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
流浪地球和家园永在,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中美贸易战、Covid-19、俄乌战争和人工智能迸发的年代,人们在刘慈欣身上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心理之锚:地球注定流浪,家园反而从不曾离开。
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的全部核心,就是想尽办法解决诸如太阳系毁灭一类的巨大危机。
两部《流浪地球》电影,总票房超过90亿人民币。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小说最著名奖项雨果奖。刘慈欣带来的“科幻热”,似乎给了各种危机叠加下的社会一个“解决之道”:当服膺于一个更大的集体、更大的科学(所谓“大科学”)和更大的“命运”,人们才不至于感到迷茫和失望。
科幻热的兴起,关系的是社会危机的范围、背景,以及背后的认知冲突,而刘慈欣的作品,毋宁说是一个“旧底片”,映照出新时代显影的同时,透露了旧时代的历史痕迹,也更明晰地展现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流浪与回家
家和流浪,本来是一组对立概念。
《流浪地球》小说首次发表于《科幻世界》2000年7月刊。该小说以一位孩子的视角,描述太阳氦闪、吞没地球的危机下,地球人因自救方法的差异分为“飞船派”和“地球派”,经历了可怕的疑惧、清洗、杀戮,最终再次操纵地球,踏上寻找新的太阳的漫漫旅途的故事。
这一故事的核心桥段是,联合政府科学家预测到太阳将吞没地球,而民间人士的观测认为太阳丝毫不会膨胀,被煽动起来的民众一哄而上,推翻了联合政府,将科学家们悉数残忍处死。然而,科学们们刚刚死去,太阳就爆发了氦闪。
电影《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小说的核心理念——拥有绝对理性的技术精英,才是拯救地球的最终希望,更没有体现典型的“刘慈欣式”价值观——生存第一、文明第二。
影片模仿了好莱坞科幻片的套路,打造“流浪地球”宇宙,生发出地球途经木星被其引力捕获的故事,并用父与子两条线来推进救亡历程。同时,它也企图用更加“接地气”的情节、姿态和情绪,来扭转原著中冷酷的精英主义气息。
电影非常敏锐地放大了原著中具备、但并未过多着墨的部分:地球末日来临,中国人如何发挥主要作用。
和晚清以来的科幻作品相比,《流浪地球》的不同在于:强调世界性危机,而不是国别性的、中国独有的危机。
前者往往带有强烈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色彩:琳琅满目的想象背后,投射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受到西方冲击的现实。维新变法时期的顽固派曾廉一语道破中西之争:“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科幻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率先反映了知识分子突破“技”“政”“教”的努力,想为孱弱的中国找到世界中的位置。
像碧荷馆主人的长篇军事科幻小说《新纪元》(1908),套用传统神魔小说的斗法模式,描绘了百年之后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一场世界大战。其中先进武器“追魂砂”,参考的就是几年前刚刚发现的元素“镭”。像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思考的是面对未来激烈的国族竞争,中国何以在世界之林中立足。自由民主制度令梁启超疑虑重重,写作最终中断。
一百多年后,电影《流浪地球》已经不再忧虑中国的位置,中国人是整个“拯救家园”计划理所当然的主要责任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只是“龙套”。
别有意味的是,“家园”的概念,继承了现当代文学里“家”的叙述。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关于家族“吃人”的叙述,构成了新文学的重要起源。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则与传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家”根本决裂,主角一家三代由“革命”而不是“血缘”联系在一起。到了新时期的《伤痕》(1978),卢新华重新讲述了“家”的内涵,控诉革命野蛮地剥夺了“天然”的人伦情感。
对于《流浪地球》来说,“家”不是情感的寄居所,而是一个巨大的物理空间——有着46亿年历史、直径12742千米、每365.24219天围绕太阳一周的行星,人类唯一的栖息地。而带着地球“流浪”,寻找新的生存机会,隐含的是“我”的强大和家的脆弱,这个“家”不再具有意识形态,成了《寂静的春天》里伤痕累累的大自然;这个强大的“我”不再是携带着浓厚儒家伦理的感伤士人,而是精于工具理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
电影特别强调了强大的“我”——两代中国航天工作者的奉献和牺牲,迎合了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大国崛起”的社会情绪,也更为2018年以来愈发险恶的国际环境提供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信心。第一部电影上映后,《人民日报》发文《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无疑是官方的一种引导性“定调”。
在荒凉的宇宙、对抗性的国际环境与“内卷”的社会里,中国观众开始习惯于从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找寻精神之“家”和自身的位置。
科学家与救世主
“六零后”刘慈欣成长时,“大事件”纷至沓来,和今日人们的经历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处理人类的存在危机,刘慈欣设计了理想的“救世主”。而科学家充当的“新救世主”,却背上了传统物理学才有的“旧包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的动荡不安波及中国山西乡村。在《三体》英文版前言《东方红与煤油灯》中,刘慈欣总结说:“就这样,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组成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
《坍缩》(1985)、《朝闻道》(2001)等小说中,都有一个名为“丁仪”的科学家,作为精神领袖,试图带领人类走出危机。此前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刘慈欣曾表示,他真正尊重的是那些站在人类思想前沿——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将领等具有超凡力量的人。也就是说,“丁仪”代表的科学家,才是刘慈欣眼中人类的最终希望。
然而,“丁仪”的救世,令人怀疑。
他在《朝闻道》中追求宇宙大一统模型,在《坍缩》中传播相对论,这些东西在物理学界,已经是“明日黄花”。或者说,丁仪更像是晚年的爱因斯坦,苦苦守住千疮百孔的“科学精神”:任何问题都可以追问,任何事件必有它的原因,上帝从来不掷骰子。
决定论是经典物理的关键。经典物理学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前面发生的事情导致了后来事情的发生,前事为后事的发生准备了条件,使后事发生不可避免。但是,在量子力学中,事情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发生,谁也说不出为什么。
1927年科摩会议时期,爱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学生之一的保罗·埃伦费斯特,在黑板上写下《创世纪》有关巴别塔的词句:“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物理学家玻尔演讲中提到,在量子物理学中,被测量事物与测量方式共同影响了测量结果,测量定义了被测事物——没有绝对真理。
直到今日,物理学家想要处理“宇宙起源”,依然必须要同时处理引力、粒子物理和量子力学,但依然没有一种统一的理论来解决问题。只有以广义相对论形式出现的引力,还保持着经典本质,具有光滑、连续的性质,在空间和时间的无穷小尺度上遵循着因果律。
而量子力学用既死又活的猫宣告了寻找物理世界客观叙述的“妄想”:世界是不确定的,关于科学真理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进一步证明,讽刺量子纠缠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的爱因斯坦是错的:发生在纠缠对中的一个粒子上的事情,会决定发生在另一个粒子上的事情,即使它们的距离远到无法彼此相互作用。
量子力学的兴起,除了物理学本身的推进,也离不开魏玛时期德国纷乱不休的气氛。科学史家保罗·福曼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导致德国科学家对历史深感幻灭,幻灭的对象不仅仅是俾斯麦的治国经纶,僵化的社会结构,还有深深扎根于科学的民族精神,而这一科学正以决定论和秩序为基础。如果决定论导致了德国的衰败,那么,抛弃决定论,追赶可能性、概率和不确定性的科学家,将肩负起重建民族精神的大任。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资助的、跨学科合作的、无限资源支撑的“大科学”终于诞生,它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军工产业。超级超导对撞机、登月工程、雷达、原子弹,都是“大科学”的产物。“科学没有祖国”,但科学家的祖国需要科学,而科学家很多时候也需要祖国。“大科学”并不关心物理学的尽头,只关心热战或冷战的筹码和结果。
刘慈欣笔下的“丁仪”形象是扭曲的:在物理学知识上,这位“传道者”显然相当落后于时代;在作用上,他不自觉地担任了“大科学”的代言人。一个看似只在乎终极问题的科学家,通过信仰传统物理学坚持的世界完整性和严格的因果律,维护国家或者族群的精神价值,从而对抗“测不准”的世间一切。
当然,也许正是量子物理学家已经无力承担“救世主”的角色,过时的“丁仪”才不得不站上神坛。因为在前者眼里,人人都是救世主——救什么、谁要救,都取决于那个“观察者”自己。
生存还是毁灭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人物都很单薄,思想实验的意味较浓。思想实验的核心万变不离其宗:活着,以及谁可以活着。
影响代表作《三体》《流浪地球》的思想实验来自同一个人,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
史瓦西认为,用牛顿定律,人们可以准确知道受引力约束的两个物体的运动,可是加上第三个,情况就不可预见了。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行星系是高度不稳定的,尽管它的秩序在百万年乃至数十亿年里得到保证,可随着时间推移,行星总会脱离轨道,气态巨行星将吞噬它们的邻居,地球将被逐出太阳系,像一颗流浪的孤星,直到时间的尽头,除非空间不是平的。
以波茨坦天体物理天文台台长(当时德国天文学家的至高荣誉)身份,史瓦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愿加入德国陆军,在东线感染毒气,最终不治身亡。
12岁的刘慈欣和一战中的史瓦西遭遇过同样的心灵震动。
1915年冬,史瓦西到达东部前线。当看到一群手下正用远处一条吓得动都动不了、不停颤抖着的饿狗练习打靶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崩塌了。1975年夏,刘慈欣回河南拜访祖父母,赶上驻马店大洪水。一天之内,50多座水坝倒塌,洪水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流宽12至15公里的凶猛激流。浑浊的水面漂浮着尸体,穿着布袋而不是衣服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此次灾情直到1999年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大洪水》出版,才得以部分披露。刘慈欣说,“(当时)我以为我看到了世界的尽头。”
刘慈欣的老家河南平原地区多灾多难。1938年,为阻止攻占徐州的日本侵略军西进,夺郑州而下武汉,中国民国总裁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四十余县,八十多万人溺死,上百万人逃难。1942年,河南大旱导致饥荒,三千万民众奔赴陕西。这个故事被当代作家刘震云写成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内战爆发,双方都开始大规模招募士兵。刘慈欣的祖父母有两个儿子,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偏重,为了保全家族的血脉,他们进行了一场冷酷而务实的“赌博”:一个儿子加入国民党,一个儿子也就是刘慈欣的父亲,加入共产党。直到今天,刘慈欣仍不知道他的叔叔命运如何。
在史瓦西对地球命运的探寻里,刘慈欣感受到了影响一生的价值问题,“活着”,用尽办法活着。而活着并不是生命的必然,在生命之上,总有“更高的东西”对人类予取予夺。
刘慈欣在《三体》中借三体人之口说:“生存在宇宙中,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你们有了这样一种幻想,认为生存是唾手可得的,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谁可以活着,刘慈欣的标准更加“残忍”。
他多次推荐一部小说,汤姆·戈德温的《冷酷的方程式》(1954)。小说情节简单,只有两个人物:一位宇航员,一个少女,还有一艘宇宙飞船。飞船从地球出发,飞向一个遥远的星球,给那里的探险队送去补给药品。探险队得了病,没有药物治疗就会死亡。
少女的哥哥就是探险队员,她一心探望哥哥,偷偷溜进了宇宙飞船。然而,当飞船航行了一段时间后,监测系统发现飞船超重,燃料过分消耗,如果不及时修正,飞船要么坠毁在目标星球,要么永远飘荡在太空。通过一系列的计算,这时只有两个选择:把少女扔进太空,或者二人和飞船一起坠毁在目标星球。
宇航员果断地作出第一个选择。
宇航员活,无法驾驶飞船挽救探险队的少女死。同样地,在《乡村教师》中,回答出牛顿三定律的孩子们,让有能力毁灭地球的外星人判定“这个星球有智慧生命”,从而高抬贵手。在《三体·死神永生》中,主角只能从一群孩子里挑选三个逃命,最后用三道数学题挑走了最聪明的孩子。
“地球就像一艘宇宙飞船,行驶在茫茫太空,如果发生了大危机,60亿人里,要死去40亿人,另外20亿人才能活下来,那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刘慈欣说。
先是理性计算,然后理性抉择。只有拥有“知识”特别是宇宙硬通货数学或物理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活下来。因为他们可以运用知识,保证人类成功地活下去,继续繁衍生息。这是刘慈欣超越主流价值观、直奔“宇宙的目的”而去的思考结果。当然这一结果对他自己最为有利,但“宇宙”存在着令某个物种的智识阶层能活下去的“目的”,也足以令人生疑。
由于超越了道德和伦理,强调“知识本位”而不是“伦理本位”,刘慈欣的作品更具有“现代”意味。毕竟,和他同龄的当代小说家依然纠结于乡土田园、亲亲尊尊。生于1964年的格非,近年发表小说“江南三部曲”,用一种决绝的姿态否定了工业化的意义。
最根本的是,当我们回到维新变法时期曾廉的那句“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时,才能看到刘慈欣与主流价值观自觉或不自觉的“共谋”,以及他的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
从技术的进步直接跃至教化的塑造,跳过中间的“政制”部分,工业党的“星辰大海”终将“万里无坎坷”。
若有知音见赏,不辞遍唱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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