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要有审美,还得是个好人”|接力访问056 小饼干

小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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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做好人之后,就在和成为好人的代价搏斗。
题图来自 Jéan Béller on Unsplash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小饼干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出门散步去”。这个号的介绍是:“一个在北京散步的女性主义文化小组,定期举办观鸟、城市游览、读书、观影、手工等活动。只有在散步时,我们才真正交谈。”

“只有在散步时,我们在真正交谈”。加上小饼干微信之后,我跟她说这句话挺好。她说,这是小飞机场呀。对哦,这是 My Little Airport。他们已经在内地消失很久了。

关于小饼干的功课很难做。除了公众号,几乎没办法准备什么。邀请她接力的子津说她们有一些“共同经历”,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我猜测是一些压力,不得不直面利维坦的荒谬和残忍。后来和小饼干聊起她的经历,大抵差不多。

和子津一样,小饼干也在 NGO 工作,主要工作是反家暴。她出生于 1995 年,最早参与 NGO 活动是在大学,还在研究生阶段专门学习了社会工作专业。接力访问里 NGO 是一个很常见的人物背景,但每个人涉足其中的契机都很不一样。对小饼干来说,NGO 是一类行业,并不是其中所有的人和事她都喜欢,但总体可以回答那个对她很重要的问题,“我该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大学的时候她就想知道,“除了赚钱之外,一个人还可以干点什么”。这当然是一种生存安全感,但也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有的好奇心。在她对 NGO 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是如此。应当说,去做 NGO 是她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动机。

不过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小饼干的经历,而是她在描述这些经历时候的口吻。平和冷静,仿佛在说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干脆就是别人的事。子津说这位接力者“勇敢又可爱”,确实如此。她好像不知道尖叫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小饼干的口述,出于阅读方便,顺序有所调整。


我是 2018 年上研究生,2013 年上本科。中间有一年去了乡下。

本科学汉语言文学,其实先学的是管理。管理我受不了,觉得好夸张,大一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想怎么赚钱,我根本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一口咬定要转系,其实老师对我挺好的,还给我介绍兼职什么的,让我去做家教挣点钱。我就说我待不下去了,要转一个让我读书的系,所以就转到汉语言文学去了。

我当时对汉语言文学学什么一无所知,我看到同学们都在看小说,我就想这样看书也没人说什么,挺好的,然后就去了汉语言文学。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它给了我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人可以不想挣钱的事,这样合理而且高尚。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又觉得它对社会的参与太少了。

我们考试题目都是那种“鲁迅 8 篇《故事新编》的名字都是什么”,然后有人就问学这个干嘛,老师就说,我们汉语言文学是不培养作家的。那时候大家就有点悟了。老师又说,虽然我们不培养作家,但是我们会培养出有审美的一代人。我当时听了有点崩溃,我不是仅仅想要审美的,我想要点别的,我至少得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我就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套书——其实很早就有了,但那个时候我才看到——是翻译过来的教材,华东理工出版社出版的,讲社会工作伦理。这样我才了解原来世界上有个学科是以伦理作为基石的,它要求你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这个学科很好玩。

就这样看了一些社会工作的书,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它的价值观:不仅仅要有审美,还得是个好人。

当时也听说一些朋友是学这个的,他们就说社会工作会学习如何帮助别人,我听到之后就觉得自己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最开始要离开管理学位,是因为那要教我赚钱,完全以自己的目标为导向,然后社会工作的核心居然是利他主义的,我就觉得太离谱了,不是太离谱了,是太神奇了。


本科毕业了就参加了小鹰计划(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青年发展培养项目,“旨在发现支持具有天下襟怀的青年,沉潜中国乡村”)了,我记得当时的老师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做农村发展,会介绍一些他们在农村做的工作实务,还有实践经验之类的。小鹰计划本身是一个为青年人服务的项目,不是为乡村服务的,它只是把你送到乡村。

我有个双胞胎妹妹,觉得我去乡村是神经病。我猜她是有一种压力,因为我们是双胞胎,我小时候比她听话,学习也比她好,所以我是感受不到竞争压力的,但我妹妹可能一直都有。当时她是学生会主席,就一直说我很反动,如果我参加什么活动,她就会在家庭群里面转发,说你看姐姐又在干什么。

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阅读占领地铁”,很中二的。我什么也没干,我妹就说,你看,姐以后是要来革我们的命的。我去小鹰计划的时候,她在家里发,“放任小孩成为白左小孩是不负责任的父母”之类的。我爸妈已经习惯了。

我先是在云南一个做困境儿童服务的 NGO 待了三个月,条件非常非常艰苦,去了一个星期就尿路感染。因为当时云南狂下暴雨,然后我的内裤没办法晾在外面,而且那个房子也不能开窗,我住的那家爷爷跟我说,开窗老鼠就会进来,然后我就吓得要死。但是晚上还是会被老鼠吵醒。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在那做的工作是非常基础的,就是去小朋友家里看经济条件,是不是符合(NGO的)资助要求,然后去学校里帮忙。

尿路感染,我的天,我当时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当时发高烧,医生一直说我是感冒,我就说这不是,因为我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我当时用 App 搜,想找一个互联网医生看病。最后要骑摩托车去镇上(看病),然后摩托车又没油了,我发着高烧,吹着冷风,我同事让我在下面走,他自己推着摩托车,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惨了。这种情况就很搞笑。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6 岁之前我是小镇小孩,之后才去城里面上学,但云南的贫困程度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当时小鹰计划就很愁。我当时是和一个上海小伙伴一起去的,上海小伙伴去了一周就受不了走了,剩我一个人。其实我还是开心的,但是条件太艰苦了,项目组就担心我会不会在那里崩溃。

小鹰计划有一年时间,中间我们见了一面。当时项目组说,我再给你找个点,你想不想来四川?我也想去很多地方,于是就去了雅安戴河村,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在戴河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因为那边也没有 NGO。当时四川大学在那里做类似于建筑保育的工作,其实把本科生送来看一看这里的民居是怎么设计的,一个月来一次。那些老师是这里的贵客,不做什么工作,就是来一下,村长请他们吃饭,然后就走了。

我那时候就得自己在这个村里找点事情干。先是去了小学,我说我可以给小朋友上课,然后老师就说好好,你过来吧。现在想起来,我在四川是没有做什么正经事的,后来小朋友又想要看书,我就在朋友圈里让大家寄点书过来。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和小朋友玩,带小朋友去露营、上音乐课,就这样待了半年。

露营就是一起去山上。我们那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山,叫海子山,其实是个高山草甸,要爬两三个小时。我就带小朋友去玩,在上面睡一夜再下来。家长(主要是爷爷奶奶)竟然都挺放心的,真的让我带着一群小朋友去山顶上过夜了。小学三四年级,有 10 个人左右。还有一个小伙伴和我一起,背了两个帐篷,还把琴带上了,带了几本书。高山草甸上面有几户人家,是小朋友亲戚,小朋友就会去他们家吃饭,我和我的朋友生火煮泡面吃。

考研去了中山大学读社会工作。当时去了以后,我的老师说要做一些实践工作。当时 NGO 已经非常体制化了,我感觉它变成了一个做表工作。来一个人,你问他有什么问题,快速分类,然后做表。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当时确信,至少我在云南那几个月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再复制的,就没有什么可学的。

所以相当于玩了两年研究生,玩着玩着又可以去交换,又去台湾,在一个叫“妇女新知”的 NGO。我觉得那个机构很厉害,倡导工作做得特别好。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推行“积极同意入刑法”,就是他们想把关于性侵害的定罪原则改成同意原则,要获取同意才能发生性接触。

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开过好几场研讨会了,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整理他们的资料,看他们怎么组织讨论、怎么跟其他议题的关注者合作的。性侵害的法律涉及到方方面面:儿童、残障、职场……他们要跟很多人协作,不同的人目标是不一样,关心儿童的人希望所有的性侵犯都要被重罪;关心残障的人可能更关心残障群体的自主权……妇女新知要把这个局给攒起来,而且要让大家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围绕着同一个目标:不仅仅是要修改法律,更重要的是,相关群体是否能了解我们的想法。

我觉得特别厉害,哪怕反对者说话都很有水平,也是做了研究的,我觉得是真诚的讨论。

回来以后(去妇联实习),(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当时去的是妇联底下的一个信息站,叫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是直接跟妇女合作的,处理性别相关的问题。我当时想知道我们福利系统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以前我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志愿者,跟体制没有打过交道,我在想如果我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我的工作会怎么做?他们又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去妇联了。

去了就是接电话。特别累。因为需要做文书,如果每个电话说 20 分钟的话,信息量太大了,有点承受不来。每个小时都有两三个电话。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到最后我已经特别特别麻木了。先看有没有死人,对,是不是要堕胎,有没有严重伤害,有没有涉及到儿童的,有没有涉及到残障,会先看一下。就像那种出轨的什么的,同情心已经调动不起来了。因为到那一步,大家诉求也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要不就是想离婚,但是想多要点钱,有极少部分的人是想要挽回的。到那个阶段大家都在谈钱。

电话设置会让你先选,到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是本市人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做了 6 个月,最后确实受不了。3 到 4 个月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当时以为这是很专业的工作,但是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过了一个月我就要开始培训别人。我跟一个老师说,我能不能走了,老师就说,你觉得这几个月你见到的不同类型个案多吗?我说,真的够多了。老师说,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走了。

他作为一个老师,想法就是这样了。我的话,再干下去就要休息 10 年了,这辈子都干不了社工了。我就走了。

我觉得那种工作方法不会提供真正的答案,只不过因为有这个定位,不得不接这些电话。其实就是在磨损当事人,让当事人对这个流程彻底失望之后,自己想办法。我现在做的 NGO 就会和当事人做特别多的讨论,当事人想做哪一步我们都不会先去评判,对与错,是否可行。我们不直接提供建议,而是先沟通想法,如果我觉得当事人可能没有掌握足够多相关的信息,就会尽我所能提供,然后再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疫情结束的时候,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就去北京找朋友,前一两个月都是住在朋友家里的。我感觉当时精神上已经很难跟自己相处了……我本来过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但是因为做一些活动被频繁骚扰,我当时有个特别大的恐慌,就是怕自己疯掉,就想尽一切办法维系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恨不得天天打坐,像吃药一样去运动,但感觉影响还是太大了。

其实到北京之后,我也还是在想这个问题。躺平我是支持的,但我觉得那种“躺平”不是我想要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本身也很有负担。我其实当时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做自然保护的,她叫我去奥森(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她玩,那也是她的工作地点。然后我就去了,当时她就拿了一个望远镜出来,跟我说,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大斑啄木鸟。就把望远镜给我。

你有用过望远镜吗?我是第一次。望远镜很神奇,它不是让你近一点看一个东西,是完全让你进入另一个世界。因为找不到鸟,我当时发现树都很好看,后来发现鸟了。鸟好漂亮,太漂亮了!我感觉我的思绪都被抽空了,哪怕在去奥森的时候,我还迟到了一两个小时,其实我脑子里都在想那些很糟糕的念头。那个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但是在看见小鸟的瞬间我是平静的。

后来我朋友说,你来北京了要做点什么吗?因为我也做反家暴的工作,但是我当时真是不想讲那个,我就直接说,我要做观鸟的活动,周围没有人做这个,除了那些专业干这行的。然后我就在想要怎么进入观鸟活动,什么是那些专业搞这行的朋友还没有开展的,我就去看观鸟的历史,找了书来看。其实当时没有主动把观鸟跟女性社群联系在一起,没有想要去做一个跟女性主义特别挂钩的活动。

望远镜你随便搞一个,8 倍的就行了,10 倍的话手会有点抖,看到鸟的时候就看不太清。

鸟很神奇的。为什么春天对鸟很重要?就是因为小鸟在春天的时候经过北京,你就可以看到非洲的小鸟,可以看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飞了几千公里的小鸟,那种感觉很神奇。

“出门散步去”和其他社群相比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相似的地方是大家都很想有一个社群,都会很努力地想要去维系这个社群。

不一样的地方是那种求知欲,还有大家对观鸟的热爱程度。我特别惊讶,有人第一次看了之后可以每周都去,看鸟的话要起很早的,夏天就更早了。我们群里面被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小鸟塞满了,每次看我就觉得好放松,我不是不去再去谈女性的话题了,也不是不再关心女性的处境,但我真的需要这个地方,一个都是鸟的地方。

我现在是有安全感的,反正比我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好很多。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周围一有响声,比如说我没有点外卖,但是有人敲门,我就会把目之所及的电子产品全部都给格式化,其实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非常紧张,想全部都删一遍。我的手机好像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之前的记忆了,因为我不停地删东西。我甚至都不怎么拍照片,但现在就好很多了,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Q:你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最近在看 Friends,因为要考雅思,但是我没有准备,然后我室友就说,她说 Friends 教会了中国一代人英语,要拜英语口语神的话,这就是对口神仙。她又拿了一个 Friends 的明信片叫我拜一拜。我说,好,如果我考过了的话我就把 Friends 看完,还发了誓,结果就考过了,所以我现在就在看 Friends。但是其实很难说它有趣。我觉得 Friends 就跟《哈利·波特》一样,可能过了那个时期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了。所以我有一种在还愿的感觉。

Q: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我申请到了一个奖学金,去读一个发展学的硕士。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经济学打底的、研究不平等的学科。就在想“散步”以后要咋办,有没有什么办法继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我特别怕“关系”,“散步”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虽然很累,但是好处是我不用去想和其他人是什么权利关系。如果我走了,这个小组要怎么继续维系,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

Q:想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纪实摄影师梁莹菲接力,我 2015 年就认识她了,她一直都在思考“我得做点什么”,也是一位很有才华、很真诚、很勤奋的朋友。前几天看她的朋友圈说,“关于创作,别人总是问我有什么想法,但是其实我不是因为有什么想法,而是因为有很多痛苦。”我很同意,感觉这是关于公共行动和创造里最纯粹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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