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亞歷山大·本傑明是以出生在末代沙皇時代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出場太晚——正值共產黨第28屆代表大會（也是最後一屆代表大會）——沒能自己經歷這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戲。我們的第二個兒子諾亞·繆爾來得更晚一些。我希望終有一天，亞曆克斯和諾亞能訪問一個民主、繁榮的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折射了舊制度的痛楚——共產主義青年時代，戰爭，監獄，集中營，與克里姆林宮的鬥爭，被迫流亡——在經歷了那麼多以後，如今，75歲高齡的他，終於為這段旅程畫上一個完整的圓。他拿到了回家的車票。“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會回去，”索爾仁尼琴說。“這太瘋狂了。沒有人相信。但我知道我會回家，死在俄羅斯。”

幾個星期後，俄羅斯憲法法院裁定，共產黨可以在地方一級自由集會，但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共產黨是非法的。黨的資產和財產仍然由俄羅斯聯邦民選政府控制。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的時代，終於在法院的判決聲中——落下帷幕。

陰謀者們發動政變是為了拯救行將崩潰的蘇聯帝國，保住他們在其中的權位。他們的失敗卻成為壓垮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哪個波羅的海獨立運動，沒有哪個俄羅斯自由主義者，能像他們一樣把這一切徹底推翻。現在，亞佐夫終於明白這個道理。“我什麼都清楚了，”當他們把他帶上一輛窗戶上有鐵柵欄的麵包車時，他說。“我真是一個老白癡。是我親手毀了蘇聯。”

“我們的祖國，這個國家，這個偉大的國家，歷史、自然和我們的前輩希望我們拯救的國家，正在走向死亡、分崩離析、陷入黑暗和廢墟之中……我們變成了什麼樣子，兄弟們？”這種啟示錄風格的語言，國家之船緩緩“沉入虛無”的意象，暗示邪惡勢力正在出賣一個偉大的國家。

在第比利斯、巴庫和維爾紐斯發生的大規模屠殺示威者的事件表明，儘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可以預料，政權為了自保，仍然會採取鎮壓措施，動用坦克和機槍，甚至毒氣，無所不用其極。自1962年俄羅斯南部那個夏日午後以來，蘇聯變得更好了嗎？

《勝利與悲劇》顯示，史達林是一個懦夫，一個可悲的戰時總司令，誠如托洛茨基所說，一個“平庸但並非微不足道”的人。沃爾科戈諾夫提供了確鑿的檔證據，證明史達林使用藍色或紅色鉛筆，親自下令殺害數千人，隨意得就像一個人在酒吧點飲料那樣。

在鐵絲網圍欄外，通往塔樓的斜坡上，一位立陶宛雕塑家用木頭雕刻了一個哭泣、憔悴的基督，這是一個戈雅畫作中的形象。人們為基督建造一座神殿，周圍擺滿了蠟燭和鮮花。青少年們來到這裡，坐在泥濘的山坡上，播放立陶宛民歌的磁帶，仰望著冬日蒼茫的天空。

“上帝從我們身邊帶走了這個人，一個風華正茂的精神領袖。他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一個生活在咄咄逼人的無神論國家，縱使困難重重，仍能洞察到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偉大作家的苦難，或者像我這樣的普通女人的苦難的人。可他卻突然消失了。該如何理解呢？為什麼上帝要把他從我們身邊奪走？為什麼是現在？”

這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時刻——今年將會變得更冷。要麼戈巴契夫是自作主張，要麼他受到了來自克格勃的壓力。很難說哪個更糟糕。無論如何，“友愛部”仍在行動。

此時，有人下令打開克里姆林宮的擴音器，開始播放愛國口號和進行曲。但這無法壓倒廣場上的激情，呐喊聲每分鐘都在高漲。這是他們的廣場，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人群中央站著一位俄羅斯東正教牧師，他的鬍子仿佛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端；他舉著一個7英尺高的十字架，大聲喊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基督復活了！”

在一黨制崩潰後的最初幾周，一位年輕的政治家，莫斯科的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向十月區的選民承諾，如果他當選地方人大代表並成為主席，他將不惜一切代價扭轉70年的經濟災難。“我們將在一個地區建立資本主義，”他宣佈。其寓意不言自明。紮斯拉夫斯基要挑戰史達林最大的野心——“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

“對我們來說，這不是一種責備，而是一種嚴厲的提醒，提醒那些仍然懷念過去的人，提醒那些想把一切變回恐懼的人……我要特別強調我國農民的悲慘命運。他們為史達林政權的罪行付出了血的代價。這不僅是對農民前所未有的報復，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也使國家的發展陷入危機。在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仇恨。”

接下來的五個小時裡，前來瞻仰、致意的人緩慢地、不停地走過，川流不息。“請原諒我們！”一位婦女在經過時大聲喊道。“原諒我們吧，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葉蓮娜·格奧爾吉奧夫娜走到靈柩前，彎下腰，親吻丈夫的額頭，用指關節撫平他的臉頰。她在那裡站了很久很久，胳膊肘搭在棺材上，雙手掩面。

鮑裡索夫整個人快樂得都要飛起來。漫長的等待結束了。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演講刊登在1989年7月號的《新世界》上，同時還宣佈8月出版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島》的第一部。國營的蘇聯作家出版社宣佈將推出多卷本的《文集》。經過長期流亡，索爾仁尼琴歸來了。

隨著獨立運動和工人抗爭的興起，改革逐漸脫離了戈巴契夫的控制。卡什皮羅夫斯基的崛起正是以這種極度的無序、混亂和迷惘的開端為背景。一如俄羅斯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大破壞導致人們對黑魔法、占卜和巫術的興趣大增。在俄羅斯，對上帝的追尋不僅帶來了教堂、清真寺和猶太教堂，還誕生了拉斯普京和卡什皮羅夫斯基這樣的神棍。

這場小小的革命立刻成為島上的傳奇。它被稱為“五月事件”，與傳說中導致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起義的“七月事件”遙相呼應。戈巴契夫對內陸地區覺醒的跡象感到非常高興，他告訴記者：“改革春風終於吹到了薩哈林島。”

“切爾諾貝利就像這個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尤裡·謝爾巴克說。“唯一能阻止我們被徹底遺忘的就是幾個好人，幾個不惜說出真相、願意獻出生命的英雄。如果不是因為危險，他們應該讓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永遠屹立不倒。它可能成為紀念蘇聯帝國一座最偉大的豐碑。”

蘇聯以前也發生過罷工：契訶夫市的公車司機，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在提高安全標準之前拒絕飛行。但礦工罷工的象徵意義非比尋常。礦工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代表，是昔日布林什維主義的堡壘。望著列寧廣場上黑壓壓一片萬頭攢動的人群，就像看到了曾經被稱為“群眾”式的宣傳海報。而現在，群眾正在離開工作崗位，宣稱社會主義不能帶來任何東西——甚至連一塊肥皂都沒有。

蘇聯的貧困看起來並不像索馬里或蘇丹的貧因；貧困並不一定意味著腹脹和饑荒，而是一種普遍的需求狀況。長期以來，蘇聯的自我蒙蔽和與世隔絕讓人覺得貧困是正常的。即便如此，除了政府精英，幾乎沒有人能夠忽視普遍存在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