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聲者｜從精神病人到社工　歷爆煲復發　設互助組織支援

（原文刊載於集誌社）

文｜集誌社

攝影｜劉貳龍

上月發生的持刀傷人案和倫常慘案，引起社會對精神病廣泛關注；由過來人組成的自助組織，有感社會對精神病患存誤解，主動聯絡《集誌社》訴說他們的故事和感受。

在嚴重精神病患的世界，他們發病時有幻聽、有幻覺，眼見、耳聽如真似假，難以辨別。過來人 Vincent 和 Vicky 經歷病發、治療、復元，成為社工冀助同路人；他們曾在社署資助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工作，被沉重工作壓力「壓垮」，精神病復發。

以嚴重精神病患、社工身分訴說現行支援的不足和局限。32 年的「病歷」，令 Vincent 有感，最能幫助患者的，其實是編制以外的「輔導員」。他們決定成立自助組織「聽聲網絡」，盼助人自助，提倡公眾肯定精神病患的的幻聽、幻視，及以同理心了解他們的世界。

走進鄰近觀塘海濱的一座工廈共用辦公室，繞過密密麻麻的單位，終來到 Vincent 、 Vicky 、兩名友人浩天及寶珊經常開會、聚腳的地方。這裡是浩天的辦公室，成為大家成立自助組織的大本營，面積細小，但有能看海的大玻璃窗。 Vincent 帶上礦泉水、茶壺、茶葉，為大家沏茶；Vicky 剛從沖繩回港，她邊訴說在沖繩遊玩點滴，邊分享自製紫薯和菓子。

他們都是聽聲網絡的骨幹成員，曾被診斷患嚴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思覺失調。四人因病相識，這些年定期見面、互相扶持。Vincent 坦言，訪問前夕，感異常焦慮，需邀請友人陪同；歷大半生與精神健康角力，他已掌握各種令自己更安心的做法。

青春期發病　送院遇粗暴對待失信心

Vincent 是聽聲網絡發起人。他說自己的人生，在青春期一頁猶如空白。13 歲起，他先後被診斷患強迫症、抑鬱症及精神分裂症，因自幼與家人關係不佳，頻有衝突。他知道旁人眼中的他「不正常」，中四輟學；後來雖重拾學業，卻陷迷茫。

他仍清楚記得，19 歲那年，一個平常上課日，在走進校園的路上，所有迎面而來的人都變了​​喪屍，有「聲音」罵他「女人型」、「變態」、「沒有用」，把他嚇壞。他分不清那是現實還是幻象，不敢再上學。幾個月後，他試圖自殺，被送往青山醫院。當時 Vincent 留醫近一個月，被醫護粗暴對待，令他感到精神病人不受尊重、對醫院失信心。

幻覺幻聽纏擾圖自殘

Vicky 的世界，與 Vincent 相似。她在 2009 年底確診思覺失調。那時她剛從大學畢業，首份工作遇上職埸欺凌，情緒變差；她總是無故流淚、沒胃口，體重大減。病情嚴重時， Vicky 一到人多的地方，如在街上、巴士，都聽到議論她的「聲音」，「好像大家都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人人都不懷好意」；只有戴上耳機，這些「聲音」才會消失。

Vicky 之後更「相信」媒體正在報道有關她的事，網上討論區如「高登」把她起底⋯⋯她仍然記得，有次穿過一道門，「聽到」迎面的人向她喝倒采。這些幻覺令她活在恐懼中，更有自殘傾向。 Vicky 當時很想擺脫這個狀態，遂聽從友人勸告，隨家人看精神科醫生。

求醫32 年　歷制度千瘡百孔 

說到看精神科醫生，Vincent 有更「深厚」的資歷。由 1983 年起，Vincent 一直在公立醫院精神科接受治療，直至 2015 年才無需覆診。他形容 32 年的治療和復元經歷，反映的都是「老掉牙」問題。

在公立醫院治療階段，作為病患會見精神科醫生或護士，但每次與醫生面談時間只有短短幾分鐘，「醫生冇乜點問你，關心到你」；復元階段回到社區，主要靠醫管局精神科社康護士上門探訪，但護士質素參差、對患者了解不深，大多只關心患者對藥物有何反應。在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社工只會在個案有精神健康困擾、或福利需要時，才會深入跟進；臨床心理學家的服務更是杯水車薪，對 Vincent 沒太大幫助。

Vincent 形容，自己一直獲公營醫療系統跟進，但一直沒有仔細地被輔導。對他而言，最能夠幫助到他的是社福機構內，一些輔導員願意耐心開解他，令他有被陪伴的感覺。Vincent 慨嘆，輔導員在現行社署資助的機制下不是必須開設的職位，令不少患者無從接受輔導員的服務。

今年二月，立法會通過沒約束力議員議案，推動香港輔導專業發展以改善市民精神健康。不過，醫衛局局長盧寵茂在當日的立法會會議指出，現時由服務機構自行決定是否聘請輔導人員的安排，是行之有效。

排期半年始見到醫生

Vicky 則形容自己的求醫經歷是「自救」。2009 年病發初期，她先是到私家醫院精神科求診，半年後情況趨穩定，才被轉介到公立醫院覆診，排期半年後才見到醫生；儘管醫生有心跟進，都只是每隔四個月才覆診一次。

她說自己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從沒有人告訴她社區有甚麼資源，可支援跟進自己的狀況。在社區層面，由於Vicky 的病況未算嚴重，加上她有定時服藥，Vicky 一直沒未獲醫務社工或社康護士跟進。直至社署開始資助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提供服務，她剛巧在其中一間中心上班，才因工作接觸到不同的支援和治療小組，從而自行報名參加，「是自己找方法幫自己」。

在復元路上，Vicky 最初感無社區支援；直至因工作接觸到不同的支援和治療小組，才「自己找方法幫自己」。

任社工支援同路人　壓力爆煲致精神病復發

Vincent 出院後，90 年代開始在社福機構日間中心接受輔導員輔導，才慢慢了解自己患病的成因，不只是因為「生病了」，也是成長期間所經歷的創傷所形成。他相信社福機構能真正協助到患者，決定加入社福界工作；他持續進修，終成為註冊社工，2012 年起在由社署資助、新生精神康復會管理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任職個案工作員。

不過，正式加入體制才是挑戰的開始。 Vincent 甫上班就要接手 30 宗個案，「每個人都要打電話、預約見面，一嚟就有很多工作。」不足一個月，個案已增至 40 宗， 一時間工作大增， Vincent 應付不來，「開始聽到『聲音』，不過聽不到聲音的內容，望到啲影像都變晒形、扭曲晒」。壓力一度大到令他出現幻覺，Vincent 要向上司請一星期大假好好休息，才可繼續上班。

Vicky 的經歷，也跟Vincent相近。她在患病後，自發參與治療小組及認知行為小組，在病人自助組織認識到不少過來人；朋友每星期約她吃飯，令她感受到關懷。在社福機構得到協助，加上身邊人的鼓勵，Vicky 報讀了社工系碩士；2019 年碩士畢業後，她加入一所獲社署資助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任職社工。

Vicky 當時的工作，主要是帶領不同小組、跟進獲慈善機構撥款的項目，由她負責跟進的個案每月約有 10 至 20 個，已較同中心的其他社工少。但由於所有「帶組」和行政工作都落在她身上，加上與上司理念不合，工作壓力令她「爆煲」致思覺失調復發。Vicky 再次出現幻聽，後來需要辭職，花約半年才控制好病情。

集誌社檔案 在社區支援方面，精神科服務資源配套的具體情況為何？

1．社署：社區中心使用者五年增兩成　一中心平均服務逾 1,300 人

由社署一筆過撥款資助、由社福機構營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現時負責在社區向精神病患者提供支援。

社署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標準人手編制約有 35 個職位，當中包括社工、精神科護士、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及支援人員。社署表示，這些中心可按其服務地區的需要，靈活安排人手和資源，以應對服務需求，故沒有備存個別中心的人手數據，及每名中心職員的個案數量。

過去五年，曾接受中心服務的人數持續增加，人數由 2018/19 年度的 2.8 萬人，增至 2022/23 年約 3.3 萬人，五年間增加約五千名使用者。以 2022 年全港有 24 個社區中心計算，每中心平均服務逾 1,300名使用者。

2．社福機構：社署有增撥資源　21 名前線服務 33 萬人口

香港心理衛生會自 2010 年 10 月開始，於觀塘及大埔區開辦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總幹事程志剛向《集誌社》時表示，現時與剛開辦時相比，中心人手已大幅增加，社署每年都有向中心增撥資源。

程志剛指，中心每個標準規模團隊要服務的人口基數為 33 萬人，但難以統計中心使用者人數。以他們中心而言，35 個獲社署資助的人手編制中，前線職員佔 21 名，每個標準規模團隊有約 18 名社工、一名精神科護士、一名職業治療師、一名臨床心理學家。

3．前線社工：高峰一社工跟進過百宗個案

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前線社工向《集誌社》表示，在元朗、觀塘、深水埗等地區，大多數個案較為複雜，知悉每位個案經理需跟進 60 至 70 宗個案；高峰時，甚至需跟進過百宗個案。他坦言，單是跟進 60、70 宗個案，社工已難以負荷；即使社署要求社工每月與個案會面，但若有太多個案在身，社工或只能以電話問候、無法達到與個案會面要求。

中大社工系講師丁惟彬曾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任職十年，他剛入職時，一人需跟進 70 至 80 宗個案，高峰時達 100 宗個案；他在三年前離職時，跟進個案已回落至 40 宗。不過，丁指出工作量未有隨跟進個案而減少，因機構一般受社署、大學、慈善團體資助，涉及大量行政工作，「連頁數、英文文法」都要整理。他認為，社福界面對的不只是資源、而是整體風氣問題，才令前線社工疲於奔命。

設「聽聲小組」盼紓心理創傷　前線流轉快致徒勞

今年初，兩人決定往前再行一步。「再沒有被誤會的聽聲人士」、「自我療癒創傷」⋯⋯辦公室的牆上，寫滿了精神健康服務的願景。Vincent 去年離開了工作多年的「新生會」，年初找來志同道合的社工和過來人「埋班」，正積極籌備成立非牟利機構「聽聲網絡」，希望透過肯定精神病患的的幻聽或幻視，以問問題的方式誘導患者說出自己的故事，盼令患者有被陪伴、被理解的感覺。他們每月定期開會，思考組織未來的工作路向。

「聽聲運動」自 80 年代在荷蘭發起，隨後傳至英國等地，至今已有 30 多個地區設有聽聲網絡。Vincent 在新生會工作時， 在 2014 年為香港引入首個「聽聲小組」，希望透過治療以外的方法，紓解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創傷。Vincent 說，「方法其實很簡單，要對他們（病患）的描述見怪不怪，去肯定那些全都是『真實』。」

Vincent 當年成立聽聲小組後，不同非牟利組織也陸續成立類似小組。不過，據 Vincent 了解，不少「聽聲小組」都無法繼續維持服務，因社福界前線人員流轉得快，每逢社工轉工，支援小組就後繼無人。而現時制度下，輔導員並非政府資助的編制人手，「聽聲小組」這類同路人支援組織屬寥寥可數，令他決定創立「聽聲網絡」，讓過來人去輔導同路人。

四名骨幹成員除了 Vincent 和 Vicky 是社工，曾在精神健康領域工作，浩天和寶珊其實是 Vincent 以往主持的「聽聲小組」參與成員，他們的友好關係一直延續至今。

浩天說加入「聽聲小組」前，自己甚少分享真實想法，尤其害怕將想法告訴專業人士，「一來對方不相信，二來講完後，很多時好像不符邏輯，醫生就會以加藥處理。」令他覺得沒有一個可以安心講述自己想法的地方。浩天瞄一瞄記者，靦腆地笑說，他近來認為自己是一隻貓，其他人便開始加入討論，浩天如何具備貓的特質。

精神病遭污名化　憂加資源「約束」病患

Vincent 成立聽聲網絡，源於他有感社會對被評估為有幻覺、妄想癥狀的病患，存在嚴重誤解，誤以為有幻覺、妄想癥狀的人就會與暴力扯上關係。除了朋輩式的支援工作，Vincent 亦希望組織用倡議的角度，鼓勵大眾正確理解和接納「聽聲者」。

上月初鑽石山荷里活廣埸持刀傷人事件發生後三日，「聽聲網絡」就發出新聞稿，直指當局直接披露疑兇的精神科診斷，會令大眾聯想到精神病就是暴力事件成因；一旦公眾下了這個判斷，便會造成精神病污名化的情況，Vincent 之後主動聯絡媒體，盼加以澄清和教育公眾。

Vicky 補充說，她回憶自己發病時，其實沒有傷害他人的念頭，但會有強烈的自殘想法，「我覺得自己不像一個人，應要自我毁滅。」根據她以往任職社工、接觸同路人的經驗，她說只有很少數患者有傷害他人的傾向，他們可能是受幻覺困擾，被「聲音」指令去傷害他人。公眾應以具同理心的方式了解患者的世界，紓緩其病情、減輕其困擾。

Vincent 觀察到，每次一爆發涉精神病人的社會事件，政府便單單以「加資源」的方式處理；他聽著「加資源」已經很多年，但認為最核心問題是，資源往往未必加在合適的地方。政府上月表示，傾向檢討精神病患出院安排的「有條件釋放令」、及探討病人強制接受治療的「社區治療令」，令 Vincent 憂慮新增資源將花在約束精神病患；但同一時間，最能夠協助病人的輔導員，卻多年來不未納入官方的人手編制中。

這些年來面對制度，Vincent 曾感無力、灰心，但仍希望站出來，「我有過來人及社工的雙重身分，想在制度內做一些事情。」Vicky 最近因工作壓力病發，休息半年來，她用了畢生所學學習自我療癒，用了約半年時間令幻聽癥狀消失，她對於這個結果很滿意，「相信患病也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做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復元。」Vicky 正在寫書，打算自述多年來如何克服精神病帶來的困擾，如何以不同方式自救的經歷。對他們來說，最重要是有人撐傘同行。

集誌社檔案

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總人數在過去五年呈上升趨勢，醫管局有增聘精神科醫生、護士、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目前的總人數為3809人；有 29.3萬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療。

此外，醫管局自 2010/11 年度起推行個案管理計劃，為居於社區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個人化支援。截至今年 3 月底，醫管局共有 430 名個案經理，為個案管理計劃下約18,100 名患者提供服務；現時個案經理與病人比例由過去約 1 : 50 下降至約 1 : 41，每名個案經理所處理的個案數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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