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極權國家也有「分權」?中國的「分權」問題

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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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分權」是制度性缺陷,跟民主國家的分權是制度設計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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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有「分權」?「分權」不是民主國家的事情嗎?中國從上到下都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國家,哪裡像「分權」的樣子?這些問題代表公衆的某些困惑,但不得不說,這種困惑很普遍,甚至許多人發生了認知錯亂。

推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並不像一般公眾想象那樣鐵板一塊。這樣的國家往往在權力分割上存在嚴重缺陷。

不止民主國家有分權,專制國家一樣可能有分權。只是這兩種分權性質完全不同:民主國家分權是制度性的權力互相制衡,專制國家分權則是權力始終難以實現高度統一。

民主國家的分權是制度設計的結果,專制國家的分權則是制度缺陷(或制度化失敗)的結果。這兩者性質完全不一樣。

中國古代王朝跟現在中國一樣存在類似「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況,主要根源還是出在高度中央集權的秦制上。表面上看來,秦制國家的中央權力無疑是最大了吧?怎麽可能被分權?誰敢分它的權?事實恰恰違背普通人的直覺。

政治跟直覺經常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直觀判斷往往都不是政治。政治之所以是政治,就在於你不能直觀判斷。秦制國家的分權現象不是中央故意放權,也不是制度性設計的結果,而是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根本無法有效控制龐大帝國系統每一根神經的結果。也就是說,是高度中央集權就一定會失效,會失效就會有分權現象。然而正是由於權力始終無法有效集中,就會反復整合權力來實現權力集中。

這就出現了專制國家的一種常見現象:已經高度專制的權力還在不斷鞏固和加强。

所以,許多人對專制國家權力有一種「一勞永逸」的誤解。專制國家的權力專斷,從來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通過不斷強化權力中樞對各個神經末梢的絕對控制來加強專權。習近平時代中央權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空前加強,就是這個原理:權力沒有最集中,只有更集中。

也就是說:專權的本質就是不斷強化專權。一旦這種強化停下來,就是專權走向滅亡的時候了。但是很多人極少會思考:明明權力已經空前集中了,為什麽還在不斷加強? 加強中央集權顯然是因為有的權力沒有完全納入到中央集權,如果每個環節都完美納入中央集權,那還談什麽不斷加強中央集權?

換句話來說,不斷強化中央集權,恰恰說明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權力始終存在一個難以有效集中的問題。這就是爲什麽中央集權需要不斷强化的原因。

習近平從第一任期身兼多個小組長開始,就直接强化黨中央對各部門和領域的絕對控制和干預。這是跟他推行「反腐敗運動」同時進行的權力强化形式。到後來,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十七萬人大會」、中共發佈第三份歷史決議……直到2024年修訂《國務院組織法》從制度上徹底弱化總理權力和强化黨中央對國務院絕對控制。每一次强化中央權力,都像空前絕後的集權。這也是爲什麽很多人說中國已從威權國家重新倒退回極權國家。

我們實際上是親眼目睹習近平如何在大權獨攬的情況下不斷加强中央權力。但是普通人經常只盯著結果看,很少去觀察動機和背景。不斷强化中央集權,肯定是因爲中央權威正受到持續性威脅——强化中央權力,就是把分散的權力集中到黨中央手裡。這恰恰就説明不斷强化權力是因爲權力分散始終對中央構成威脅。那麽什麽時候才是中央集權的終點呢?中央集權沒有終點。中央集權的本質就是不斷强化中央集權。但是悖論在於:中央集權恰恰是因爲始終無法實現權力高效集中才强化中央集權的。

學術界有一段時間(特別是80-90年代)熱烈討論「碎片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當時中國還是個一般意義上的威權國家,至少是處於後極權時代並且社會比現在稍微開明一些的專制國家。當時中國存在的「碎片化的威權主義」不但指權力叠床架屋、分工不明,許多部門都有職責和功能上的重合,嚴重依靠中央權力來協調這些部門間的合作關係,否則它們就互相敵對、互相競爭。「碎片化的威權主義」還指中央權威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這種情況無法避免。因爲權力碎片化,中央不得不依靠「政治運動」或「運動式政治動員」來推動權力得到貫徹和實施,這就使中央權威以碎片化的形式來發揮效力。

出現這樣的情況,不是因爲中央權力不夠強大,也不是因爲地方或部門權力過於強大,甚至不是因爲權力結構任性而且混亂。出現這樣的情況,根本上是因爲權力分散、難以集中的結果。

權力分散、難以集中,依照現代人的理解,可能爲聯邦制或民主共和制創造有利條件,因爲看起來就像「分權」和「制衡」。但是這種情況依照中國的政治傳統來看,就完全變了味。權力分散、難以集中,在中國人看來不是權力可以實現互相制衡,以防止權力的任意性和防止獨斷專權,而是一種危機和災難。中國人遇到這種情況,第一反應不是進行制度設計來糾正和限制權力,而是强化中央權威、强化中央集權以便全國上下統一推行中央權威的意志。

權力分散、難以集中對中國歷代中央權威來説確實是災難。因爲秦制國家歷來信奉的是中央權威不容挑戰的傳統。挑戰中央權威會被認爲是要取代中央權威,是另立一套中央權威和建立另一個一模一樣的秦制國家。中央權威與其挑戰者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競爭共存關係,而是一種你死我亡的鬥爭。這是中國人爲什麽一遭遇權力危機,就首先想到加强中央集權,而不是設法與地方或部門實現權力明確分割和把競爭關係實現制度化。

在中國人的政治傳統中,明確分工反而可能是件壞事。對於甚麼都想干預的中央來説,權力明確分工就是限制中央權力。只有權力叠床架屋、分工不明的時候,中央權力才有更多可趁之機,比如承擔協調、組織、動員和實施規訓跟懲罰的權威。

所以,可以説,中國存在的「分權」並不是一種制度設計的結果,而是缺少制度化或者制度化失敗的結果。既然如此,中國存在的「分權」是一種制度性缺陷,而不是制度性設計要追求的客觀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爲這種制度性缺陷才給了中央專制集權以可趁之機。這種制度性缺陷是中央專制集權的土壤,也是中國幾千年秦制的頑疾。要根除這種頑疾,難度太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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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人文社科写作。 Twitter:https://twitter.com/22HomoPoliticus Substack中英双语专栏:https://substack.com/@ignatiusdhlee?utm_source=user-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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