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们学”
“我们学”,英语叫Weology,加拿大的一个企业家彼得阿塞托(Peter Aceto)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叫《我们学》的书,提出了这个概念,主要用于企业经营,强调把“我们放在我之前”的集体主义。可以说毫无新意。
在中国,明确提出“我们学”的是微博用户“简直”(魏君贤,投资人),简单来说就是判断“我”是否属于“我们”的学问。
实际上,类似的学问毛泽东也做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出自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可以说是“我们学”的滥觞。
“我们”一词和政治关系密切,对“我们”这个词的误解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学”兴起的背景。
在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教科书的宣教功能初探”(2020)的论文中,作者统计了《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稿》3本教材中“我”和“我们”的词频。3本书中具有指代意义的“我”数量极少,仅有3个,且指代统一,均指向中国共产党。
而“我们”有四种意思,分别指代“新闻工作者”(42次)、“中国共产党”(31次)、“作者和读者”(31次)、“中国人民”(7次)。
作者指出3本书中“我们”的指代对象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使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文章认为“我们”的作用超脱了原本的称谓之用,史书编写者用第一人称表述拉近与个体受众的距离,并对新闻工作者进行一定的政治规劝,以此加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输出。
比如:
“我们正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人民已经把新闻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宣传真理、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
这句话把“我们”“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同起来,“从而增强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宣教。”
另有一篇“‘我/我们’的人称指示功能及其对词典释义的启示”,作者对“我们”的指代意义做了细致的分析,大致有5种。
一是指代讲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如:
妈妈对女儿说道,“我们一起做饭吧!
二是仅指代讲话人一方,不包括听话人,如:
于是这些士兵向小孩问路,“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县城?”
三是仅指听话人一方,不包括讲话人一方,如:
老师语重心长地叹道,“同学们,我们应该是品行高尚的大学生啊!”
四是被讲话人用来指称他自己以及他所能代表的其他人,如:
小李告诉爸爸,“我们班今天做了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五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被用来代替单数“我”,这可表现出讲话人的谦逊态度,如:
我们在这篇论文里仅设计了五个心理实验。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一词的政治意味很浓,如果汉语没学好,只知道“我们”的第一种意思,就很可能把自己带入到讲话人的位置,造成误解。
比如2013年,薄熙来在庭审时谈到曾经的辽宁首富徐明时,说道:
“他和我谈过什么话,实际上我那天的问题已经问过他,有过没有和我有什么认真地交谈,没有。他自己知道在我眼前是什么层次的人。他与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我是什么身份?商务部长。徐明是什么身份?他跟我搭话的机会有多少,硬把徐明当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这种逻辑和分析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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