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华/恐华？不存在的！” 新冠疫情之下的种族歧视

原文本来是发布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Artlog，结果不到两小时就被404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和谐，关于疫情之下种族歧视的内容其他公众号也有发表过。

本文是根据我这学期一门后殖民课的essay加以发散后完成的。今年爆发的Covid-19新冠疫情，对很多（海外）华人都造成了心理和生理上或多或少的创伤。大量的反华和种族言论通过各类社交媒体甚至新闻媒体大肆散播，这种在如今反种族歧视大势的浪潮中暂时隐藏起来的排外/仇华情绪因为疫情爆发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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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研究的领域之中，似乎很少见到学者讨论亚洲语境下的种族问题。大多数后殖民理论或批评致力于反映殖民统治的余波，其主要是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经济和政治剥削，精神创伤和文化霸权。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的再现，在白人主导的后殖民话语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改变了大众回望历史的方式以及历史对现实社会造成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并不是指黑人身份是进入后殖民学术领域的唯一“标准”，诚然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确能够为拥有相似背景的人 —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未被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 提供庇护，并且通过社会运动和政策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平等机会。当然也有很多非黑人学者通过自我审查与对白人身份（Whiteness）的反思，为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似乎也显得非常”遥远“。作为一个在欧洲生活数年的亚洲顺性别女性来说，我试图通过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来摆脱所谓的东方意识形态下对个体（女性）的束缚，可却酿造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 这一切反而为巩固种族偏见提供了温床。比如，”(因为受禅宗，儒家学说影响) 亚洲人都生性温和，顺从“。在这里，身份政治对一个群体的高度概括以至于任何人都趋于统一的困境，使得它在致力团结各类利益共同体的同时，导致对个体差异的忽视和群体内部的歧视，从而进一步造成社会的分裂，这也是身份政治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在同一性中保持”应变意识“ (differential consciousness) 就变得至关重要。【1】

从这点来看，亚洲人和黑人以及其他被白人社会所排斥的种族紧密相连的，都是被一些由欧洲中心主义衍生出的傲慢意识形态排除在外的。这是因为作为亚洲人的身份，不论是Stuart Hall所说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2】还是Frantz Fanon对于身份本身就是分裂的、带有他者化凝视的阐释【3】，所以如同其他种族一样，之于白人来说，亚洲人也是一种与”自我“相对应的”他者“。可是同时由于内部身份的差异，在回顾历史的视角上，我们也应该在亚洲语境下结合在地性（localization）实践来实现自己在殖民历史中的主体身份。

可在许多人眼里 — 其中不乏亚洲学者，亚洲人是与黑人有着本质不同的”优等民族“，至少在西方对亚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后及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从经济社会角度来看，大部分亚洲（主要是东亚）国家都获得了民族解放和经济自治，甚至还取得了重大经济腾飞，从而荒谬地认为亚洲人和黑人并不能相提并论，同时也无法对黑人被贩卖，被剥削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暂时的错觉 — 亚洲人，至少在当代世界，从未遭受过种族剥削和歧视，更有甚者认为在白人为主的社会里，亚洲人优于黑人，地位排在黑人之上。

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亚洲人同黑人一样，同样处于上世纪残存的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凝视之下。英国著名学者萨义德（Said）曾轰动一时的《东方主义》第一次提出了西方人对亚洲过于片面，甚至带有负面和扭曲的理解，而这些理解恰恰是基于话语层面上的（discursive)【4】。也就是说，纵观西方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不论是从文学还是文化的角度出发，整个东方都被搁置在一个秘境之中，而这所谓的秘境实则是被还未遭到批判的带有殖民色彩，并在权威机构里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构建出来的，并由其衍生出一种遥远不可及的，“独特”的“东方文化”和被”他者“化的文化产物。这样在强烈欧洲中心主义下看待东方的视角就是所谓的东方主义。

然而在反殖民、后殖民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黑人民权运动家和黑人学者在白人控制语境的大环境下，站出来反抗权威和话语控制，希望获得更多”发声“的权利，消除对黑人的污名化以及浪漫化等；而反观后殖民学术领域以及各类社会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中，却几乎看不到亚洲人的身影，对亚洲视角下殖民反思更是少之又少。

从刚开始到欧洲对于“种族主义”的陌生，到如今对于政治正确的极度敏感，我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心理变化，同时也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思。首先是，对于集体感的丧失。在我经历了五花八门的种族歧视之后，没有人或者说很少人(组织）能帮助我发声，我寻求庇护的方式只能是自我安慰。也许你会说，西方有特别多政治正确，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受到保护？这恰恰也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在众多反种族歧视组织和活动中，你几乎看不到亚洲人的身影。在西方人眼中，亚洲人仿佛是隐形的，总是给人安静的，温顺的，好驯服的印象，而大部分西方人也理所应当觉得我们不会”融入“他们的文化。其次，我会反思为什么从前不能感受到被歧视，被污名，而出了国之后反倒有？抛开国外种族繁多的客观因素之外，是否仔细思考过，也许以前我们才是文化霸权的施行者？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总是在耳边萦绕，所以当我们是”主流“种族的时候，你全然感知不到任何歧视。（请大家自行yy)

所以，我认为后殖民理论是需要建立在多元化视角之下的，因为这并不总是关乎一个群体的利益。因此，我想借这次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COVID-19）以及之后全球大流行下的媒体介入，在这样一个引起多方面社会问题的大环境下，来简单谈谈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是怎样被西方媒体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团体所污名的。

2020年初，国内疫情爆发之后，作为海外留学生，我们的恐慌程度虽然不及国内同胞，但也没有放松警惕 — 因为国际间频繁的往来，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获得消息的第一时间里，大部分海外华人都提前囤好物资，做好了防护。在消息爆炸的当天，大部分欧洲人都没有过激的反应，生活看似一切正常。当病毒在欧洲还是以个为单位增长的时候，街上除了少量亚洲人，几乎没有任何人戴口罩，同时当局发出的信号是，一切安好，无需戴口罩以及做其他防护措施。然而这样的表象持续不久，一周之后，大量或真或假的新闻涌现出来，西方各媒体抓住机会对所谓的病毒发源地武汉大做文章，一些无端猜测和阴谋论在一夜之间遍布整个网络。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人的辱骂通过各式各样的表情包，拼凑视频疯狂传播。人们通过把武汉与中国人杀戮并吃野生动物的信息联系起来，甚至和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手段联系起来，谴责中国人把病毒从中国带到全世界各地，并且在阴谋家的煽动之下，各种骇人听闻的特大标题占据了报纸、杂志以及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的头条。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2020年2月1日期刊中，以一个穿着红色披风和戴着防毒面具举着手机的亚洲人为封面，下面紧随着巨大的黄色标题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和一行小字 “Corona-Virus” (新冠病毒）【5】，这一行为引起华人普遍抗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一位名为Walter Russel Mead的作者写的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的 “报道” （3.2.2020）【6】也引起了海外华人社群的谴责。

其他媒体，用新冠病毒发源地进行各种隐喻，取笑中国人的行为比比皆是，每个标题的后面都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反华情绪和浓烈的恐华主义（Sinophobia），文章中无不充斥着各类只能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殖民术语，通过高高在上的嘲讽口吻，各媒体努力塑造一个在”新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此时在中国，上千万人在封城后的武汉恐慌地活着，极速增长的死亡数字和社交媒体上源源不断的求助信息如乌云笼罩整个中国，而在世界的另外一边，被媒体以戏谑态度渲染之下的新冠病毒，仿佛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用玩笑的方式概括一群人的生死。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欧洲，人们对于基本的防控措施没有任何回应，而且还对戴口罩的行为表示疑惑甚至是抵触。大家忽视病毒带来的影响，坚信自己不会感染，并且就算感染，在本国强大的医疗体系支撑下也会安然无恙。在意大利米兰，感染大规模爆发后，当地政府下令“封城”却遭来民众的强烈反对。大大小小的聚众抗议封城和戴口罩以及隔离的规定在各地出现。官方和民众对于病毒的轻视和对防御措施不予理睬的态度，被德国社会学家Marius Meinhof称为一种对病毒的他者化（Othering the virus)【7】。在一些西方人眼中，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病毒”，所以也只有中国人（亚洲人）才会染上新冠病毒，这是一种从生物本质论上就对人种做出区分的奇妙迷思。这样匪夷所思的言论随处可见，深刻打破了我的认知。这深入骨髓的傲慢与偏见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意识，导致人们在传染性病毒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也能进行自我意淫。

媒体和社会舆论透露出的政治导向，连同其构建的新东方主义的语境，模糊了政治批判和种族主义的边界，这一点在对中国政府第一时间选择封城的决议和对最初几个吹哨人的处理方式的批判上表现得很明显。（具体这点大家都明白，不详细说了）我不是反对这样的批判，因为的确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做重大反思，可是这并不能作为西方媒体宣扬种族歧视的借口，假借捍卫民主之名，在本国制造恐华反华主义，为种族主义者创造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开脱 – “我们只是捍卫民主！”。

随着病毒的蔓延和情况的恶化，在担心自身健康问题的同时，我还要时刻提防着陌生人在现实生活中对我的人身攻击。在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学校停课，偶尔出门买菜经常会遇到路人朝我吐口水，高声辱骂，或者让我滚出他们的国家，抑或对着我呼喊，“你就是病毒，中国人都是病毒！” 这样的种族歧视言论。而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国度，当我孤身一人受到这样的对待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及时制止，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力保护好我自己，然后适当地反击。这一切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我身上，在留学生群体中，因新冠病毒造成的对华人（亚洲脸）的仇恨言论和人身攻击越来越多。居住在柏林的一位中国女学生更是因为在街上戴口罩而被两三个人撕扯头发和殴打。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使得疫情之下的生活充满焦虑和倦怠，长期被种族主义裹挟之下的我，在经历过无数次微冒犯（microaggression）之后，更加深了对反种族主义中亚洲语境缺席的思考。为什么在后殖民研究中，和今年被Black Lives Matter推向高潮的反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中，以及在一些交叉性极强的领域，很少或几乎看不到亚洲人作为主体的学术讨论。在西方国家中，亚洲人的数量在少数族裔中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针对亚洲人的隐性歧视和渗透进文化中各类偏见的框架之下，人们选择很少或不发声？在新冠疫情肆虐全世界的时候，西方主流媒体制造的歧视性话语和所谓的“带节奏”，为什么只能引起部分海外华人的关注和抗议，在广泛的社会讨论中却仅仅只能激起一点水花？

疫情之下，作为第一时间将危机和防范意识宣传给大众的重要途径，媒体的作用举足轻重。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理应以实事求是为基准，拿新冠疫情来说，找到病毒的源头理所当然是为了防疫并且不重蹈覆辙。但是用一些阴谋论的手段和言论制造恐慌，并且利用政治准则为借口寻找“真相”，将病毒归类到一个特定的种族和群体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下，诱导大众接受并进入一个新的政治话语 — 一种在特定的西方权力结构之下产生的，由语言、思想、认知和某些从欠缺规范的话语制造机器媒体中获得的对亚洲种族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一种被萨义德称为”文本性，文本化 (textual attitude)”的态度【8】，这样的行为和态度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其背后主体的含沙射影。这种在福柯的知识/权力基础上衍生的观点，批判了西方人只执拗于权威的文本范示而忽略了其在现实中存在的其他可能性，这点也深刻影响了西方从古至今对于东方的不完整、不准确认知，以及整个东方主义在西方话语之下的再现。

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只限于经济上的重大打击，还将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国家和公民关系，以及所谓民主之下的道貌岸然暴露无遗。通过在主流媒体上传播“中国人以蝙蝠汤或其他野生动物为每日三餐” 的 “事实” 和“没有人权” 的 “批判”，用一种高姿态俯视病毒以及它的危害的视角，以及用阴谋论挖掘真相和建立政治话语的同时，忽略防御手段，不断宣称 “戴口罩并不能阻止病毒传播” 等等，使得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攻击和偏见在大流行期间迅速增加。大量的刻板印象，透过以本体特征 — 作为中国人，作为亚洲人，作为黄皮肤的人 — 进行分类的行为，被一种“种族化的代表 (racialized regime of representation) 用来行使象征性的权力【9】，通过霸权，文化和种族的异化，将亚洲人阐释为不文明的，弱小的，从属的和文化上的“他者”。

新冠疫情袭来如此迅猛，全人类在病毒面前束手无策之时，作为病毒爆发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当然需要反思事件酿成悲剧的原因以及背后因多少利害关系而造成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可疫情本身和因全球化带来的其不可避免的广泛传播，也不能被当做种族主义者的说辞。病毒并不是揭开“神秘”中国（东方）的面纱，也不是他者化中国人（文化）的手段，尽管它的确揭露了某些人的恐华仇华情绪。所谓回到“正常”状态，不仅意味着回到正常的生活，也意味着回到一个人人被平等对待的状态 — 是乌托邦没错，可抗争是需要继续的。

"We preserve Upheaval“

注脚：

Sandoval, Chela: "U.S. Third World Feminism: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In: Genders 10 (Spring 1991), p. 1-24.

Hall, Stuart: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adical America 23,4 (1989), p. 12

Fanon, Fran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1986.

Said, Edward W. : Orientalism, New York 1978.

See "Der Spiegel 6/2020: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index-2020-6.html

Mead, Walter Russell: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03.02.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Retrieved 13.06.2020.

Meinhof, Marius: “Othering the Virus”, 21.03.2020, https://discoversociety.org/2020/03/21/othering-the-virus/

Said, Edward W. : Orientalism, New York 1978, p. 94.

Hall, Stuart: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 I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1997, p.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