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与《色·戒》

之前非常仰慕庶民学派，并且在大陆也参与过一些受其影响的艺术活动（由raqs media collective在上海举办的展览等等）。可是真正“看完”《庶民可以发言吗？》这篇经典庶民学派文章还是今年。说是看完，其实也是借用了当下互联网视频媒体传播发达的情况下听一些人讲解完的。我在贫富差距巨大的城市生活，天天看到无家可归的印度人用英文报纸吃饭或者当成睡垫之类的物品，开始极度厌恶知识带来的一些烦恼和压力。我脑子干脆好几个月都“罢工”，读不了原来所敬仰的书本知识了。我坐在最近新开的星巴克，听着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讲到的精彩故事了。作者Gayatri Chakraborty Spivak教授开篇讲的主旨我原先比较熟——庶民无法说出自己的心声因为无论是宗教、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都会竭力把他们噤声。而庶民学派希望达到的学术目的是讨论这类人的生存状态以及试图理清压迫的来源。文末的故事其实可能是激发Spivak写出这篇文章的主要动力，然而因为她要在流传于世界的刊物上发表，因此相对本土（“local”）的故事就留到了文章的最后。文末，她提到一个印度革命家参与了地下党——他们希望暴力推翻英殖民的计划。这位革命家最后并没完成刺杀殖民者的任务，而是自杀丧命。革命家的亲属表明这个人自杀的原因是婚恋失败之类的原因，而没有公布此人自杀前的留下来的信。Spivak读过信之后认为此人的死因是因为既不能完成暴力推翻的政治任务，又不愿意背叛同伙。革命家的亲属之所以想掩盖事实，也是因为革命家是一位不能说话的庶民。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理由至今会用在种种印度人身上——说他们因为家庭的原因无法完成某某活动或者某某理想。而大环境带来的压力似乎都可以去政治化。以至于有些人想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比如身上刺青纹身，都会先纹下自己家人的名字，然后再去纹其他的内容，这样路人看到ta的纹身后表达，“你父母不反对你纹身吗？”的发问时就有足够的理由怼回去。

说会原题，身处亚洲男权社会的庶民可以发言吗？无独有偶，大陆也有很著名的女革命家在被地下组织派发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失败了。她的故事成为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色·戒》电影版本出来时引起了许多热议，那时我也看了广为流传的删节版。然而，我那时并没有很欣赏这部电影的情节，因为我对上海不熟，也无法与故事中的任意主人公产生共鸣。和男人无法共鸣是因为我远远达不到他所掌握的权力以及权力带来的孤独；和女人无法共鸣是因为无法理解片中戒指对她而言所象征的物质诱惑。在印度声色犬马的时尚大都市生活了几个月以后，我慢慢可以理解戒指的重大意义。因为大部分人需要迅速判断一个陌生人的身价，戒指就是很好的一个衡量标准。同时，女性脚上的戒指象征着她已婚的身份。同时，它还可以反应一个人的美学和颜色偏好。可以说，女革命家心软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被诱惑了，她还感动于眼前的男人在乱世中积累了财富、人脉和权力，并且愿意与她分享他的成就。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并且会一辈子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去积累这三样“法宝”。而这样的危险对于革命家来说，丧命或者受伤的代价是和男大佬一样的，而胜利结果还并不清楚，至少没有眼前那一枚漂亮的戒指那么清楚。而她犹豫的那一瞬间，或许有生几十年来看到的男权行为在她眼前闪过，她下意识知道了革命的成果也会被同辈男性裹挟。

《色·戒》故事原型的女性比推翻英殖民那位可能要更精英一些，参与革命前混迹于影视圈，可能在一些人看来也算不上庶民。可是大陆和印度的历史又是那么得相似，乃至于在相同历史发展阶段出现了两个如此类似的女性，再次让我叹为观止。张爱玲的故事给人感觉也和印度女革命家的家人的叙事类似，两个叙事都带有“去政治化”的效果，至少我听到周围的人对《色·戒》故事的评价大部分是“年轻的女人就是容易被收买”之类的。

关于庶民和物质的诱惑，我还想再说起一个当下生活在历史河流中的印度人。这个大叔是个传奇人物。在大城市时，他几乎每天坐在教堂门口。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要饭的，因为他身患残疾并且身边有不少要饭的朋友。我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了他一件新衣服，他也很感动。可是后来我们聊多了，我多次问他是否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他都说不用。这个大叔出身于高种姓，这样的人客气一两次和华人一样，可能第三次就接受了。但大叔却一直没有接受，偶尔亲切地说，不如你吃吧，你需要更多的能量，你太瘦了。其实他也很瘦，但我一般听到此就放弃了。

我们上一次聊天，他告诉我，2002年发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大冲突的时候，他的家人又6人丧命，包括他爷爷辈的人。阐述时，他的表情平静，并没有希望我把他的故事传播到印度的英文媒体上去。他加了一句，周围邻里的人都知道此事。也算是减轻了我作为“证人”的负担。我最近细细咀嚼这个故事，结合以前对于庶民历史的阅读，感受到了他每天坐在富人区教堂前的意义。或许印度的莫迪总理会一直享誉至死，并且有一个很高大上的葬礼，登上印度历史第一位“庶民”总理的高座上（莫迪曾经是个卖茶的，在印度等于是做过了仆人）。但“上帝”以及教堂附近的邻居们都会知道曾经有一个残疾男人的6个家人无辜被仇视穆斯林的极端教徒分子害死，并且这些极端分子大部分是受到了BJP印度人民政党口舌的煽动。大叔或许不需要长篇的历史去给他单个家族翻案，因为他对于走在“正义之道/上帝之道”上的群体很信任——需要听到他的故事的人都会最终从别人口中听到。这样一个人也减轻了我这样的历史学人在当下势利环境中带来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