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瘋

列寧未能理解自己政黨官僚主義問題的本質。他沒有看到布爾什維克官僚機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級，除了它聲稱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之外，它還有自己的特權利益。他用行政措施來應對官僚主義的氾濫，仿佛一些小小的技術調整就足以根除這個問題，可現在最需要的是對整個政治制度進行徹底改革。

白軍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最後可歸結為他們自身的慘敗，他們未能與過去決裂，未能在1917年的進程中重新掌握主動權。俄國反革命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它太反革命了。

沒有人知道這些年被契卡鎮壓和殺害的確切人數。但是，如果包括所有在其營地和監獄中的人，以及那些被契卡部隊在鎮壓罷工和叛亂中處決或殺害的人，那麼肯定有幾十萬。雖然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但被契卡殺死的人可能比在內戰中死亡的人多得多。

當然，這一切都是徒勞的。不可能消滅市場，就像伏爾加河和頓河不可能倒流一樣。在整個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火車上仍然擠滿了背口袋的人（他們很容易賄賂鐵路官員）。

1914年入伍的農民中，有四分之三登記為識字者。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庫，新一代的軍官和軍事技術人員將從這裡誕生，以取代因與同盟國戰爭而被摧毀的舊精英階層。1914年至1917年間在軍官學校學習的軍校生中，有六成來自農民家庭。這些人是激進的源動力，正如1917年的奧斯金，他們在軍隊中領導革命並被選入士兵委員會。

俄羅斯太兩極化了，其人民群眾的教育程度太低，無法維持民主體制來對抗兩個極端的敵人。直到1920年秋，反布爾什維克運動才重啟民主形式，但那時要推翻新的專制政權為時已晚。俄國革命的悲劇即在於：人民在政治上過於軟弱，無法決定革命的結果。

在新切爾卡斯克，官方鐘錶是按聖彼德堡時間運行的——比當地頓河時間晚一小時——仿佛準備恢復在沙皇首都的政府工作。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象徵白軍的懷舊態度了。確切來說，他們是在試圖讓時間倒流。他們的一切，從沙皇時期的制服到正式的禮服，都代表著對恢復舊政權的渴望。

誠然，在1919年和1920年期間，列寧曾醉心通過共產國際輸出共產主義的想法；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從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看，“永久革命”已經結束，這一點，用列寧的名言來說，即政權的目標將僅限於“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

1918年1月，在一次各省党的宣傳工作者會議上，列寧解釋說，應該鼓勵掠奪資產階級財產，以此作為一種社會正義的報復形式。他稱之為“掠奪掠奪者”。這句話很快就成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口號，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掀起了一場搶劫和暴力的狂歡。高爾基將其描述為一場大規模的暴動。

這是自“二月革命”以來，政府軍第一次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受害者于1月9日，即血腥星期日的周年紀念日，被埋葬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公墓，與那次大屠殺的受害者為鄰。人們注意到，歷史總是不斷地重複。幾個工人代表團參加了葬禮，其中一個代表團獻上了一個花圈，上面寫著：“獻給斯莫爾尼專政的受害者”。

很少有歷史能像1917年10月25日事件那樣，被神話歪曲得如此面目全非。人們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普遍印象是：成千上萬的人衝鋒陷陣，數千名戰鬥英雄光榮犧牲。這種印象更多的要歸功於電影《十月》——愛森斯坦為紀念起義十周年而製作的輝煌但主要是虛構的宣傳片——而非歷史事實。

十月革命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現代史上很少有事件能更好地說明個人對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影響。如果沒有列寧的干預，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而20世紀的歷史也將被重新改寫。

克倫斯基決心親自扮演波拿巴的角色，他擔心科爾尼洛夫會成為對手。如果你喜歡的話，這是一個兩個人卻只有一匹白馬的問題。

毫無疑問，他對自己深深的屈辱感到憤怒和沮喪；然而，他無力反抗，不是因為沒有槍，而是因為他缺乏意志。幾個世紀以來的奴役剝削和卑躬屈膝並沒有讓他準備好站起來反抗他的政治主人，這就是整個俄羅斯人民的悲劇。這是整個革命過程中最精彩的一幕——歷史上罕見的時刻，這一刻，隱藏的權力關係閃現在事件的表面，照亮了未來的發展進程。

李沃夫認為，國家的總體利益正在淪為政黨和階級的特殊利益的犧牲品，從而把俄羅斯進一步推向內戰的深淵。他感到自己陷入了左右兩派的火力網中，在政治上無能為力，7月3日，他終於決定辭職。“我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李沃夫對他的秘書說，“恐怕我的那種自由主義也是如此。

在某種意義上，令高爾基在1917年絕望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而是所有政黨。“政治，”他在4月20日寫道，“是社會的仇恨、邪惡的猜忌、無恥的讕言、病態的野心和踐踏個人的溫床。所謂人性中任何不好的一面，恰恰是在政治鬥爭的土壤中發展起來的。”他的呐喊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知識份子（他把政…

在列寧為《四月提綱》而鬥爭的過程中，這種霸道的態度被放大到幾乎是狂妄自大的地步。克魯普斯卡婭稱之為“怒火”——她的丈夫在與其政治對手發生衝突時的瘋狂狀態——接下來的五年，她不得不與一個被激怒的列寧共同生活。在這段時間裡，列寧表現得就像一個被仇恨和憤怒控制的人。

蘇維埃領導人沒有像他們在四月危機中所做的那樣，利用他們的群眾授權為自己謀取權力，而是選擇支持一個已經名譽掃地的自由主義政府。他們越來越被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守護神，而革命——為了麵包、土地與和平——的主動權，則落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手中。

政府的主導思想是由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所塑造的，而這些價值觀又是在人民爭取自由、反對專制的鬥爭中產生的。這種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有兩個主要觀念：對國家作為強制力量的本能的不信任；以及對地方自治的信仰。由此可見，一個遙遠的自由之鄉才是推動俄國走向文明世界自由國家的唯一源泉。

眾所周知，“光榮的二月革命”，據說是一場不流血的事件。“想像一下，”一位同時代的人寫道，“在俄國發生了一場偉大的革命，竟然沒有流一滴血。”據說，這也是唯一一次沒有反對派的全國行動。“我們的革命，”一位國家杜馬宣傳家告訴赫爾辛福斯的水兵們，“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表達全體人民意志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