不移地實現列寧的社會主義理想至關重要。

“史達林及其親信對在党和人民面前所犯下的大規模鎮壓和無法無天的行為負有重大的、不可饒恕的責任……即使現在，仍然有許多人無視我們歷史上的敏感問題，試圖掩蓋這些問題，假裝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我們不能同意這一點。這是對歷史真相的扼殺，是對那些淪為慘無人道和肆意妄為的無辜受害者的回憶的褻瀆。”

幾塊小禁臠淹沒在一大鍋燴菜中。或許是為了明哲保身，避免走得太遠，戈巴契夫話鋒一轉，重拾慶祝和自滿的腔調。

“無論是多麼可怕的錯誤，還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叛，都不能撼動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祖國沿著1917年開闢的道路……

“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在實踐中探索和檢驗出來的經驗，具有普遍的人類意義。它向全世界提供解決人類生活基本問題的答案，並賦予其人道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其核心是勞動人民……1917年1月，我們告別了舊世界，頭也不回地拋棄它。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世界，共產主義的世界。我們永遠不會偏離這條道路。

文字記錄告訴我們，“[長時間暴風驟雨般的掌聲]”。

當時，許多西方歷史學家認為這次演講即便不是倒退，也是一次莫大的失望。但是，儘管演講中存在種種明顯的缺陷——不願批評列寧，讚揚殘酷的集體化運動——戈巴契夫還是開啟了最重要的討論。無論思想上、政治上還是道德上，演講都將在動搖史達林主義的根基和帝國制度方面發揮關鍵作用。1989年，克里姆林宮極不情願地“公佈”了《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協定，該協定將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的控制權從納粹德國轉移給莫斯科，這加速了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解放。就在成千上萬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瓦茨拉夫廣場舉行示威遊行時，《真理報》發表了一篇圓桌討論，草草爭辯了1968年入侵布拉格的好處。《真理報》的文章證實了克里姆林宮對自己過去態度的轉變，並幫助捷克共產黨喪失了最後一點“合法性”。波蘭人民將瞭解到加里寧、卡廷和斯塔羅貝爾斯克森林大屠殺的真相，以及他們的國家屈服于莫斯科的起源。還有其他幾十個例子。當歷史歸來，所到之處震天動地、排山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