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冕 文 論 探 索
一.柳冕之生平事蹟
世人論及古文運動,咸將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梁肅、元結、柳冕諸家視為古文運動之先驅者。其中元結以高古淳樸之古文創作,湔除六朝以來駢儷之餘風,享有創作者的地位;而柳冕雖無客觀之創作成績,卻有獨樹一幟、卓然成家之創作理念足與韓愈相提並論。因此,被視為韓柳之前,最重要的文學理論家。
柳冕字敬叔,唐河東人。生年不詳。《舊唐書》卷一四九暨《新唐書》卷一三二有傳,但兩傳所載之內容皆太簡略,不足以全面察考其事蹟。柳冕的父親柳芳是唐肅宗朝史官,曾與同職韋述受命編撰國史。又曾據開元、天寶禁中政事,別撰《唐曆》四十卷。柳冕之兄長柳登字成伯,亦為淹貫群籍之學者,年六十餘始入宦途。嘗與刑部侍郎許孟容等七人奉詔刪定開元以後之格(即詔命格式)。
柳冕出身書香門第,《新唐書》本傳說他:「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任右補闕史館修纂。《舊唐書》也說他:「文史兼賅,長於史職。」由此可知柳冕是一位學識弘富的人。
唐德宗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年),柳冕擔任太常博士。是年,昭德王皇后崩逝,柳冕與左補闕穆質、張薦論皇太子服紀,《舊唐書》本傳引錄〈皇太子服紀議〉全文,從中不難見到柳冕身為太常博士,在維護古禮與折衷現實間所表現的智慧。貞元六年(西元七九○年)又曾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贄、工部郎中張薦同修《郊祀儀注》,德宗甚為重視,常以禮事相詢;柳冕皆能據開元禮及歷代禮經沿革聞奏。
雖然如此,柳冕在官場上之人緣似乎並不好。如《舊唐書》本傳云:「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而柳冕在福建的政績也有敗筆,如《新唐書》本傳云:「會冕奏本州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羊牛,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兗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以上是《新唐書》本傳所載之事蹟。
至於柳冕之著作,《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收錄其文十四篇。顯然遺漏甚多。但十四篇文章之中,六篇為論文之作,篇題分別為:〈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與徐給事論文書〉、〈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答楊中丞論文書〉、〈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此外,〈與權侍郎書〉、〈答孟尚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再答張僕射書〉亦有實質論文之成分。以下的論述,即根據上述諸文寫成。
二.柳冕文論要旨
(一)排擊今文,推崇古文。
自隋初李諤上書請正文體,隋末王通主張「博誦以貫道、作文以濟義」,已啟復古之先聲,加上初唐史家,在檢討六朝文學時,率多貶抑。自此,文學復古之論調,蔚然成風。柳冕承流接響,自也排擊今文、推崇古文。其主要議論,見諸〈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此文之寫作,原為針對杜相公來書所云:「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及「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提出辯護,認為:「風俗好尚,繫在時主,不在人臣。」柳冕曾就立意之不同,區別古今文章:
且古之文章與今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時亂而感哀樂, 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 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 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 音,所失豈不大哉。
按此實本自〈毛詩序〉之美刺說,指出政治之良窳,決定文章之內容。而其所謂「文章」實混詩文而言之。柳冕基於儒家之詩觀,對於《國風》、二《雅》,自然十分推重。但對於《楚辭》、漢賦以及魏晉以來的駢儷作品,則評價甚低。直斥為亡國之音。試看柳冕對於今之文章的描述:
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 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
其〈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亦云:
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 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 哀思之音矣。
原來六朝以來在文體形式、內容立意、風格精神各方面的種種變革,雖使文學作品日趨精緻,益具獨立的藝術價值,但也逐漸失風去雅正風格及教化作用。柳冕之所以認為:「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真正的原因在此。這種文學觀念,日後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有更為精細的論述。
(二)教化中心說
打開《全唐文》披覽唐初以來復古論者的作品,不難發現當時文人特別重視文學與政教之關係。當他們回顧六朝,無不認為綺靡的文體、聲色的內容、流宕的文風,是敗壞風教、毀墮時政的主因。所以,或從超越的觀點,倡言人文化成之理論,藉此導正性命、厚植人倫。如:呂溫之:〈人文化成論〉、顧況之:〈文論〉、獨孤及之〈辯文〉;或採實用之角度,倡論以文德致時庸、以文事助王政,藉此來表彰聖言、扶持教化。如:崔元翰之〈常州獨孤使君書〉、獨孤及之《趙郡李華中書集.序》、梁肅之《左補闕李翰前集.序》。柳冕以教化論文可謂前有所承,但是,突出教化之作用,認為一切文章均應本於教化,則為柳冕之創議。
在文學反應現實的問題上,柳冕強調:「觀乎志而知國風。」他在〈答楊中丞論文書〉云:
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 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 故觀乎志而知國風。
在〈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中,柳冕進一步說明文章與治亂之關係: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故君子感於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
在〈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中,柳冕又將教化與國風關聯在一起說:「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因為教化深入人心,社會風氣(國風)一定就會改變所以說:「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而六朝以來,文章衰弊,則由於:「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要想振衰起弊,必須從教化著手。所以說:「伏維尊經術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以上諸文,已略能能描述柳冕「教化中心說」的內涵。至於綜合說明,則見之於〈與徐給事論文書〉,他說: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 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
原來柳冕心目中理想的文章是用來化民成俗的,既賦文學以如此鉅大的任務,則作家的道德修養,勢必絕對完美無瑕,否則他將無資格也無能力達成。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柳冕為什麼要認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三)文道關係論
柳冕論文,強調文章的教化作用,因此,在文道關係一問題,認為「文」和「道」「教」應該結合起來,他說:「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與徐給事論文書〉)又說:「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答衢州鄭使君書〉)所謂「君子之儒」正是柳冕心目中理想的作家。在〈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柳冕進一步說明「君子之儒」應備的條件:
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聲,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又說:
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盛,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這樣的「君子之儒」,顯然不是當時那種「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與權侍郎書〉)的考試制度所能徵拔,因此柳冕說:
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與權侍郎書〉)
由此又透露「尊經」之傾向,則其所謂「道」,應指儒家之道。而「文」、「道」二者兼長,柳冕認為是很難的,他說:
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除了古代聖君及周公、孔子,柳冕所稱述的全是儒學大師,可知柳冕論文又有「徵聖」之傾向。而其理想中的「文」,指一切廣義的學術文。這一種文,具現在「聖人之文」中,也呈現在「聖人之道」與「聖人之教」當中。因此說:「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這一種「文」,既含義理之內涵,又兼文學之質素,因此,「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四)論養才與志氣
柳冕論養才也是從「教化中心」的論點出發,其所謂「才」,正是前述那種「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聲」的「君子之儒」。這種人才的培養護育,有賴於良好的社會風氣;而反過來說,這種人才的增加也有助於改進社會風氣。所以他說:
嗟呼!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 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動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答楊 中丞論文書〉)
遺憾的是「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答楊中丞論文書〉),才少氣衰之情況,具體顯現在當時淫麗形似之文大為盛行,雅頌比興之古義盡失,所以「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答楊中丞論文書〉)因此,柳冕說:
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答楊中丞論文書〉)
在此,柳冕接觸到氣的問題。柳冕論氣,也從「教化中心」的論點出發,其「氣」的觀念,既不是美學意義的「風格」,以不是道德意義的「骨氣」,而是有其不同層面的意義。就前引:「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一句而言,此「氣」顯然指「作者的心志狀態」或「志向」而言。若就:「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而言,則顯然指「社會風汽氣」言。至於「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一句,則此「氣」字又指「氣勢」而言。柳冕說:
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真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此處「真則氣雄,精則氣生」的「氣」,以作「生氣」解,指一種旺盛的生命力。
他認為善於為文的人,可以藉詩文鼓舞人心,移易風氣。文風越真淳,生氣越暢旺;內涵越精萃,生機越昂揚。以此駕馭聲彩,氣勢必定運乎其中。舉例而言,虎豹之毛色所以騰耀光彩,是因為牠的生氣;日月形象之所以羅列成章,則由於它們的精粹。柳冕所論,看去雖似虛渺,但是,雄渾暢旺之生氣,可以駕馭文辭聲采,殆無疑義。最後他說:
噫!文之無窮,人才之有限。茍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蹙;彊而為氣則竭, 彊而成知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辭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依此看來,文章的事業,是少數精英分子的事業,才能不足而勉強提筆,必然蹙迫難伸;目標不明而勉強鼓動風潮,必然心勞力絀;認識不足而勉強表現智巧,適足反映自己的低劣無能。這樣的作品越多,離開化民成俗的目標也越遠。對於個人而言,只要停筆便可;對於教化大業,卻無疑產生中斷斲喪之弊害,因此,柳冕認為這是「君子之恥」。然而才智高,能力強,卻不願為文,或者明道而不能行道,同樣也是「君子之恥」,柳冕說得很清楚:「君子學文,所以行道也。」(〈答楊中丞論文書〉)
三‧柳冕文論平議
綜觀柳冕文論,實有一中心觀點,此即強調文章在教化上的作用,基於此種觀念,凡能與社會生活政治情態相聯繫,達成化民成俗之目的者,皆為好文章;若僅為吟詠個人情志、發抒一己理想,與人倫教化毫無關聯者,皆在排斥之列。因此柳冕所推崇的作品,是經史之作及兩漢以來的學術文章,而貶抑屈宋以下至於魏晉南北朝的駢儷文學。以後的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雖也從文學與現實之關係提出「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論點,闡明文學應積極發揮「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作用,同時,對屈原以下詩人作品,也以是否含有「六義」作為評價標準,但是,白居易基本上是在強調詩歌的諷諭功能,而柳冕因為是混詩文為言,所以他不只重視諷諭的功能,而且進一步想以文學達成政治教化上的目的,就此來看,白居易多少仍嚴守文學的立場,柳冕則超出文學的範圍。
其次要指出的是:因為柳冕論文本於教化,所以在文道關係上,所謂的「道」,只是儒家之道,此又與劉勰所論不同。《文心雕龍‧序志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其萬品,動植皆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劉勰的目的,在申說「文源於道」之旨,此道是「自然之道」,而不限於「儒家之道」。雖然劉勰也論「徵聖」、「宗經」,但是,劉勰之「道」,比柳冕所論的「道」範圍更寬。柳冕論文,主張文與道、文與教合一。在他心目中,所謂「道」與「教」實為同義詞,是以柳冕強調文章之教化作用,實際是在宣揚儒家之倫理觀點與政治理想。再者,柳冕之重道與韓愈之重道,目的也並不相同。試看韓愈〈答劉正夫書〉說: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
又〈進學解〉韓愈借學生之口說: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可見「師其意」的目的在為文,亦即:求道過程中,並不忽略文。柳冕則不然,他說:「明《六經》之道,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又說:「文而知道,二者兼難。」「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若以「文」、「道」相權,實際是比較側重「道」。重道的用意,明顯在推動教化,如此,使柳冕不能認識純文學之價值。
總之,柳冕文論固然不乏觀念上的偏執,但是,以儒學作為論文之標準,強調文學之教化功能,在詩歌方面間接影響了元白的諷諭裡論;在文章方面,則直接啟導了韓柳「文道合一」之文論主張,在中唐文學理論的發展史上,實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地位。(完)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
- Author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