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恩 ➜ 趨近真相之旅：台灣政治檔案解碼｜第25期｜#檔案室手記

（原文刊載於Sample雜誌IG）

法國哲學家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技術與時間1》（Technics and Time, 1）中指出，記憶必然要在外部的物件，技術輔助工具或框架上留下痕跡，也就是一種「人造的記憶支柱」；而檔案作爲「人造的記憶支柱」，其使記憶免於淹滅在時間洪流之中，協助我們探查過去的真相，是以作爲「目標為追求真相、爭議及和解」的轉型正義的證據。

但另一方面，檔案不等於真相。檔案是人造的，處理過程是人爲介入的，不能謂之客觀。例如政治檔案是威權時期的統治機關以不法手段進行調查所產生的文書，内含逼供或扭曲觀點所作出的記載等，所述内容非全是事實。由此，檔案又成爲政治角力的場所，如台灣藍綠兩營曾藉用權力介入政治檔案的徵集與開放工作，令檔案自身許有偏頗錯誤——所謂尋求公義與真相只是鞏固黨派的形象之舉。

如此，真相注定是無法被拼凑完整的，但我們還有無限趨近的可能。以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代表性案件「#蔡孝乾案」爲例，我們趨近真相的條件在於，唯有透過親身帶着批判意識閱讀檔案，時刻警剔着當中的介入、偏頗與錯誤，並配以民間史料與口述歷史等交叉驗證，解構案中人物及事件背後的錯綜複雜性，才能逐步拼湊出真相的面目。

台灣的轉型正義雖為未竟之業，但從「台灣浩劫」等的民間資料庫出現，到真促會出版《#政治檔案會説話》，可見民間一直在補足官方在轉型正義工作上的漏洞。為求真相與正義，有些責任似乎總是落在你我身上。

// 在現況很壞、問題不能在當下被解決的時候，我們可以做的，或許便是像前人一樣，透過一種「後延」的方式，將現在的一切盡可能記錄、存檔，投擲至未來留待「下一個我」將其打開解讀；同時打開過去所遺留下來的檔案，履行「上一個我」交付給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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