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原色,在我城移動
離開台北之後,最不適應的就是無法自在地走路,小學時還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主要道路都在施工也沒有全面的公車專用道,但比起現在居住的城市已更為安全。身為一個不好學的台北小孩,我喜歡嘗試新流行的「玩具」,經常和同學溜著直排輪在南京東路上從敦化到復興的路段中遊蕩。
國中畢業後到台北的城中讀書。我喜歡這樣說是仿佛這是一段很遠的距離,其實也只是搭車三十分鐘的車程,若睡過頭搭計程車請司機飆車也大概只要十五分鐘,松山的到城中在物理上是很短的距離,卻完全是不同的生活情景。
那樣的分別對我來說是比外省(大巴黎)與巴黎市的差距更大。我曾在一篇關於台北的散文中寫到,在從小長大的那棟公寓是不用上鎖的,而當我過橋到另一個行政區居住,把自己鎖在六道鎖之後。
雖然說是「城中」但那是台北的西區,城中是他的舊名,相對東區是較早發展的區域但與外婆娘家的大稻埕那種大戶人家的老派又風格迥異,國中時我去西門町逛街都有種在冒險的錯覺,很擔心自己會掉進獅子林的某個空間,再也出不來。
也在當時理解了「老」和「舊」的差別。
二十年前的民生社區已經有了「文青咖啡館」(一種俗稱,當時不是這麼說),青春期的我曾坐在一間店的二樓觀察來往的名車,回頭又看著店內背著帆布包、穿著夾腳拖鞋,不修邊幅的文化工作者,其實是我的嚮往。少年時期不認為開豪車、住豪房遙不可及,而自由的生活卻是難的。
某次外公問我假日都跟同學去哪邊?我提到獅子林和萬年大樓——去那裡買進口CD或到古著店挖寶,那時說的古著都是美式風格那種,舊牛仔布料的重整之類的——外公驚訝的知道我還會去他年輕時𨑨迌的地方,提到一句西區和東區輪流在沒落和重建的話。
在我讀書的年代兩個區域都已不是最時尚,只是會依照不同的需求流動。對於在松山長大的我而言,東區自然是比較接近我的生活圈,小學前的週末,外公會帶我去百貨公司裡的日本書店買文具,他自己則會買幾本書,逛書店、喝咖啡(我喝果汁)、吃生魚飯是當時的必備行程。
我常常會想到我終究是父親的孩子,或許也是這世界上與他最為相似的一人。做為男人,他有點太多愁善感又喜歡美的事物,他初中時就開始收集黑膠唱片,身為台南傳統餅店的後輩,母親給他的零花錢足夠他培養興趣。小時候,他曾帶我去台南的老書店和老唱片行挖寶;他在我這年紀時一年有六個月的時間在歐洲生活,看到漂亮的衣服都會買給我們母女三人,長大後才認得上面的名牌。
我和父親在相同的年齡階段有著不同卻類似的文藝喜好,我認為那是因為他成長在70年代的台南,而我在另一個年代的台北。
有人問我巴黎的左岸或右岸是有顯著的差別嗎?我知道在文學跟電影中會比較清楚的區分,住在上下游的人生活模式不太一樣也導致他們表現出的風格不同,在文本中的人設也就會不同,但實際上在巴黎生活是在左右岸返還的,通常根本沒太意識到自己現在走到了哪裡,不會因為等一下要去右岸和朋友喝咖啡,特地換了一件名牌服飾吧?但以我自己為例,在台北流動時會依照去的不同的場合而稍微改變穿搭,那也可能是身為本地人對於每個地方的「氣質」有所瞭解,不想破壞了當地的風格。
不過有人說到台北人才不會管別人家的事,雖然我不確定這說法正確,若為真就和我對巴黎人的感覺是一致的,不論怎麼打扮都合適,每個人做自己就好。有可能是我誤解了台北或者從來沒有好好的在那座城市體會生活,那時不是在讀書就是工作,只有週末有空出去遛搭。
特地讀了以前忽略《巴黎的憂鬱》的自序,波特萊爾寫給好友的一封信說明該書的創作,提到「當我習慣在那一座座大城市裡生活、接觸面較廣的人們,尤其容易產生這種驅之不去的念頭。就連你本人,我親愛的朋友,你不也曾試圖把玻璃匠尖利的叫聲化為一首歌曲,並透過一篇抒情散文表現那穿越街上最高的濃霧、直衝樓頂的叫聲中所包含的各種悲哀與啟迪嗎?」
台北沒有狄多女王,她似乎不需要一個象徵。這座城市依然擁有豐富的文化,台北的繁榮和活力來自於許多像我一樣渺小的人物,狄多女王或許是迦太基曾輝煌的原因,但就此神話而言她的缺席並不影響這座城市持續前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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