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和“虚假啃老”:中国高失业率之下,那些躺不平的年轻人

歪脑
·
·
IPFS
“全职儿女”一词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那一年,文婷23岁。当时的她,还未从大学毕业,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加入“全职儿女”的行列。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特丽莎
原文发布时间|12/12/2024

“全职儿女”一词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那一年,文婷23岁。当时的她,还未从大学毕业,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加入“全职儿女”的行列。

那是2022年12月底,有人在豆瓣网(中国重要的内容社区之一)上建立了一个“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小组至今活跃着4000多名成员。在社区内一篇题为“这个世界需要全职儿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其实,全职儿女跟啃老最大不同就是,虽然一样从父母那里拿钱,却是需要付出劳动和服务的。”这样的说法,和“虚假啃老”一样,一度安慰了那些在中国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之下,无奈回到父母身边生活的年轻人——我并非“躺平”,谁说给父母“打工”不是“打工”呢。

“在家上班,给妈打工”

2024年2月,广东省茂名市。一早,文婷的苹果手表就给主人发来问候:“早上好”。文婷起床,开始了一天在家的重复日常:画设计图、投简历、做饭、洗晾衣服。

比文婷小六岁的弟弟,托家人关系,在当地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做一份视频监控的工作。弟弟开门回来,经常看到待业的姐姐躺在家里,总是会打趣一句:“下班了吗”,文婷称这是“嘲讽”。

文婷于2023年从广东省一所大学的室内设计系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她投了很多份简历,但回应很少。有一次,她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面试机会,公司在广州黄埔区,底薪给1200元,但她不需要算账,就知道在广州租房至少也要1000元。当时她问面试官,你们的生意好吗?加上提成能不能月入2500元?面试官转移话题,没答她。

文婷说,她发现一些设计公司招人看重的并非画图能力,而是需要会谈单子拉客户。 “面试时暗示会有酒局要拉生意,不去谈就基本没生意。有个公司只有老板是男性,我当时感觉有些不对劲,不像女性友好公司,一说要谈单,我就懂了。”

那段时间,文婷在广州、深圳两地跑,为了找工作整晚失眠。妈妈担心她,叫她回家。于是她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在家待了大半年。她父亲是做年例和大型宴会的厨师,也不打卡上班,但文婷觉得,父亲的这个自由职业,比她在家兼职接单画设计图赚钱多了。

文婷在家会帮忙做家务,父母对她没有强制要求,头两个月还会跟她说,“工作慢慢找,别急。”不过时间长了,文婷有一次也和父亲吵了架。起因是父亲看女儿整天宅在家里,担心她身体健康,希望她能多出去走走,文婷不想出门,一出门,见到亲戚邻居,都会问她,怎么不工作啊。她觉得丢脸。

文婷的处境并非个例,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

28岁的Sarah也在广州的家里做了大半年的“全职女儿”,她2019年从广州大学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又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她想在当地中学成为有编制的老师,于是开始“脱产”准备。

她的父亲也是厨师,母亲开小商铺。 Sarah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时,父母希望她能去考编制做老师,但好在他们态度并不强硬。不过Sarah 最后自己也决定,还是“考编”比较好。

做“全职女儿”在家后,爸妈白天上班,Sarah每天学习、冥想、跑步,偶尔帮家里收拾,需要用钱时问父母要。 “也会有不好意思,但是那个量是在爸妈承受范围内的。”

Sarah其实有教师资格证,但她要做理想中的有编制的老师,就必须再通过学校的教师招聘考试。她说,经济不好,2021年政府打击教培业、再加上疫情,用人机构都在降本增效,毕业生却不断增多,眼见学历贬值,竞争异常激烈。 “像英语,你少0.5分排名差距已经很大了,僧多粥少。”因为不断考试不断落榜,收不到理想的工作offer, Sarah常常有种“参与的疲惫感”,到后期还有没收入,焦虑感袭来,她只能透过自己看书、写日记慢慢调整。

近年来,中国的职场学历内卷、失业率高企,社会也日渐老龄化,一些年轻人脱离职场,回老家和父母生活,用做家务等方式换取必要的生活支出。 2022年底,有网友在内容社区豆瓣网上首先使用“全职儿女”这个词形容他们。至今,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已汇聚了4900人。2023年开始,有不少媒体报道,也有学者分析此现象。当“全职儿女”这个词被热议,文婷和Sarah也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对号入座”了。

“大家都在做狗”

当“全职儿女”成为一个热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将自己标签为“全职儿女”的博主,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展示其生活日常。琳子就是其中之一。

“月入三万,给妈打工,全职儿女炫自助餐的一天都吃了啥”、“今天日薪已到帐,给妈做饭。”这些都是琳子帖子的内容。看起来,她颇为享受自己作为全职女儿的生活。

琳子是东北人,现在和妈妈定居在杭州的一处公寓。四年前从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后,琳子没有找工作,只是偶尔经营自媒体,琳子说,她发现朋友们上班后不那么自由和快乐,她宁愿在家学习、玩耍、陪妈。现在她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靠妈妈给生活费,有时妈妈一给就是几万块。作为全职女儿,她的职责是负责自己和妈妈“小王女士”的吃吃喝喝。

父母离异后,琳子一直在东北和妈妈生活,家庭主要收入靠妈妈经营的花店,花店生意兴旺,搬来浙江一段时间后,妈妈转手了花店生意,如今母女俩生活费主要靠之前的积蓄、财务投资和妈妈的退休金。

在中国大陆,公司通常要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以及公积金。因为没有公司缴纳保险,琳子作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参保,每月交两千多元保费,跟妈妈的退休金差不多相抵。

琳子认为钱是母女俩的,放在谁那里都一样。母女关系很好,相处几乎零矛盾,妈妈从小到大也都支持她,琳子说,她和妈妈都更重视这几十年的生活状态,而非经济上的安全感。

琳子、文婷和Sarah的父母辈都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攒下一定积蓄。早期的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 2013年9月,中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然而,10年后,有机构对中国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做了一次储蓄调查。在两千多份问卷中,存款在10万元以下的年轻人占超七成,大部分人存款集中在3万元以下,以及3到10万元这两个区间。

在另一项调查中,中国人被问及财务状况是否比五年前前更好,2014年77%的人认为自己更富有,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39%。

青年失业也变得更普遍。 2023年7月,在失业率连续六个月攀升后,中国政府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直到今年1月恢复公布,此时数据统计方式已相较以往有别,统计对象中剔除了“在校学生”。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去年撰文指出,中国青年失业率被低估,她认为青年失业率应包括1600万非在校生在家躺平或依赖父母的“全职子女”。按这样计算,2023年3月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是46.5%,远大于官方数值。

虽然毕业即失业,但文婷的大学辅导员一直催她填就业登记。学校甚至会直接叫学生虚报,并将工资填高些。文婷不配合,便不断收到信息和电话。最讽刺的是有一次正值她面试失败,又收到辅导员电话催她填就业情况。

文婷的家庭收入有部分来自出租房屋,其中一处房产租给了一个地产设计公司,跟她的专业方向对口,但公司不需要人,她作为房东的女儿,也“塞不进去”。

她的目标是转行。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会哀怨,“室内(设计)已经没救了、烂了。”文婷说,这个专业听起来高大上,“但感觉大家都在做狗,老板不觉得你是人,你只是个画图的工具,甲方也一直提无理要求。”她就读的室内设计跟土木工程、房地产密切相关。

文婷感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崩溃和低迷如涟漪效应般影响到她。

“虚假啃老”?真啃老?

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外部环境在人生中分别占多大影响? “全职儿女”现象所引发的争议,部分指向这些难以回答的哲学命题。

文婷曾接受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访问,虽然该视频很快就下架,她还是看到评论里有人批评,说她和同学们是眼高手低,才找不到工作。她辩驳道:“可能当时他们毕业找工作没那么恐怖,就不觉得难,可现在就真的很难啊。我觉得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新华社2023年6月的一篇文章评论道,“全职儿女”现象反映出年轻人的择业观在发生改变,当代年轻人不仅关注收入的高低,也在意从工作中有获得感。另一方面,‘全职儿女’之所以存在,得益于部分家庭既有这个经济条件,也有家庭团聚的愿望,可以给年轻人‘灵活就业’提供弹性空间。”

而文婷觉得,她不是不想“脱掉孔乙己的长衫”,只是长期去“洗碗”,后面如何跟公司解释那段没有“正式”工作的空白时间?始终不是长久之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低价。朋友们的情况都好不到哪去,会互相发消息调侃,你可千万别找到工作,留我一个人。”文婷说,有朋友读视觉传达和产品设计,底薪比她面试的那些公司高,但是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也是倒贴状态。她目前觉得状况最好的同学靠自己的摄影专长给公司拍物料。虽然该同学本专业基础不牢,软件出图都不会,但“目前是我们所有人中活得最好的,八千块在广州,双休!我们之前全是单休。”

文婷初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啃老,毕竟自己已经大学毕业,却不工作,在家里蹭吃蹭喝。后来她安慰自己,认为这是虚假啃老。 “虚假啃老是留在家里陪爸妈,只是多了一双碗筷。真正啃老是在大城市租房工作,要家里倒贴。结婚要买房不是啃老更多吗?”

如今,她身边已不少朋友生小孩,过年时长辈也会催婚。朋友开玩笑说,算了,不要找工作了,直接找个人嫁了算了。文婷觉得,从啃爸妈转向啃男朋友,根本不现实,因为同龄男性也都很现实,“现在找男女朋友都会看你的价值。我们这些工作不稳定的,价值很低,如果是需要啃别人的话,别人又怎么肯向下兼容呢?”

有人认为“全职儿女”是“啃老”和“躺平”,但也不少人对这个词持积极态度。有观点认为,这个现象肯定了容易被忽略的家庭劳动价值,看到了养老照护的需求,也呈现了多样的生活方式。网上有37岁的女性为了照顾生病的妈妈,辞职回到农村生活,也有“00后”的全职女儿在家帮父母照顾弟弟觉得快乐。

本科毕业后,已经主动做了四年多全职女儿的琳子说,“不想让自己每天活在两点一线,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她觉得做全职女儿的生活要多样很多,很多时间都用来和妈妈一起研究吃什么、去哪里玩,他们喜欢在工作日人不多的时候去西湖、两人口味也一致,都爱吃辣的,前不久妈妈的体检报告出来后,她们开始更多在家榨西芹汁、做减脂餐。

朋友和网友们会羡慕琳子,觉得她的生活状态自由快乐。时间长了,琳子也会觉得有些无聊。 “每个月有几天都会处于一种‘我到底该干什么’的状态。”她觉得要给自己找些事干,但又不想上班,于是她申请了浙江大学的硕士。开学后,有次上课和出游时间冲突了,她会选择翘课,和妈妈去旅行庆祝生日。琳子觉得自己做全职女儿的生活是“稳中求进”,她喜欢和妈妈在这个山水俱佳的城市悠闲的生活方式,“不想打破,就尽量延长。”

不过,按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对“全职儿女”的定义,做全职儿女是要同时保持学习,最终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对很多被动回到家庭的人来说,“全职儿女”只是一个阶段。一些关于全职儿女的后续报道称,2023年接受媒体报道的全职儿女们,多数都已“上岸”找到了工作。

Sarah在做全职女儿时,就给自己设了期限。她想:如果半年后仍未备考成功,即使不是最好的选择,也要去工作。文婷也觉得,在家虽然安逸,但不能长期这样,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只能用两年,错过这个窗口,参加社招只会更难。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全职儿女”上岸了,然后呢

中国互联网上有句流行的梗:“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源自《新华字典》的例句,现在常被网友用来自嘲——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2024年3月,在考了十几次之后,Sarah终于成功考上了广州一所中学的编制。九月开学入职,但她迟迟没有走完入编流程,不知道具体薪资。她能明确获知的是:有编制的教育岗位和合同工的工作量相同,但编制岗要更稳定,工资也更高,有些甚至高一半。

考上这个岗位时,她已经不在家做“全职女儿”,而是在一家学校上班,只不过当时是合同工。回忆起当时为什么还要做全职女儿? Sarah说,毕业后,她其实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一些想法也开始转变:研究生刚毕业时,考虑问题很理想化,现实不是最重要因素,那时只想考去最顶尖的学校,所以愿意脱产全心备考。上班后,她意识到之前定的那些高目标,虽然外在名声好,但也意味着工作量繁重,在这样的环境工作,个人幸福感未必高。当不再执着,心态放开,就更顺理成章了,这也是她去“躺平”做了一段时间“全职女儿”的原因。

对Sarah来说,如今,她还需要一些时间适应新入职的编制岗,但她并不怀念当全职女儿的日子。她现在想抓紧时间利用当下的人生阶段:有自己可支配的资金、没有家庭牵挂、相对自由。她渴望亲密关系,计划31岁结婚。但如果还没结束全职女儿的状态,她想她不会组建家庭。父母可以依赖,但是在婚恋关系中,她担心“女性如果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很容易不平等。”

文婷也在努力给自己找班上。做全职女儿很安逸,但她仍想出去闯。“虽然闯几年都是回家的状态,但是不去的话,也会觉得后悔。” 2023年6月,BBC中文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全职儿女:中国严峻就业形势下,年轻人的重整旗鼓之举还是自我麻醉?”,里面的受访者,也有类似的心理。

在家时,家人给文婷介绍过一个在广州的本专业工作,对方看了她的作品集很满意,但在收到她期望月薪4500元的回覆后没了回音。 2024年3月底,文婷计划直接再去广州面试一个星期。她当时说,自己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广州不行的话,我就杀到杭州。”她了解到,杭州有个新出台的政策,对应届生有就业补贴,本科生补贴一万元,外地毕业生刚过去还可以免费住“人才驿站”。只是,文婷说,广东人很少有出省的念头,爸妈也让她去杭州“就当旅游”。

2024年4月,文婷已经在杭州找到了工作。初到杭州时,为了住政策提供的每个区免费住七天的酒店,她不断搬地方,中途还摔碎了行李箱。那时,她三天面试一家公司、面试了大半个月,最终入职一家装修企业。比起面试的其它公司,这间公司会为员工交社保,也没有在面试时反覆跟她说,你要能吃苦。她也成功达成了转行心愿,不做设计师,而开始做运营岗,主要工作内容是运营小红书号,一人管四个帐号,除了公司的官方账号,还帮设计师做“人设”帐号。

正常来说,文婷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六”,但一旦加班就变成了“朝九晚八”。文婷说,刚开始不太能接受每周只有单休,现在却时而出于某种责任感主动加班,她形容自己“奴化了”。

这几年还流行一句话:“月薪三千找不到农民工,但大学生会倒贴打工。”文婷说她现在也是倒贴,因为高强度工作,她身体不太好,爸妈怕她累坏,定期会寄补品,多是些家乡老中医开的补药、阿胶等,“每次吃的时候都觉得,在公司干活,钱赚不到,我还要卖补品补自己去给他干活。”

每个月父母给她转两千块钱, 那也是她唯一能剩下的钱。到手的工资是月光,只能刚够她作为“杭漂”的日常开销。她说自己变抠了不少,自从有次别人上门收废品给了她五块钱后,她还开始存废品。和学长聊天时,她发现他们都在消费降级,“之前想买什么买什么,现在完全不敢。”现在要为生活从长计画。她希望从明年开始可以存钱,想存几千块去小学课本上提过的“大兴安岭”。

独自在外生活没有在家舒适,工作上也有一些人事关系的困扰,父母每次打电话,都会叫文婷回家,劝慰她之后就业状况会变好。

文婷说,也许自己过几年会回广东,但她不愿意再做全职女儿。虽然生活无忧,但她有心理负担。虽然她一度接受那是“虚假啃老”,但内心始终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目光,“要做全职女儿的话,我觉得内核比较强的人才能真正完全惬意地去享受。”她说。

歪脑网站
歪脑Instagram
歪脑Youtube
歪脑Face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

歪脑歪脑是为讲中文的年轻一代度身定制的新闻杂志。歪脑以鼓励独立思考为本,力图为观众读者提供另一种看世界的眼光。歪脑欢迎坦诚的对话,希望建立起一个多元、真诚、安全的线上社区,碰撞出无边界的知识江湖。 www.wainao.me
  • Author
  • More

在小红书看到对方的中美网友:对账破防了吗?自由寻得了吗?看清你我了吗?

台湾新年的《甄嬛》马拉松:宫斗剧如何在台湾的文化政治中生根发芽

后疫情时代澳洲留学生政策阴晴不定:夹缝中的学生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