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 第四天 悲从中来的历史故事

今天的要求是：寫一個你不敢再前往的地方，可能是發生過讓你特別恐懼的事，又或是情感上讓你難以承受，又或者那裡有著人生龐大的記憶。是什麼人事物讓你（一度）不敢再觸碰？你選擇與這些人事物共存或遺忘？

嗯哼~在这个地球上，没钱再往的地方~也许有,不敢再往的地方~没有。

个人生活中的事物让我感动的不多，但是有一次看电视确实是很感动，就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时，周恩来参加贺龙的追悼会。我看过现场视频，只是现在找不到了。

以下引用自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

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做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

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发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

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

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 "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 "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 "总理，你不要难过。"

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

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我看过这段故事的，也看过现场视频，感觉非常悲伤，真是悲从中来，文革真是浩劫，不仅是贺的悲剧，也是周的悲剧，也是全中国人们那个时代的悲剧。

这类国家民族的悲剧，有没有走过去，很难说，会不会再来，不知道。

以上~

赠笑话一则：

问：美国和苏联宪法有什么区别？不是都保证言论自由吗？

答：当然，不过美国宪法也保证言论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