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ek Parfit （二）：從自我到承諾與責任

（原文刊載於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

作者：豬文　　圖畫：Roger　　難度：★★☆☆☆　　

　
　　昨天介紹 Derek Parfit 的文章中，討論了 Derek Parfit 如何論證存活（survival）而不是同一性（identity）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以及這種對自我的形上學立場如何影響一些倫理學議題，例如利他行為與死亡。

　　當中，有位室友對文章寫了個很有玩味的留言：「難怪那麼多政客會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XD」這個留言看似戲謔，實則道出了 Parfit 這種對自我的看法所引申出來的倫理學問題。這位室友似乎是在說：哦，根據 Parfit 的講法，今天的我與昨天的「我」根本不能說是同一個人，那麼即使昨天的梁振英承諾了香港會有真普選也好，也不代表今天的梁振英要推行啊！因為昨天的梁振英與今天的梁振英根本不同一個人啊！今天的梁振英為甚麼也為他人的承諾負責呢？這不是很荒謬嗎？所以，今天的我會打倒昨天的「我」根本是合理不過的事。

　　這彷彿是 Parfit 這種對自我的看法所引伸出來的麻煩理論後果。反過來說，這也說明了同一性這個概念在我們日常生活、倫理經驗中的重要性。除了昨天的文章提及到的，同一性這概念可解釋為甚麼我們會覺得為了將來的「我」而不幫助在身邊的他人為合理（因為三十年後的那個人跟現在的我是同一個人啊），同一性也解釋了為甚麼人要遵守許過的承諾，又要為做過的事負道德責任。

　　為甚麼我們會覺得政客不能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因為無論昨天的那個人，還是今天的那個人，都是「我」，是同一個人啊。梁振英在參選時說要行全民退保，今天梁振英便應該守承諾推行，因為無論是當選前，還是當選後，那個人都是同一個梁振英啊。為甚麼昨天我殺了人，今天我就要為這件事負上道德責任，應該補償或者受到懲罰？因為昨天的人與今天的人都是同一個我啊。如今 Parfit 竟然跟我們說究竟過去的「我」跟現在的我是不是同一個人這個問題，根本是不重要的，因為這問題從來沒有一個斬釘截鐵（all or nothing）的答案。那麼上述這些守承諾、為行為負責任的倫理經驗又從何說起呢？

　　其實，只要大家有正確理解到昨天文章內容，就可以想到 Parfit 還是可以講到承諾與道德責任。雖然按照 Parfit 的理解，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並不絕對地是同一個人，所以今天的我與昨天的「我」的關係，跟今天的我與一個陌生人的關係，沒有本質上的分別，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兩種關係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有十分緊密的心理聯繫（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這是跟其他人不會有。昨天的「我」與今天的我共同擁有絕大部分的記憶（今天的我只比昨天的「我」多了一天的記憶）、身分認同、經驗和取向。這種如此緊密的心理聯繫是任何一個他人 ── 即使是你的父母、你的情人還是你最好的朋友 ── 都不會有的。因此，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的關係仍然是如此獨特。如此一來，如果昨天的「我」答應了你，今天和你去看電影，今天的我當然仍應該守承諾和你去看電影啊，因為昨天的「我」對今天的我來說不只是一個普通的他人，而是一個與今天的我有極緊密心理聯繫的人。為做過的行為負道德責任的例子亦然。

　　不過這種對承諾與道德責任的理解，仍然有其麻煩的地方。因為按 Parfit 的講法，不同時空的「我」之間的心理聯繫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愈來愈薄弱。甚至，時間夠久遠的話，這種心理聯繫會完全消失，令到過去或將來的「我」對現在的我來說，只是一個普通的陌生人。換句話說，既然心理聯繫有程度之分，會隨時間改變，那麼建基於這種心理聯繫的承諾與道德責任，不也有程度之分，會隨時間改變嗎？這不是很古怪嗎？我們不是覺得承諾一經許下，便無論如何也信守嗎？

　　沒錯，按一直以來的思路，承諾有程度之分，而且此程度是相對於你跟那個許下承諾的人之心理聯繫強度。但其實這個想法一點都不古怪。設想一下，如果你三十年前還是小朋友的時候，在樓下的公園跟你最好的朋友小明，許下承諾，說要做一輩子最好的朋友。三十年後的今天，你們都長大了，無論性格、取向都完全改變了，甚至你連三十年前發生過的一切都已經沒有任何記憶。你會覺得自己仍然有責任信守承諾，跟小明繼續做最好的朋友嗎？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你有做錯嗎？

　　似乎我們的直覺都會覺得你已經毋須再背負這個承諾包袱，為甚麼？Parfit 就會告訢你，因為三十年前的那個「你」和今天的你已沒有心理聯繫，三十年前的「你」對今天的你來說只是一個陌生人，你又何須為一個陌生人許的承諾負責？其實，從我們日常的經驗看，三十年前許的承諾，與昨天許的承諾本來就有強弱之分。如果按一般對自我的看法來看，明明三十年前的「你」與昨天的「你」都是你，為甚麼今天的你應該為昨天的你許下的承諾負責，而不用為三十年前的你許下的承諾負責呢？明明這三個都是同一個人。所以，一般對自我的理解不能說明這種分別，Parfit 這種對自我的理解，反而更能解釋我們的道德經驗。

　　但是按這個講法，那些一輩子的承諾，不全都沒有意義嗎？例如婚姻，為甚麼今天的我要受制於三十年前某人在教堂中說的「愛你一生一世」？為甚麼今天的我因此不能愛上別人？為甚麼三十年前的「我」有權為今後的所有「我」作主？這會是 Parfit 前幾年才與在一起幾十年的 Janet Radcliffe Richards 結婚的理由嗎？

　　或者我們會說，婚姻的意義，真的不在於我今天還在守三十年前那個「我」所許下的承諾，而在於現在每一天，我仍會透過不停地好好愛另一半，來再次確認那個嚴格而言不是由我來作出的承諾。就算三十年前的誓詞對我已沒有效，但我還是會每天的認可此承諾，並依據諾言去愛他，來再次默默地許下同樣的承諾。不停反覆確認承諾，可能才是婚姻的真正意義。

　　不過，這講法真的沒有爭議嗎？講承諾好像還講得過去，但套在行為帶來的道德責任呢？三十年前的「我」殺了人，與昨天的「我」殺了人，今天的我對這兩個「我」行為須要負責的程度會有分別嗎？若有殺人犯自辯說，他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那個殺人犯了，我們會覺得可以接受嗎？這些種種，或應留待讀者自己思考。。

註：此文內容參考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7WiQ_tNld4&t=462s，對這題目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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