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亚裔移民教育日益“内卷” 西方教育下有怎样的压力和竞争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戴书
原文发布时间｜07/25/2024

步入30岁后期的妈妈琪琪很忙。家在澳洲悉尼的她，白天要上班，上完班后和先生分工合作，送一儿一女去补习班，晚上回来做完家务，还要亲自监督两个小朋友的功课进度。周末的时候，琪琪和先生马不停蹄，轮流送小朋友去踢足球、打网球、弹钢琴、跳舞、公共演说训练班等。连此次接受歪脑记者访问时，琪琪也抽不出时间，只能让记者在聊天软件上发问题，她有空再语音回答。访问录音前后共15分钟，最终却花了一周才完成。

在悉尼，像琪琪这样忙于接送孩子上补习班的华人爸妈不在少数。2021年，以父母不断为孩子安排学习活动的“鸡娃”式教育上了中国年度十大流行语，甚至一度被官方视为影响生育率的原因之一，甚至出台补习禁令，让曾价值1000亿美元的补习行业一度崩溃。

但华人到了外国真的就不“卷”吗？在全澳洲城市中人口第二、贡献了23%GDP的悉尼，许多像琪琪这样的亚裔移民父母面临的更多是“不得不卷”的抉择：从教育制度、资源分配到教学质量，看似“放养式”的西方教育实际上还是无处不“卷”。为了让孩子在悉尼这个大都会里“胜出”，无论是一代移民还是本地家长，大家还是都走上了“鸡娃”的竞争之路。

澳洲也有“精英中学”和“尖子班”

尽管澳洲的补习行业规模仅是中国的百分之一，但在2021年时也达到了10亿澳元（约6.6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澳洲补习行业协会就曾统计，全国有超过4000间补习机构，而包括兼职私人开班的补习老师在内，全国共有七万名从事补习行业的人士。

其中，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补习气氛最为浓厚。2021年，有大学教育专家就指，悉尼有大概30%的在读学生在上补习班。在北美流行、由日裔社区开设的Kumon补习中心，在新南威尔士州有澳洲最多分店；新州当地也有像PreUni College和northshore这样已形成规模、在全州有多家分店的补习班品牌。

悉尼补习风盛，与澳洲的精英中学制度息息相关。在澳洲的联邦制度下，教育归由州政府管理。大部分州的学校除了有公立与私立之分外，在公立学校当中还会有“精英中学”，专门培养有“天资”的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其中，新南威尔州的精英中学数量最多，共17间，是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与布里斯班所在的昆士兰州的四倍。除了这17所精英中学外，新州还有25所“半精英中学”，这些半精英中学既有在本地校区居住、上“普通班”的学生，也有通过考试考进来的“精英班”的学生。

此外，新州还有四所同属精英中学的农业中学。在农业中学读书的学生，被要求从七年级到十年级期间要学习农业知识，其余课程与精英中学无异；新州最有名的精英中学James Ruse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就是一所农业中学。

除了精英中学，新州还有“尖子班”（Opportunity Class）制度，部分公立小学会为有天赋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设立尖子班，学生若想成为其中一份子，则要在三年级学期末或四年级学期初时报名，通过考试筛选获得尖子班名额。据新州教育部数据统计，2024年有超过一万五千名学生申请进入尖子班，而当年全州尖子班名额为1840名，竞争比例约为8比1。

琪琪的大女儿今年六年级，小儿子则是三年级，为了准备精英中学和尖子班的考试，两人早早就报读了补习班。尖子班的考试考数学、阅读和思维能力（thinking skills），而精英中学则在这三科的基础上再加写作，两个小朋友除了补相应的科目外，琪琪的女儿还报名补习演讲。

华人家长看澳洲的竞争和压力

琪琪表示，送小朋友去补习也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她坦言，澳洲的教育对比起新加坡和中国“很简单”，希望小朋友能通过参加补习班，养成良好的复习和预习等学术习惯。“因为这边作业都很少，而且很简单，所以我觉得是让他们养成一种作业习惯。”

在悉尼，一些如pre-uni college这样知名大型的连锁补习机构会举行尖子班和精英中学的模拟考，并且对学生进行排名。有数名悉尼华人家长向歪脑记者表示，这些补习社因学生人数多，所以它的考试排名能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参考；他们也表示，澳洲的学校教育比较少作业，但是在新州，精英中学、尖子班的竞争制度也的确存在，在这样的矛盾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也只能依赖补习机构的帮助，来准备这些考试。

琪琪曾是留学生，在澳洲大学毕业后就留下工作，随后结婚生子。在她看来，澳洲的精英中学、尖子班制度“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悉尼是大城市，就业工作压力大，工作机会多，但竞争也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需要竞争，你越是在前面，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大学，你就有更多机会去成功，（竞争）是无法避免的。”

琪琪认为，让小朋友去参加补习班，可以培养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这种压力可以在体育表现出来，可以在其他学业表现出来，但是需要通过比赛竞争去筛选人，才会早点适应这种竞争。”

琪琪也承认，自己的两个小朋友都在新州较前的公立小学读书，“家长都会是卷的，所以小朋友可能会累一些”。不过，她的两位小朋友对补习并不抗拒。“大家去补习不是因为学校学了什么，而是因为大家都去补习，小朋友也接受，因为身边个个同学都去补习。”

澳洲的教育质量，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好？

在澳洲，联邦教育部会制定课程大纲，规定各年级需要学习的内容和方向；各州在遵循该课程大纲的基础上，根据其实际情况调整；至于具体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或上课材料，这就完全取决于学校和老师。因此，学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时有发生。

此外，在去年公布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办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澳洲荣升前十，但学生的学术水平却在不断下降。该项目每三年测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九年级学生的科学、阅读和数学水平，而澳洲在这三项的得分自2009年起就一直下降，其中数学更是三项中最低。

该项调查也显示，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澳洲学生表现达“较差”标准。中国缺席此次评估，而新加坡、澳门、台湾、香港和韩国的学生在数学能力上排名前列。澳洲也有机构在去年做出研究，指澳洲需要对现有的科学教学课程进行“大变动”，学生才得以追上英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水平。

刘老师曾在香港中学教数学和科学科目，1994年来到澳洲后曾在补习社上课，1998年回流香港，直到2023年退休后才回到澳洲珀斯。他回忆，当时悉尼的补习氛围已经浓厚，她所在的补习社在1994年到1996年间，从两间开到四间，再到十多间分店，以三个人一班计算的话，平均一日带10到12班学生。

“当时，韩国人会上韩国（社区开）的补习社，台湾人和香港人也会有自己的补习社。”刘老师回忆。

他也笑言，自己当时到了悉尼后，对当地如此浓厚的补习风气也感到吃惊：“我都觉得奇怪，一开始以为（澳洲是）洋人的地方，澳洲人应该不会这么着重补习，但当时90年代的移民潮，（澳洲）涌入大批东亚裔人士，当时中国大陆的人没那么多，反而台湾、韩国、香港和少量的日本人比较多，他们聚居在（澳洲）东岸的大城市。新州和维州的升学制度着重考试，而亚裔背景的移民也热衷通过考试来取得前途的方法。”因此，当时刘老师的学生以亚裔移民为主。

他又指尖子班、精英中学考试的题目难度大，小朋友不一定能在学校掌握，“有些难度大到就算是我，在补习期间也要不停收集试卷来看题目。”刘老师也回忆，在补习期间，许多学生告诉他“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我也在香港做过老师，从老师角度来看，学生是永远觉得上课讲授知识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有时间限制，催生了补习老师。”

除了时间，刘老师说，学校的班级人数、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再加上家长可以在课后监督的力度，都不如小班制的补习。“学校是你必然要上的，功课交不交，看的是你自己；补习是你自己找老师去补习的，所以从效果来说，在学习一些较为狭窄的知识时，补习效果一定是好过上课效果。学生经常是觉得自己在课堂上学不到，而补习老师教给他更多知识。”

在做补习老师期间，刘老师曾面试过本地的教师应聘者，也曾到当地学校做过代课老师。他当时发现，本地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连基本的物理、化学知识都不会，而且对方是本科毕业。我不太清楚大学在训练这些老师的时候，究竟是否给到足够的支持，有时间他们教书的时候，会教漏很多东西。”

刘老师的观察并非偶然。澳洲公立学校依赖政府拨款，多年来，教师工会批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公立学校提供的经费不足。一份由澳洲教育工会撰写的报告显示，有五所私立学校在去年花费在教学设备上的金额，超过了全国3000所公立学校在设备上所花费用的总和。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学校教师人手严重人手不足，教师工资低。据澳洲政府统计，新州在2021年的工资中位数为$95,108澳币，而新州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以$75,791起步。去年，在工会的努力下，新州公立学校教师的最低工资升为 $85,000，然而好景不长，今年新州政府就削减了一亿四千八百万的公立学校经费，意味着多间学校将会减少人手，就连校长也要重返教学岗。

亚裔补习班令澳洲白人一起卷？

1996年，刘老师的学生中不再只是亚裔移民。他指，随着亚裔移民人数的增多，澳洲的精英中学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单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这让一些白人家长感到危机。“亚洲移民除了英语上可能未过到关，其他科目，比如数学，都是不错的，”刘老师说。

他的白人朋友请刘老师为他的九年级女儿补习数学。“那位朋友发现，他的女儿连七年级的数学知识都不会，一些科学课的知识也搞不懂。”刘老师的朋友认为，澳洲当时决定了要与亚洲国家共融，他不能再放任女儿，任由她在读书上随意发挥：“他说，他女儿这一代将来的竞争是和亚洲国家的同龄人，因此希望女儿能跟得上（亚洲人的学习水准）。”

而对于一代亚裔移民父母来说，送孩子上补习班是他们保证孩子能在澳洲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丹尼斯今年27岁，父母来自上海，他在悉尼出生。他指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补习，直到从精英中学毕业。他仍记得，小学五年级是他最忙于补习的时间，而那个时候，每逢周末补习结束的时候，他的妈妈总会买肯德基来接他，“因此我也涨了体重”，他笑称。

“我的爸妈认为，我们不是白人，意味着我们处于弱势的位置，不管那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成就。他们希望我们能获得好成绩，并为此省钱把我们送进补习班，从而希望我们（通过获得好成绩）而拥有美好的将来。他们也认为，澳洲的制度存在种族主义，因此亚裔小孩需要更加努力，”丹尼斯说。

新州的精英中学制度源于19世纪，本来是为了让工薪阶层家庭中有天赋的小孩也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但在澳洲20世纪上半叶的“白澳政策”的影响下，精英中学不允许原住民学生入读，而非欧洲背景的移民本身就在社会处于弱势，无法与白人学生竞争；精英中学也因此在20世纪成为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象征。

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和亚裔移民的增多，亚裔学生在精英中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在2016年，有数据显示在精英中学中排名第一的James Ruse中，有98%的学生是亚裔学生，也在当时悉尼社会引起争议。

但亚裔学生进入精英中学，考取顶尖大学并毕业，然后就真的能打破“竹子天花板”（亚裔在西方世界的职业生涯窒碍），取得和白人一样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吗？2018年澳洲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示，尽管亚裔人口在当时占全国人口的17%，在澳洲企业中，只有3%的高管位置是由亚裔澳洲人担任。

此外，精英中学终究是澳洲的公立学校体系的一部分，而澳洲私立学校在资源和经费上远超于公立学校，但要进入澳洲私立学校不仅要讲金钱，还有家庭背景，这也导致澳洲私立学校大部分学生是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白人学生。维州几名大学研究员也对在2009年就读精英中学的学生进行追踪，发现当这些学生到25岁的时候，他们对就业、生活等整体水平感到满意的程度，仅比非精英中学的学生高0.19分，也令精英中学可以改变命运的“神话”有所动摇。

丹尼斯觉得，虽然补习帮助自己考取新州当地的顶尖大学，但补习教不了他在社会上生存需要的社交技能。“很多去补习的小孩把时间都花在上补习班、做功课或者被强迫读书，我不认为这会让他们成为在各方面都能应付得好的大人。我认为它只会培养出不善社交、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往的大人。”

刘老师如今长住在澳洲西部的帕斯，目前他没有让女儿去补习的计划，打算迟一些看需要再定。他说，帕斯虽然也有补习班，但与新州相比，气氛没有那么浓厚。他认为，这也是与新州经济依赖法律、医疗等专业人士行业，而西澳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矿业，因此学术读书氛围要比新州弱，因而也影响了补习行业。

在刚过去的周末，琪琪从早上六点忙到了晚上，在女儿和儿子的补习班与兴趣活动之间来回奔走。她觉得，虽然当下的亚裔父母都“卷”，但不同的是，大家不只是“卷”学习，孩子若是在琴棋书画上有兴趣，父母也会大力支持，帮助孩子在他们的兴趣爱好上发光。

琪琪的儿子喜欢踢足球，如今在社区的青少年足球队和伙伴参加比赛，琪琪与先生就不辞辛苦地每周末送孩子去练球。她的女儿学钢琴，琪琪就在旁边跟着听，自己也学了弹琴。

“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自己爱好的地方和特长，无论你卷不卷，小朋友都会发光，不会说在家里卷，就一定培育出一个人才来，”琪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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