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让我们从设定背景开始。历史性的(histroique)而非历史化的(historial)背景。Emmm，神国，已经觉醒了。不出所料，世界震颤。独逸银行的预测部门在向其客户交易员们提供建议的时候，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合众国和神国之间将发生冷战”，战争结束后，“将出现两个半冻化的区块”，隔着一层“科技之墙”（The age of disorder, September 2020）。世界还是会共享一些东西：在一侧，从全球化继承下来的处在合众国各方面霸权，无论是货币、军事、技术还是文化霸权之下的框架（cadre）；而在另一侧，人们有“新绢之道”——“一条一道”倡议——埃尔兰问题将彻底解决，吉利西亚的比雷埃夫斯港或独逸的技术珍馐会被买进，贾扎伊尔将建立面具外交，吉布提也要建立神国的军事基地，受上街威胁的政权（亚述、大城或阿瓦）也会得到公然支持，神国也不再遮掩其在南米、非洲或中东的全面影响政策。在这两者之间，有遏制和挑衅的策略，有各种偷猎和施压的策略，有无数看似无形的微观战斗，有逐个国家、逐个派对、逐个公司逐渐固定的忠诚。黑猫警长建议“韬光养蛔等待时机”。时机显然已经到来；甚至可以说时机早就过去大半了。神国地缘政治提议就其思想上的明确程度，足以证明这一点。《萨凯尔王思想》的御用阐释者僵尸龚是卡尔·施密特的作品在神国的使徒，他还是关于吞并但泽的理论家，他不满于假设“世界秩序会一直按照帝国的逻辑运作”，即使这将破坏威斯特法伦和平，他也不满足于把世界史解释为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最重要的是，他指出，目前“世界帝国1.0”的模式——多残酷的名字啊！——即由西洋基督宗教文明构成的、并由合众国来执行的“世界和平”面临着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经济石油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石油化带来的国家失败、政治衰败与治理失效，以及文化石油化带来的堕落、虚无。”。他在《超大型政治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 》（2020）中这样总结道：

“可以说，我们今天正处在世界帝国第一版面临失效并趋于崩溃，而第二版的构思还尚未到来的混乱、冲突和巨变中的时代[...]。哪种文明能够真正解决世界帝国第一版所面临的三大困境，就能为世界帝国的第二版绘制新的蓝图。神国作为一个无法独善其身的世界性大国，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未来，其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复兴传统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洋文明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和成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神道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来思考。”他的话的优点是不弯弯绕绕。

显然，任何从当代神国同志那里对神国现实有点认知的人都知道，所谓文宣里会说的，神国是个一个金字塔式的国家，它从上到下完美地统一在作为最高指导机关的派对中，后者之触角则延伸到每一个居民小区的细胞，绝对控制通信和普遍监视的技术系统与无情的残酷镇压相结合，旨在消灭一丝产生异议的念头，这种场面话都不过是胡说八道罢了。其陈词滥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恰到好处地将神国国家与它的‘石油化’批评者联系在一起，而两者都能从对其完美程度的夸大中获得利益——一者可以阻止其公民的反叛，一者可以激发外人的惊恐与不信任。神国权力的现实要比这更零散，更拼凑，更有缺陷。官僚的垂直性和“社会”的水平性之间的关系，中心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关系，要比宣传册里说的更不透明、更不正规、更古老。同任何其他地区相似，技术一样要出故障，这个国家的居民即使陷入了一个既令人振奋又荒谬、既强力又反常的现代化进程，即使参与进一个有办法实现其野心的全面动员，也不会比先到的那些欧洲人更容易被权力的把戏、环境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贪婪所迷惑。没有什么东西比“天命”更不稳定。因而，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更残忍地自我辩白。

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且构成了过去四十年所能有的新鲜事的东西在于，在神国传统思想与“西洋”思想的辩证对抗的最后，一代神国思想家最终为世界培育了一个帝国的企划，远远超出了僵尸龚所珍视的“神国特色群主义”或“麦喀士主义与神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天下——是这个企划的通用代号。天下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国家信息化委员会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悄然宣称：“神国发展国际合作的倡议源于神国的‘天下大同哲学[......]，其传统价值在于有着‘天下万物是一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传统价值观’”。2017年，神国通勤派对（以下简称神通派）第十九回全国协议会报告的最后一次全会以这样的字句打头：“道之所存，天下为公”——用僵尸龚略带热情的话说，“一个激励全派和全国百姓的终极理想”。如果说天下有一个布武的、施密特式的版本，那么也会有一个柔和的、更合意的、准社民的版本——例如召忊阳的版本。这两种方案就像钳子的两个钳口一样正对。召忊阳的长处在于他把建设帝国的建议放到了最后，做了一些怀柔的调味。他反对以欧罗巴殖民者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提出了由三代神话之姬朝所开发的天下模式，作为当代世界的规制理念。“天下概念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以世界尺度去理解作为整体政治存在的世界，就是“天下无外”原则。[...]。天下体系就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无人被理解为不可接受的外人[...]。任何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被“化”入天下的共同存在秩序[...]天下是一个融自然世界、社会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于一身的世界。[...]姬代天下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王土网络”，将普天王土连接成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网状系统[...] 。因此，即使等级制度与平等的价值观相龃龉，它对于社会的正常运作仍然是必要的。价值体系有它合理性，现实也有它的合理性。具体来说，作为一个“王土网络”，姬的天下体系由宗主国监护一监管万国[...]。宗主国负责维护整个系统的法律和秩序[...]。神国是一个其内在就等于一片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的理念的道成肉身[...]。现代性的极端发展所造就的全球化确实把所有的人都吸进了一个无孔不入、不可分割的游戏中[......]这是一个失败的世界。全球化显然是现代性本身创造的掘墓人[......]它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是创造新游戏规则的机会。[...]此外，上帝并没有说弥赛亚是民主制。[......]先知的故事属于先知，民主制的故事属于民主制[......]世界的真正历史还没有开始[......]。终结的是现代，而不是历史。”

问题不在于世界的权杖何时会真正落入神国之手。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神国的治理性已经成为西洋权力形式的典范。它已经赢了。只是因为我们对它到底是什么过于无知，才会蒙在鼓里。很明显，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在羡慕神国体制的行动自由。甚至连以马内利·马卡龙非常喜欢统治的国防委员会，也不过是萨凯尔王全防委的苍白模仿。当我们在全方位扩大人口登记、控制社会网络、游徼的特权，并阻止对示威的报道时，我们在模仿谁？或者，人们都在整反对“破坏主权领土统一主义”的十字军？这难道不会让人想起为了贪污腐败而经常隔一段时间就制裁这个或那个失宠的政治部族的司法判决吗？越来越多的西洋狗官正在摇身兼职资本家，这一行径本身就是对神国千年传统的模仿。更为根本地反映了神国的符号霸权的是，在各个领域，在各个地区，基于集中的、不透明的、表面上中立的规范诏令，而非基于法律的明确性的权力行使在蔓延。这一名为“规范和正常”的帝国，在伦理上则表现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普遍的习惯，即相互评估、记录和监视，这种习惯使得引入像芝麻信用这样的集中化社会征信系统显得多余。因此，疫苗良民证和对不良民流动的障碍，对危险个体（dividu）的禁令，显然是神国的。最具神国特色的，是目前方兴未艾的从法律主体向生产消费的生物主体的换代。最具神国式的恶魔特色的，是无论是公司高管还是国家的高层，在其事实权力的行使上，都有了与日蔓延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共同创造’的透明度却被强加在“凡人”头上——禁忌之城和告密之城同时增生。算法对现实的无形结构，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姿态的可见性的组合，也属于神国最悠久的帝国理论的一部分，不亚于由此产生的自我审查和自我监管（endo-flicage）。来自神国的，不仅是急于部署5G，还有为其辩护的高科技“生态文明”企划，以及这一传奇故事给公民带来的道德灌输。从神国的工业中心地带向全世界蔓延的大瘟疫，只揭示出这么一点——神国的治理性已经形成了全球的普遍范式。萨凯尔王宣布针对“看不见的敌人”进行全面动员，而在世上大多数的领导人口中，我们只能看到可悲的口技模弈。在夏口地区施行的全面遏制的疯狂试验——迪克·切尼时代的美式反恐意识形态所能想象出的应对传染病的安全管理模式，在神国的权力资助下的版本——在全球对该病的反应中炎上。这是一个以口罩为象征的、有组织的对每个人不信赖的全体体系，它到处“自发”地强加在人身上，不过是一种对过分的、最低级的规范的逆来顺受的风气（un ethos de la soumission résignée à la moindre norme extravagante），该规范则以“团结”为借口，矫称自己是一种公民美德。在阻止病毒传播这一不可阻挡的借口下，整个治理行径日复一日地悄然自然而然化了。治理就是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无常，权力在理想状态下与事物的秩序融为一体，这种想法在18世纪的魁奈赞美神国的专治主义时就已经让他陶醉。 而到了本届人类，对神国政治的迷恋与对合众国政治的失望是相匹配的。Chuang的麦喀士主义者坚称，“神通派是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先锋队”，“其实验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处于当今无论是工业还是金融的资本扩张的第一线，并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适应于其同其自身的积累极限的对抗”（Social Contagion）。

我们呢，我们还是坚持二十年前写在《内战导论》中专门讨论帝国的章节中里的那些内容。根据公元前3世纪的“法家”韩非的著作，我们认为“如愚等始知，帝国之治也，新道家之谓可矣”（Tiqqun 2）。

我们知道，李得胜在19岁时发表的第一篇有据可考的文章，是为残酷的卫鞅--“法家”的鼻祖——正名，而且他从未放弃过这一来自青春烂漫时的爱。事实上，很难不把文化大旋转看作是他对卫鞅的著名格言的严格应用：“人必始去其所孳。[...]为治即去：去虱，去己力，去敌。”[1]更令人惊讶的是，萨凯尔王如此经常、明确地提及法家，如2013年中委会向神通派的看部发出的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九番文类”。在其中，萨凯尔王详细介绍了“七个不论”，这是韩非“五蠹”论的现代化版本。他列举了妨碍思想一统进而危害国家的不可置议的错误：“普世价值、新闻石油、国人社会、国人权利、神通派的历史错误、当局的裙带菜资本主义和司狱独立。”我们必须相信，对于一个头脑适度清醒的人来说，在2001年Tiqqun 2出版时，帝国与其说是合众国的，不如说是神国的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此后的事件进程就一直在确证《内战导论》这一章中的几乎每一句话。

[1] 不熟悉商君，未搜到原文，法文为Il faut toujours détruire ce que l’on a produit. [...] Gouverner, c’est détruire : détruire les parasites, détruire ses propres forces, détruire l’enn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