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澳洲留学生政策阴晴不定：夹缝中的学生何去何从？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戴书
原文发布时间｜01/16/2025

2024年7月，在得知学校推迟了她的实习课程后，米娅陷入了焦虑与恐惧。

作为一名在澳洲学习社工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米娅必须参加由学校安排的实习课程，才能顺利毕业，并进入相关行业工作。然而，由于报读社工专业的人数过多，米娅在七月收到学校通知，她的实习要延期到2025年才能进行。

若是平常，米娅不会因为一个延期而如此心焦。但在历经了仅仅一年间，澳洲政府先后十次宣布留学生政策改革后，米娅对澳洲政府和大学失去了信心。

近期，从北半球的加拿大到南半球的澳洲，均在收紧留学生移民政策，令不少在后疫情时期冲着西方国家便利的移民政策而去的留学生大受打击，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澳洲的留学生产业就是澳洲的重要经济收入之一，每年收入约3000亿澳元，是澳洲第四大出口产业。澳洲的经济依赖人口增长，然而控制移民人数的议题长期左右两党选票，留学生政策也因此屡遭变动，相关政策成了政府的调节阀。自新冠疫情以来，澳洲的留学生政策不断出现急转弯，澳洲政府对此究竟有何思路？

从“劝返回家”到限制人数，疫后两年间澳洲留学政策的急速转变

留学生在经历疫情期间被政府“劝返回家”后，2022年，澳洲步入后疫情时代，社会迎来租房和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这两项危机至今仍影响着澳洲经济和民生。同样受物价上涨影响的留学生群体，在2022年时曾被视为是推动澳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澳洲政府在同年9月甚至宣布，对学习指定专业的留学毕业生，政府将提供更长时间的两年毕业生工作签证，延长期限从两年到六年不等。

但到了2023年末，澳洲政府开始以控制租房和生活成本上涨为由，迅速收紧留学生政策。在疫情期间，为了解决“用工荒”，澳洲政府一度取消对留学生课外工作时数的限制，然而这一政策从2023年7月起降回到每两周48小时；政府还提高了留学生申请签证时的存款金额，加强查明申请人读书意愿的真实性；此外，政府还提高了留学生签证费用，并调整了毕业生签证申请人的年龄上限，从原本的50岁降到35岁，并禁止留学生毕业生或持毕业生签证人士在境内申请新的学生签证，以杜绝有人通过持续申请学生签证而留在澳洲。

米娅今年32岁，距离签证新规的年龄限制还有三年，自从新政出来后，她一直提心吊胆，在得知学校因为学生人数过多，不能如期为她安排实习后，更是陷入了恐慌的“漩涡”，忧虑一个接着一个地蹦出来。

“你会恐惧，就算是一点小事情你会很担心，”米娅告诉歪脑记者。“比如学校这个实习安排， 你就会想到，哇，没安排到实习，那明年也不一定能安排实习，学校也不能保证给你实习，那你第一个实习没法顺利完成，第二个实习就更不会了，那你这就一定延期了，那延期了之后，你的签证一定会受影响了。“

”就是你会因为这些小事情，你会很恐惧，或者你每一门课程，你会很担心会不会挂科，就极其的担忧。“

从9月到12月初，工党政府以控制移民人数和教育质量为由，向国会提出为国际留学生人数设立上限的法案，若法案通过，那么每所大学需要按照上限指标来招收留学生。该项法案受到有颇多留学生源的澳洲“八大”高校强烈批评，而法案在国会政党之间的的争持，也出现有留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因学校不确定政策去向，而被收回录取通知书的现象。

11月，澳洲自由党和绿党宣布反对该法案，意味着工党政府不能在国会上获得足够票数通过法案。然而，工党政府在数周后宣布，取消在2023年发布的部长行政令107号，并推出新的部长行政令110号。

部长行政令107号规定，内政部在审核留学生签证申请时，优先来自风险较低的国家、就读风险较低的院校的申请。该行政令旨在打击出售学位和学签给来澳洲打工的“幽灵学校”——仅在2024年8月，澳洲政府就关闭了150间涉嫌但不少在澳洲偏远地区的院校强烈反对，指因为他们的知名度在国际相对较低，该行政令也会影响到申请到他们院校就读的学生。在行政令107号的作用下，2024年，澳洲审批出的学生签证要比2023年的少六万份。

而最新部长令110号规定，当大学达到政府规定的留学生招收人数后，内政部会放缓对该校其他申请人的签证审批。该法令无需经过国会同意便可以实行，反映工党对收紧经留学实现移民这一途径的决心。

跟着政策做选择，却比不过政策变动速度？

28岁研究生法律专业毕业后，米娅申请了前往澳洲的打工度假签证。“第一年打工度假是在西澳，主要是服务行业，但是因为我第一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玩，我就没怎么工作，”米娅回忆。

沿着澳洲西边海岸线，米娅从南到北玩了一遍，钱没了，就再去挣钱。在一个小镇上，她报了当地一个与鲸鱼一起游泳的团，那次经历让她终生难忘。“因为那个完全超过你自己的想象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镇非常小，让你印象深刻，和你之前的生活经历完全不一样，”米娅说。

“而且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人，你可能半年都不太会碰到中国人的那种，你会珍惜你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你知道不会再遇见他们，那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压力，主要就是玩和体验。”

回到中国后，米娅便遇上了新冠疫情，经历一系列事件后，她决定重返澳洲，这次争取留下。2021年，她透过中介了解留学咨询，申请了位于南澳偏远地区的一家大学的社工专业。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社工与护理、幼教合称“移民三宝”，这是因为这三个行业长期缺劳动力，因此得到州级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优先政策，在移民清单上长期占据优先地位。米娅考虑偏远地区，是因为近年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多，政府通过偏远地区加分、为偏远地区就读的留学生延长毕业生签证等措施，鼓励移民搬往偏远地区。

然而，米娅没想到的是，和她一样，跟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做选择的人越来越多。正常大学按15人为一班的小班制，但米娅每门课有平均30名同学，有很多是20岁出头、读完本科来读研究生的学生，但也有读完别的研究生后，为移民来读“二硕”的人，也有很多像她一样是过了三十岁才读。米娅说，同学中有百分之八十为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为了移民，就是觉得南澳这边的社工政策和州政府的移民政策可以留下来。”

读着读着，米娅发现，班上的人数从原本的30人降到15到20人左右，很多人慢慢就不来上课了：“我认为一是很多人打工，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二是大家觉得来也很不值，就是教学质量也比较差，没啥意思。”

米娅说，虽然偏远地区读书在政策上有优势，但生活上的不便之处也不少：“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去上课很不值，我开车过去，要加油还要停车费，我上一节课才五十分钟，然后我开车来回（学校和家），也要五十分钟，这让我觉得不值。”

社工专业，第一年集中教授理论，第二年行业同一分配学生实习，米娅已经上完了第一年的理论课，但因为学生人数过多，学校将她的实习推迟了一个学期。若是往常，米娅不会担心这一延迟，但碰巧遇到毕业生签证年龄限制的新政，米娅担心如果实习在推迟，那么她毕业的时候就是35岁，刚好过了毕业生签证的新年龄上限。

米娅很焦虑，也很愤怒。明明她是看着2022年政府对留学生政策的新导向去报读课程，结果书都还没读完，政府就又出台了新政策，来限制他们这群受导向的学生留下。

“就是让你觉得澳洲政府特别不可靠，它只是把留学生或者这个移民的人——说得难听一点，没有把我们当成人，就是当做一个工具，我需要到你的时候就用你，不需要到你的时候就出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本国澳洲人，你们都不重要，就是给你这种感觉，让你觉得这个政府非常不可信。”

米娅也发现，政府在2022年做了政策导向后，大学招收了更多的学生，却没有及时做调整，一年他们这届学生要做实习，才发现实习位置供不应求。

“实习这个事情，学校就分配得非常晚，然后你发邮件去和学校沟通，学校就会给你回复得非常慢，打电话可能会不接。然后学校就组织了一个会议，安排没有安排到实习的人一起去参加，但实际上目的就是告诉你，让你选明年再实习吧，但他不保证明年她给你实习，然后就完事了。”这段时间，米娅说无论是选择填补实习空缺的后续课程，还是为这时间产生的焦虑，学校都没有提供相应的支持。

明明留学产业在澳洲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但米娅仍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当地人，对留学生的认识仍是不足：“很多人以为留学生就都是那种家里比较有钱，到这边来，他们认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但据我的观察，现在已经很多改变了……澳洲人就是普遍对留学生这个群体过着怎样的生活，其实他们不太了解，或者留学生跟本地生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少。”

价值480亿澳元的产业，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和米娅一样，Belle lim也有同样的看法。Belle目前在墨尔本一家顾问公司从事多元文化政策咨询工作，在2020年，她是澳洲国际学生理事会的全国主席，参与了多场联邦政府牵头的留学生政策咨询会。

2020年，新冠疫情袭澳，时任自由党政府总理的斯科特·莫里森宣布关闭国门，并呼吁仍在澳洲境内的留学生“回家”，而仍在海外、没来得及回澳上课的学生全部改为网课。“当时的政府没有向留学生进行任何解释，没有任何同理心，大学也不会退学费，只是说我们全部改上网课，但作为留学生，上网课不是我们想要的经历，如果我们真的想上网课，那我们可以去上公开大学网上课程，费用还更便宜呢，”Belle说。

作为全国留学生代表，Belle在这段时间曾与多名联邦政府部长和教育行业领袖会面，讨论留学生政策事宜。但她也发现，在这些会议里，她是仅有的学生声音，而参与会议的人士不一定都了解留学生群体的需求。

“那些参与讨论的都是非常有权力的人，要么为大学工作，要么来自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大型机构，要么来自政府，他们都有各自的议程，需要代表他们各自的利益所得群体，所以学生的体验从来不在他们优先考虑的范围内。若学生的留学体验会影响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会考虑，但不会优先考虑。”

Belle一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与政党作风有关——在新冠时期执政的自由党走保守路线，因此有这样的反应也算正常。工党在2022年的联邦选举胜出后，不仅加速了新冠期间积压的签证审批，还推出了不少对留学生利好的政策，如延长毕业生签证等。

但到了2024年，随着租房危机和生活成本上涨占领澳洲社会议题，工党政府开始宣布要降低移民数字，随即推出一系列留学生改革。Belle瞬时有种重回2020年的即视感：“我实在不能理解，因为留学产业是一个价值480亿澳元的出口产业，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对这一产业采取如此态度，”Belle说。

“我觉得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明年就是澳洲大选了，他们看到数字，觉得移民人口太高，但他们决定设留学生人数上限，这个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效益的角度来看，都不太明智。”

澳洲政府并非不重视留学产业，或者对这一产业没有长远规划。2021年11月，时任执政党的自由党推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产业策略2021-2030》，来更新在2016年时推出留学产业十年规划。时任教育部长的艾伦·特奇表示，之所以提前推出新规划，不仅有新冠疫情影响的原因，而且在短短五年内，全球教育模式、澳洲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等因素都对留学产业有所影响。

策略还详细规划了新冠疫情后产业恢复的路线，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全国（新冠恢复）计划中优先留学生事宜“。策略还提到，接下来要促进留学产业要多样化，要以学生体验为中心等。

2022年末，工党在上台后，宣布对高等教育行业进行长达一年的评估，方向覆盖大学资金来源、校园安全和性暴力举报、职业技能需求和短缺等。最终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大学未来方向应满足澳大利亚目前技术短缺所产生的需求，并且要保证留学产业的质量，让外国学生接受高质教育的同时，澳大利亚本国学生也能从留学产业所营造的跨文化学习环境得益。

这份评估也指出，澳大利亚需要设留学生人数上限，来保证留学产业的可持续性，不会因为扩招留学生而损害了教学质量。

虽然目前实行的政策都是在政府设立的大框架内实行，但Belle认为，整个产业没有考虑到每小项政策在执行和实现目标时会造成的影响，而短期内政府频繁推出新政，也是侧面反应政府其实在留学产业上较为“短视”。她以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不允许留学生入境的政策为例，指当年政策实施后，大学产业大受打击，2021年宣布裁员，并重新规划来年经费支出，有部分大学甚至为此取消亚洲语言等专业来节省开支。2022年，当澳洲重开国门、留学生返回大学时，尽管数字上留学产业是恢复了，但大学的教学资源却没跟上。

将留学和技术移民分离，对澳大利亚有多大好处？

工党政府的这一轮留学生改革，外界认为是将留学和移民分离，让留学回归“本心”的做法。安德鲁·诺顿是澳洲国立大学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的学者，他告诉歪脑记者，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想移民澳洲的人利用学生签证——而非技术签证——到达澳大利亚，然后不停注册新学校和换发新学生签证，从而留在澳大利亚打工赚钱，成为“持临时身份的永久居民”之一。根据内政部的统计，目前澳洲有180万劳动力处于这样的签证状态。

诺顿举例，新政要求签证官在审核时，核实学生读书意愿的真实性，包括所学专业之间的连续性：“如果你读完一个会计硕士，但接着你去申请一个理发的大专技能证书，那么这就不算是符合常理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这一步骤是专门来防止那些靠申请学生签证来留在澳大利亚，本心不是为了学习的人滥用签证的。”

澳大利亚一方面想控制留学生和移民数量，但另一方面，移民的确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澳大利亚长期面临技术短缺，在2023年，大概36%的行业都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澳大利亚推出技术移民项目，通过“分数制”、设立短缺技术清单等模式选择出最符合其需要的技术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空缺。每个财政年，联邦政府内政部都会评估技术清单，根据行业需求来调整；在联邦政府的大框架下，各州政府也会根据各自所需，再调整移民政策。

澳洲的留学产业和技术移民政策几乎是同期发展，在留学人才中择优而留下，自然也成了政府的考量，所以政府很早就为就读短缺专业的留学生提供毕业生签证，允许他们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工作，若他们成功在两年内积累所要求的工作经验，就会提供永居移民途径。2008年，时任执政党的工党政府改革毕业生签证，留学生无需就读短缺专业，就可以获得两年毕业工作签证。

诺顿一直以来对此有所忧虑，他认为政府没有看到，推出这样类似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一些留学生当中制造了一个“假希望”，虽然他们资历达不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但他们会觉得可以靠不停读书地留在澳大利亚，而不是按照原本的职业规划，在澳大利亚读完某个专业后就回国积累工作经验，开启人生的新一页。

他认为，政府并没有“充分地理解”移民措施是如何激励和引导移民。“我们在没有充分了解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潜在学生会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情况下，就做了这些改变，这让人很难准确估计消费者的反应。一个谨慎的做法是，先采取一些措施，观察市场反应，如果效果还是不好，就再推出其他措施，而不是在12个月之内一口气推出这么多措施。”Belle认为，频繁的政策变动，除了让澳洲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大幅下降，还会减少留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导致只有那些来自富裕家庭、能经受得起澳洲政策多变的学生选择留学澳洲。

而Belle自己也是澳洲技术移民政策的“其他遗漏者”之一：尽管Belle拥有一个研究癌症基因的博士学位，曾担任全国留学生代表，还和联邦教育部长、内政部长等高官频繁见面，自2019年不断获得维州年度留学生等社区贡献奖项，但Belle因为学的专业不对口，因此不符合澳洲技术移民政策要求，无法申请技术移民。“澳洲的技术移民系统有很多规定，它需要你证实你具有资格，比如你去做技术评估（证实自己有这个技能），它需要你的资格和工作经验相匹配。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涉及到多个学科，这不吻合系统的要求，所以我在做技能评估很难达到要求，“Belle说。

澳大利亚也的确需要来自富裕家庭以外的留学生去承担一些低收入、本地人不愿意去做的工作。以“移民三宝”的护理为例，其代表机构向澳洲媒体表示，行业内百分之四十的劳动力在海外出生，而当中80%是在澳大利亚获得资格证，也意味着他们是在澳大利亚学习护理的留学生。由于工作压力大、强度高、薪酬低，澳大利亚护理行业长期短缺本地劳动力，就在11月，新南威尔士州的护士发起罢工，要求政府提高薪酬水平和改善工作状况。

随着移民与留学生议题在西方国家不断发酵，2025年，那些奔赴海外，追求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会面临哪些新的政策挑战，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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