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万岁!" - - 你可以自由地选择卖命还是挨饿、屈服还是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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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些正在内卷中挣扎的年轻城市中产阶级的怨恨之河中,浮出了一个魔鬼 …… 这甚至不是第一次。

11月6日

转评论 — — 

围绕中东战争的舆论的副作用之一是,它导致“养殖左派”冲出了原本用来定义他们的围栏。

“养殖左派”的构建是为营造一种平衡的假象,同时更重要的是,维护系统的稳固免于真正的挑战。所以它在根本上是保守的。“养殖左派”登堂入室占据主流,取代革命性左派的位置;他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履行左派批判权势的职能,但就停留在这里,以保护问题根源不被触及。

但在中东战争的话题上,“根源”是如此地外露,以至于除非闭口不言视而不见,任何严肃的参与都很难避免在“根源”上撕咬。

于是在多个瞬间里,养殖左派和左派几乎没有明显区别了。这可能会引发养殖左派主导的所有那些直到最近还很时髦的 “议程” 快速危机化。

就像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两极分化导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翼的全面衰落,以及里根、撒切尔等人”右转”的开始。当然,总的来说,整个世界都在重温70 年代,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这个作为主流的一部分的养殖左派阵营其运作并不复杂。它是一个系统,有三个主要中心: 1)大学;2)大型企业媒体(电视、报纸、时尚杂志等);3)声誉脆弱的大公司,以及跑步机上的办公室小白鼠,他们拥有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但在无产阶级化(内卷)的进程中逐渐具有无产阶级意识。

遏制这个阵营的方法也格外简单,因为该阵营是被设计出来的,对这三个中心都没有控制权。

如果在下一个5年内出现再一次严重的全球右转,将不会令人惊讶。除非在此之前“养殖左派”能转变为真正的左派,并夺权。可能性很低,且障碍极大。

#Israel #Palestine

苗头已经出现。

上周,极右翼在荷兰阿根廷的选举中都赢得了胜利。显然,使唐纳德·特朗普上台的全球反动浪潮并没有随着他在2020年选举中的失利而消退,也没有随着雅伊尔·博索纳罗在巴西的失败而消退。

本文是一篇深刻的反思,来自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探讨了哈维尔·米莱赢得选举的原因,并将米莱的政治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思考。虽然米莱的 “无政府资本主义” 论调看似新颖,但那只是阿根廷一个古老故事的再次重演  — — 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与无情的国家暴力的结合。

本文中的思考适用于全球很多国家,当然包括中国。

阅读中您可能会感觉到某些地方 “非常眼熟”。不过必须说,我们制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是旨在传播那些可能让您觉得兴奋但同时却感觉有些遥远的东西,那些尚未在中国本土扎根的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将是让 “白纸抗议行动” 所代表的旗帜再次回到反抗者手中的必需(是的,现在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手)。

🧬 如果您错过了:


回到未来

哈维尔·米莱是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他在总统竞选中提议废除阿根廷比索,采用美元作为国家货币,取消中央银行,将医疗保健和教育私有化,私有化或关闭所有公共媒体,并将国家经济和战略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全盘私有化。

米莱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使他非常适合在一部过度戏剧化的无政府主义小说中扮演超级反派的角色。直到最近,他还穿着黑黄相间的超级英雄服装上蹿下跳。人们可以看到他平静地武断地谈论自由市场应该如何调节社会的方方面面  — — 包括买卖儿童和出售身体器官,或者一个人为了吃饱肚子而卖掉自己一条胳膊的 “自由”,他声称这是一个人“被迫在挨饿和每天做18个小时的苦力之间做出的选择” — — 此人“当然”是自由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在没有这些哲学乐子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脱口秀节目里,口沫横飞地大骂 “狗屎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全球变暖是骗局等等。

米莱的副总统维多利亚·维拉鲁埃尔只因极力维护那些在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最后一次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因酷刑和数千人失踪而入狱的军事领导人而闻名。她和米莱都对长期以来都很确定的3万人死亡或失踪的数字提出异议。米莱公开否认曾经的独裁政权进行过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而只是将独裁政权的行为描述为 “过激”。要知道他所谓的这些 “过激行为” 包括一个由数百个秘密拘留中心组成的网络、将被下了药但仍活着的受害者从直升机上扔进拉普拉塔河、以及绑架数百名被指控为 “颠覆分子” 的囚犯家的新生儿交给军人家庭。

他的随从也好不到哪去。其中包括 “男权活动家”(米格道)、地平说爱好者、呼吁将海洋私有化的所谓哲学家等等。

因此,他的政治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噩梦。他的政治也与阿根廷大部分民众的政治截然相反。阿根廷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过去二十年的主流政治流派是基什内尔主义,一种进步的中左翼庇隆主义倾向,它是在2001年的起义中发展起来的。除了毛里西奥·马克里从2015年到2019年的总统任期外,基什内尔主义政府从2003年起一直统治阿根廷,直到米莱获胜。基什内尔主义执政的前十年极大地改善了许多阿根廷人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失业率和贫困率,控制了通货膨胀(至少按照阿根廷的标准来说)。这代表了公众言论和政府政策的左倾化,与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大相径庭。

但是,基什内尔政府的第二个十年并不那么成功,腐败丑闻不断,以及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COVID-19封锁事件。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保护主义措施 — — 限制进口、对出口征税、建立货币管制和一系列不同的阿根廷比索汇率 — — 但在过去十年中,比索持续贬值。这导致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在过去12个月里,通货膨胀率超过100%,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线以下。到大选时,超过55%的未成年人和40%的阿根廷人正式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此背景下,米莱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了近56%的选票,而在10月22日的第一轮选举中仅获得30%的选票。

这种灾难是怎么造成的?会导致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才有望缓解灾难?

2017年养老金改革辩论期间,国会前发生冲突。

“自由万岁!” — — 自由地选择是卖命还是挨饿、是屈服还是被枪毙

起初,在大多数人眼中,米莱只是一个异国情调的新奇人物 — — 一个默默无闻的经济学家,成为政治脱口秀和新闻频道的常客,通过咆哮反对 “政治种姓”,大喊 “排干沼泽”,在抨击 “性别意识形态” 时满脸血红,只是为提升收视率。

他在电视上的露面为他赢得了一批政治上被疏远的年轻中产阶级男性粉丝。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用辛勤工作的阿根廷人缴纳的税款养活了一群懒惰的流浪汉。他们强烈反对移民,他们认为移民来阿根廷就是为了薅免费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的羊毛。反对政治正确、反对全球主义议程、反对COVID-19 疫苗和隔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还反对阿根廷的 “社会主义统治”,尽管阿根廷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充其量也只是有点点轻微偏左。

这些年轻人主要通过 TikTok 上哈维尔·米莱的短片以及巴西和美国的极右翼内容在网上聚集起来,当哈维尔·米莱宣布有意竞选2021年的国会议员时,他们成为了萌芽中的 “自由前进” 党的积极分子。黄色的加兹登旗帜和 “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的帽子开始出现在他的竞选集会上。

“Make Argentina Great Again.”

米莱是通过挖掘阿根廷特定人群  — — 即那些正在内卷中挣扎的年轻的城市中产阶级男性 — — 中潜藏的怨恨之河,而当选国会议员的。但随着他们的生态系统、影响力和接触面不断扩大,这些年轻人成为了极右翼成功引导民众对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满情绪的重要力量。

这种做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生活悲惨的同时,企业家和骗子的逻辑正进一步渗透到社会中,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资本主义的逻辑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常识:如果你穷得叮当响,“并没有” 什么系统性的原因 — — 相反肯定是因为你工作不够努力;如果你赚不到足够的钱,并不是因为你的工资太低剥削太狠,而是因为你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如果你想获得 “自由”,你就不应该去加入别人的行列,也不应该和别人一起组织起来,而是应该自己努力,去创业,去网上带货,这样一来不仅有望摆脱工资奴隶制,还能有朝一日获得一些奴役别人的权力。自由被理解为 “完全是个人的追求”,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你想获得自由,那就必须剥削别人吧。

随着资本主义霸权的推进,“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被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失败。进步的彩虹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的话)的确缓解了社会中一些受压迫阶层的斗争,但同时却造成大量人口陷入极度贫困。这就很容易把失业者和贫困劳动者对资本家阶级的愤怒转化为对伪自由主义极右翼编造出来的替罪羊的怨恨。

不需要对世界大事进行最敏锐的分析,也能看出它与美国的特朗普巴西的博索纳罗的之间有多么的相似。这些相似之处都是直接从新法西斯右翼的小本本里照抄出来的。怨恨政治文化战争种族主义口哨法西斯主义特有的痴迷,即被羞辱的国家需要一个强人来领导以对抗国内外的众多敌人。同时,社会主义的幻觉无处不在,即使是那些离社会主义最遥远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在阿根廷,由托洛茨基主义的 “左翼阵线”(Frente de Izquierda,由四个独立的托派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主导的实际左翼在这些选举中只获得了不到3%的选票。这表明,即使在民众对政治阶层普遍不满和不信任的情况下,左翼也没能将自己定位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地位上。

米莱和他的 “自由主义者” 成功地将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和中左翼的基什内尔政府描绘成了一个整体,就像特朗普能够在其支持者眼中将 “安提法” 与民主党混为一谈那般浆糊。文化战争的大宣传由此变得易如反掌。社会主义者希望有一个老大哥国家来控制和压迫国内正直善良的劳动人民;懒惰、暴力的人群依靠福利计划生活,而心灵手巧的工人则在税收的重压下挣扎;而这一切都是为根深蒂固的腐败政治阶层服务的。

在10月份的第一轮选举中,仅这部分社会阶层就占到了30%的选票。这明显高于最初认为的 15% 左右的支持率上限,但仍然不足以让他掌权。这就是我们与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和他的前国防部长帕特里夏·布尔里奇(在选举中以23%的得票率名列第三)立即宣布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哈维尔·米莱。他们的选民不是年轻人,也不是寻求彻底改变制度的选民,而是阿根廷中上层阶级和寡头阶层反对庇隆主义和基什内尔主义的典型选票(对应中国的中产阶级小企业主和资本家)。就像美国传统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特朗普成功当选后所做的那样,他们立即放弃了对哈维尔·米莱的严厉批评,抓住机会与米莱共同掌权。

毛里西奥·马克里和帕特里夏·布尔里奇等人可能会对米莱的奢侈行为嗤之以鼻,对这个手持电锯在集会上大肆宣扬削减政府开支的人的举止感到恐惧,但米莱的政治无疑代表了这些老政客最狂野的梦想。这部分选民一直梦想着工业私有化,梦想着精简国家以服务于资本利益,梦想着将国家简化为纯粹的镇压职能以约束社会。他们只是缺乏政治资本来暗示他们有这样的意图,同时不导致自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现在,大选刚结束,即将上任的米莱政府的关键职位就被马克里灾难性政府的前部长和经济学家们占据了。在内斯特·基什内尔终于将阿根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重压中解脱出来之后,马克里又于2018年重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贷款 — — 其中大部分贷款并没有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或加强经济,而是给金融资本家分了。其中一些被非法抽走。

米莱还未宣誓就职,就已经忘记了所谓的 “排干沼泽” 的竞选承诺。其新任命的部长和顾问们的名字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声名狼藉的保守派政客们的 “名人录”。

特朗普主义与阿根廷的极端自由主义现象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保护主义者,而米莱则是自由市场狂热而教条的拥护者;特朗普显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大旗虎皮;米莱则是当今最反动的、最卑鄙的、最过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忠实信徒。这种意识形态使他公开、明确、反复地宣称,没有受教育“权”或医疗保健“权”这种东西,如果某样东西在市场上无利可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应该存在。大街小巷都应该私有化,身体器官都应该成为市场商品。尽管米莱大谈 “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副手却是阿根廷军方及其罪恶历史的坚定捍卫者,其对付社会运动的计划就是赤裸裸的暴力镇压。

特朗普主义与米莱现象的关键区别在于其支持者的年龄。虽然米莱鼓吹的经济模式会让阿根廷回到19世纪,但他却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和这些理念定位为 “新的”、“反叛的”。除了小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外,特朗普的支持者一般年龄较大、住在农村、与世隔绝,而大多数30岁以下的人则坚决反对他。相比之下,米莱则凭借其激动人心的演讲、将追随者想象成 “不是被放养的绵羊,而是被唤醒的狮子”,以及在 TikTok 和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主导地位,从而深刻打入了大众社区和贫困劳工群体,并在年轻人中建立了基础。

因此,当今阿根廷青少年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 “自由和反叛” 的最普遍解释不仅与我们这些人所认为的团结互助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甚至还篡改了我们的语言,公然盗用 “无政府主义者” 和 “自由意志” 的说法。他们用这些词所表达的意思只是 “自由派” 和极端自由资本主义最腐朽内容的翻版。这正是 TikTok 这类影响力资本家对人类社会的愿景

尽管有所不同,但博索纳罗、特朗普和米莱是坚定的盟友,博索纳罗预计将出席米莱的就职典礼,特朗普最近也宣布有意到阿根廷拜访米莱。他们三人是一个萌芽中的原法西斯国际的先锋。尽管提出了排外、镇压和资本主义紧缩等陈旧的模式,但至少在阿根廷,右翼势力的复苏已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政治的新替代方案。由于中左翼未能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2001年后的许多社会运动参与者也逐渐被收编纳入国家机器,因此极端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 “青年反叛” 的代表。

用阿根廷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选举后发表的声明中的话来说就是:

对于以这种方式发展壮大的极右翼政治选择来说,其失败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并且已经持续了许多年  — — 主要始于许多解放项目的 “撤退”,更不用说进步项目从大多数民众社区和工会中的 “撤退”了;缺乏如何对抗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愿景,以及缺乏坚定不移地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一贫困社会机器的真正的革命性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逐步将人民的众多工具和做法收编并制度化,将所有政治行动纳入其阵营,并将投票箱转变为政治行动 “唯一可能的视野”。少数经济学家和反动分子的伪法西斯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言论填补了反叛、竞争性存在和社会斗争缺失而导致的真空。

2017年养老金改革辩论期间,国会前的冲突。

历史再次重演

尽管经过重新包装和改良营销,但米莱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相反这一切只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经典公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已经尝试过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话,那就是阿根廷。

20世纪40年代,围绕胡安·多明戈·庇隆将军兴起了庇隆主义运动,该运动将经济保护主义资本主义项目与强大的福利国家和 “社会正义”的言论揉在一起。庇隆主义经常与左翼势力结盟,与阿根廷寡头政治和军方之间数十年的对立最终导致了1976年的军事政变。这是20世纪阿根廷历史上发生的第六次政变。

军政府发动了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打击该国武装游击队组织  — — 左翼的 “蒙东内罗斯” 和托派的 “人民革命军”  — — 的残余势力。到1975年底,这两个组织已基本被完全击败和解散,包括其他任何被认为具有远程 “颠覆性” 的人。

军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携手,对拉美国家实施了第一波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拉美国家提供了当时最大的一笔贷款,并要求拉美国家进行一系列市场改革作为回报。他们废除了庇隆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取消了进口关税,摧毁了民族工业,同时取消了对出口的所有税收或限制。与此同时,他们取消了租金管制,取消了对公共交通的所有补贴,并攻击工会和集体谈判权。

其结果对阿根廷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工人们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因国家外债不断增加而引发的年均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到1982年,一个不得人心的军政府为了转移国内问题,不顾一切地将阿根廷推向了与英国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导致在1983年恢复资本主义民主之前,又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

但事实证明,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沉重债务负担是无法摆脱的。20世纪80年代,年通货膨胀率达到天文数字,经常在400%到600%之间。到1989年,通货膨胀使全国4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随后,恶性通货膨胀的浪潮在一个月内达到200%,引发了大范围的抢劫和冲突,造成40多人死亡。

1991年,柏林墙倒塌,东欧集团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宣布 “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取得胜利,成为“最好的”、“唯一可能”的世界。阿根廷通过 “可兑换性” 结束了通货膨胀,人为地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绑定在一比一的汇率上。这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笔贷款资助的,这次的金额高达10亿美元,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提供的数笔贷款之一。与此同时,新当选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其核心是工业私有化、放松或取消进口管制、重组国家、以及放松经济管制。私营企业和市场力量成为当下的主流  — — 事实上,在最初的几年里,经济相对稳定和繁荣。几十年来,通货膨胀首次得到了控制,大量新资金流入国库,使税收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免,外商投资带来的商业和基础设施的初步改善,加上进口关税的取消,为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工资增长和廉价商品。

但这一切只是泡沫。由于无法在国际上竞争,小企业和工厂开始倒闭。吞并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以确保利润为唯一目标,未能进行再投资。毫不奇怪,这导致了公共服务的迅速恶化,尤其是交通。贸易失衡导致出境的美元多于入境的美元,使得一比一的汇率越来越难以为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公开抵制工厂倒闭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失业工人运动,该运动后来被称为 “皮克特罗 (Piquetero)” — — 以使用激进的道路封锁作为实际的武力展示和吸引人们关注其斗争的象征性工具而闻名。

2001年12月,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在阿根廷比索即将贬值的传言引发银行挤兑潮之后,当时的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洛实施了后来被称为 “corralito” 的措施,即 限制每周从银行提取的现金不能超过 200 美元。这在中产阶级中造成了危机,与阿根廷民众阶层的不满浪潮交织在一起,阿根廷失业率超过20%,贫困率超过40%,民众阶层受到的打击最大。2001年12月19日,全国多个城市,尤其是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抢劫活动。为此,德拉鲁阿总统于当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 — 这是自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成千上万的人立即聚集到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数十万人走到阳台上声援,敲打着锅盆,发出无休止的反叛喧嚣。警察发动了猛烈的镇压浪潮;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他们成功地 “清理” 了广场,驱散了示威者。

如果不是因为紧急状态当晚恰好是周三,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正如一位目击者所言:

命运总会眷顾勇者。不然,我们怎么解释激烈镇压后的第二天早上居然是星期四呢?星期四。自1977年独裁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以来,每周只有这一天,被军政府绑架和失踪的人们的母亲和祖母们会聚集在一起,举行守夜活动,要求为她们的孩子伸张正义。每周都是如此。唯有星期四。据我所知,无论刮风下雨,她们都无一例外都会带着标志性的白色头巾,在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上以庄严和蔑视的姿态默默前行。

就这样,在12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点过后的某个时间,五月广场母亲们如约而至。此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终于恢复了紧张的平静,警察最终成功驱散了街上的数万人  — — 不过,在此之前,人群显然曾多次试图冲击国会。那天晚上本可以成为 “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战” 的开始和结束。

但随着清晨的到来,人们已经开始零星地试图重新占领广场,或者至少在禁止公众集会的情况下重新聚集。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一位年轻人呼吁人们不要去上班,用一天、一小时、一瞬间来帮助改变历史进程。但当母亲们到达时,现场可能只有一两百人。

她们到达后不久,警察就下令驱散在场的一二十名母亲和一百多名支持者。老太太们,其中许多人已经七八十岁了,勇敢地站在那里,抵挡着警察的冲锋和鞭打。这些瘦小的老妇人外表看起来非常柔弱,但却带着几十年来坚不可摧的勇气和信念,面对着一个垂死政府的疯狂暴力。除了尊严,她们一无所有。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所有这一切的发生。

我不知道阿根廷的起义是否需要另一个火种,或者当时火势是否已经蔓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我知道,这些场景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还缺少最后的火种,那么这些场景本身就是。它们也是 — — 我相信成千上万的人与我同样拥有的正是这种经历 — — 我在自己前往市中心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

2001年12月20日的这一天,阿根廷的青年、工人阶级和失业者包围了总统府,数万人 “不分老幼,直面催泪瓦斯和子弹,无法知道他们射向你的是橡胶子弹还是铅弹”。

当天结束时,尽管凶残的镇压在两天内夺去了39条生命,但我们还是迫使总统辞职了,并目送他乘坐直升机逃离了总统府。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最终结局,也是关于极端自由主义政治与镇压之间内在关系的一个教训,说明了两种新自由主义实验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

我们原以为这将使阿根廷世世代代免受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之害。然而,时间的流逝证明我们错了。

12月20日下午,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总统乘坐屋顶直升飞机逃离总统府,

极端自由主义者、军队和镇压穿在一条裤子里

米莱的总统任期要到12月10日才开始,但米莱在竞选活动中吹得面红耳赤的的牛皮谎言就已经显而易见地漏气了。关于紧缩和削减预算将由 “政治阶层”买单的承诺已经转变成了 “这将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无比艰难的六个月”。他已经宣布可能不向公职人员发放年终奖金。他关于立即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保证现在已经让位于 “这将需要 18 到 24个月” 的说辞。最后,与特朗普 “排干沼泽” 的承诺不谋而合的是,他所抨击的政治种姓现在正围着他团团转,并占据着政府的重要职位,其中包括许多应该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大灾难负责的人以及马克里政府内部的人。

然而,在其他方面,米莱明确表示,只要政府部门和街头的权力平衡允许,他将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施政。当选后的第一天,他就宣布打算出售或关闭所有公共媒体机构,并停止所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不出所料,我们已经看到了企业媒体宣传攻势,将私营部门工人和整个社会与国家雇员和公共媒体渠道的工作人员对立起来;企业媒体一直在发布虚假的和夸大的工资数字,并将所有国家雇员诬陷为想要维护 “他们的特权而牺牲社会利益的家伙”。这些反动分子并不满足于我们在邻里间所经历的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他们现在正齐心协力地试图挑起一场社会大混战,在这场混战中,那些仍然享有工作保障和福利的工人被描绘成牺牲其他人而享有特权的人。

他们一方面拆散社会的团结,另方面则污蔑反对者

随着反对即将到来的裁员、私有化和紧缩政策的呼声日渐高涨  — — 工人、工会和社会组织呼吁举行公开集会,讨论形势并开始组织反抗  — — 极端自由主义改革、企业媒体和国家镇压机器之间的共生关系,逐渐浮出水面。许多媒体都在警告 “政变” 的危险,指的是可能最终推翻米莱政府的潜在“动乱”。这种言论意在将民众反抗与军队夺权混为一谈。

与此同时,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在电视上煽动年轻的米莱支持者去攻击那些可能走上街头反对裁员和削减预算的人。他的言辞中充满了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他建议 “兽人”(他指的是失业工人和其他皮克特罗人)“应该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在街头的所作所为,因为年轻人不会容忍他们剥夺改变国家的机会”。马克里称我们为 “兽人”,米莱称我们为 “阻碍变革” 和 “阻碍正直的阿根廷人拥有更美好未来” 的 “狗屎左派”,这些语言不仅仅反映了阿根廷中上层阶级和寡头政治的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它是一种有意识地制作和使用的工具,目的是开始污名化和排斥民众的反抗,以便在冲突不可避免地开始时,让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反对声援社会革命运动。

2017年养老金改革辩论期间,国会前发生的冲突。

选举日后不到一周,米莱的副总统维多利亚·比利亚鲁埃尔的首次公开露面就是参观警察设施,她在警察身旁发表讲话,表示有必要为警察部门提供更多资金和装备。与此同时,米莱的阵营已经宣布,他们将试图修改国防法,以便再次把军队用于国内维稳目的,包括 “打击恐怖分子”。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左翼人士以及任何考虑走上街头反对新政府的人来说,这个信息都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将被打上了 “恐怖分子” 的烙印。从那时起,只需一步之遥,臭名昭著的阿根廷军队就会再次出动,打击任何不幸被视为 “颠覆分子” 的人和事。

米莱的副总统是维多利亚·维拉鲁埃尔这绝非巧合,她是上一次独裁统治期间被判犯有反人类罪的军方成员的狂热捍卫者。军队和整个国家的镇压机器是超极端自由主义计划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在像阿根廷这样拥有发达抵抗网络的国家。极端自由主义大谈 “无政府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矛盾词),它代表着国家的精简,使其能够更好地维护财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它使国家摆脱了福利制度、社会计划以及对社会大众的任何责任等包袱。这是将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其最粗暴、最原始的形式:维护阶级社会和惩戒所有反对者的工具。

当采访者直截了当地问米莱是否相信民主时,米莱拒绝回答,这绝非巧合。极端自由主义计划将市场置于一切之上,将财产权、资本权和剥削权视为唯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的 “不成熟” 和 “异想天开” — — 即使是像投票让政客下台或在议会中否决他们的政策这样完全属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框架内的事情  — — 也只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智利的言论最能概括这种心态了: “对于智利选民来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不能让他们自己决定”。

同样并非巧合的是,正是在智利,在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携手下,在美国的物质支持下,拉丁美洲的另一场重大的极端自由主义实验发生了。在智利,“芝加哥男孩” — — 一群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并信奉米尔顿·弗里德曼(哈维尔·米莱对其推崇备至)思想的智利经济学者  — — 得以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这些改革的必要前提是建立一个军政府,像在阿根廷一样,智利也有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军政府杀害和失踪。其中几项改革(如养老金项目私有化、学校和大学代金券制度、以及公共交通私有化)的持久后果正是2019年智利起义背后的催化剂

市场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对工人的剥削和社会大多数人的痛苦。这个国家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最终,当这种状态引发足够多的民众反抗时,维持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国家的蛮力。尽管米莱和维拉鲁埃尔空谈自由,但他们却仅仅是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政策、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马丁内斯·德霍斯政策、以及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继承者,后者在让出权力之前的一周内就夺走了38条生命。纵容国家维稳部队,撇清阿根廷独裁政权的罪行,这不仅仅是文化战争的伎俩。他们和我们一样清楚,极端自由主义迟早只能通过镇压和暴力强加于人,而且他们打算再次这样做。

2001年12月20日,抗议者用路障包围总统府。

“天国之力” 对抗半兽人

今天,大家都很害怕。掩饰是没有用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渴望战斗。也许是因为几十年来的第一次,我们发现自己完全处于守势。我们也正在进行一些战斗,比如争夺上一个独裁政权所代表的集体记忆的战斗,我们还以为二十年前就已经赢得胜利了。我们还在打另一些自以为早在整整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赢了的战斗,比如争取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斗争。

我曾经在面具下微笑,为直面国家守护者的前景而陶醉。而现在,我在集会或冲突中勉为其难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上一次我们在镇压中失去了多少生命。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年纪更大了。我们失去的更多。生活让我们学会了在年轻时的战斗中所没有的恐惧。

或许我们真正感到恐惧是因为2001年,当阿根廷最后一次新自由主义实验达到灾难性的高潮、贫困率达到 50%、一无所有者的愤怒最终导致大范围的抢劫和民众对总统府的围攻时,正是我们  — —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 — — 站在了冲突的最前线。今天,事态的发展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自己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一大批青年成为了米莱和新的极端自由主义政府的支持者。

这是进步主义和国家主义左派惨败的又一个例子,他们未能从根本上打击资本主义。在阿根廷,2001年起义之后,他们没有能够在资本主义这头野兽受伤、名誉扫地、最虚弱的时候给予最后一击。相反,他们试图驯服和统治资本主义。这一过程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2001年起义中的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激进派活动家和战士被收编被纳入了国家机器。是的,国家以“进步”的样貌出现,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与农村寡头对抗,挑战企业媒体垄断,最终使国家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甚至将 “财富再分配” 纳入了主流话语。但是,将左翼与国家和灾难性的金融形势联系在一起,为极右翼极端自由主义取得今天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难道我们注定要陷入无休止的循环,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汲取过去的惨痛教训?考虑到这一代人除了40%的贫困率、年均三位数的通胀率、公共医疗和教育质量的下降、政治阶层的畸形腐败(他们一边鼓吹 “社会公正” 和 “财富再分配”,一边却在地中海的游艇上度假)之外,几乎一无所知  …… 我们能因为他们不顾一切地投向一个承诺给他们 “自由” 的人而责怪他们吗?警告Uber司机或外卖小哥说他们将失去福利或带薪休假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但他们正在接受的另一种选择甚至更糟。

未来几个月会如何发展将取决于多种因素。主流官僚工会会退出并试图渡过难关吗,还是会支持面临裁员的工人?他们会动员起来声援失业工人吗?如果米莱试图改革劳动法或集体谈判法,他们会号召总罢工吗?人们会动员起来捍卫公共机构和公有企业吗?极右翼是否会成功利用文化战争政治来阻止声援该国最受压迫者和最弱势群体?

虽然米莱得到了他的年轻狂热者的大基数支持、以及激烈反对基什内尔主义和庇隆主义的中上层阶级的坚定支持,但他的选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失业者和内卷中的在职穷人。这些人把票投给他是出于一种错误但真诚的希望 — — 希望他能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些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受米莱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束缚,他们也没有条件去 “耐心等待六个月”,让事情 “在变得更好之前先变得更糟”。如果通货膨胀失控,紧缩和削减预算的重担完全落在阿根廷最弱势群体身上,社会冲突可能会再次蔓延。

阿根廷的社会运动目前士气低落。就无政府主义者阵营而言,可悲的现实是,尽管几代无政府主义者都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目前运动的人数很少,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运动中的整体存在也微不足道。虽然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着一定的物理空间,也有人试图开始汇集更有凝聚力的和可见度更高的无政府主义力量,但我们只不过是 “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之一的残余而已。

但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绝对不会神奇地主动走向解放。我们曾经打败过新自由主义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这次注定会再次倒下。历史将由我们亲手来创造。仅此而已。极端自由主义政治的失败  — — 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皮诺切特时期,还是在最近的独裁统治期间,还是在2001年的起义中  — — 总是以巨大的斗争、牺牲和生命损失为代价的。

阿根廷上一次新自由主义实验造成了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2001年12月的起义之前,革命者、组织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 — — 尽管当时也是少之又少  — — 已经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这意味着在邻里之间建立团结互助网络;建立独立于主流工会或政党的失业工人基层组织;在工作场所、学校和大学举行集会 …… 在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站在实际团结的一边。今天,所有这些都必须再次进行。

「同志们,未来的时代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在街头群众斗争战略的背景下,努力实现群众组织最广泛的团结。(……) 我们需要消除分裂和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分裂和个人主义造成了米莱这样的人上台的环境。对皈依者说教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任务是始终从斗争和基层组织的角度出发,与工作中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邻居交谈。」

— — “Yhora Que Pasa? ” 罗萨里奥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图库曼无政府主义组织、科尔多瓦无政府主义组织、和圣克鲁斯无政府主义组织,于2023年11月2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

最终,就像在2001年那样,走上街头的时候到了 —— 作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作为工人,作为学生,作为相互声援并对资本主义阶级及其政客感到厌倦的各种社会成员。2001年12月,在 “Que se vayan todos/所有人都下台” 的呐喊声中,我们的集体愤怒在短短 48 小时内就击败了他们。

希望时机成熟时,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2001年12月20日,总统府附近发生的冲突。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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