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没落了,然后呢

沙田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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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中学没有教育理想

7月,我们推送了文章《县城一中走不出精英》,讲述曾经创造无数高考神话的县城一中,逐渐走向衰落的故事。

今天,我们想要呈现故事的另一面。不论如何衰落,县中仍是普通县城里教育资源的唯一高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和老师留在那里。这些个体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县中又要如何自救?

陈维(化名)今年27岁,是陕西一所县城中学2010级的学生。他从县中考上陕西一所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又在毕业后决心做一名逆行者,回到县中工作。

这位从县中走出去的老师,想要试着挽救没落的母校。尽管许多时候他都像个不得其法的园丁,越来越忙,收获却越来越少。

以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

流失与留守

回到县中的第一天,我坐在宿舍配的简易书桌前,在教案纸上写下“帮助县中摆脱贫困,而非摆脱贫困的县中”,然后把这张纸贴在墙头。

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并不宽敞,下水做得不好,空气里有股浑浊的腥气,湿答答的。返潮的墙面上,有斑驳的水痕和悬而未落的墙皮,桌椅是统一配置的,表面是一层仿木纹理的贴纸,封边的胶条有些外翻。

我从这所县中考上公费师范生,大四的时候也回到了这里实习。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去见校长,校长劝我说,签工作的时候回来吧,“不然(学校)揭不开锅了”。

于是2017年夏天,我放弃省会学校条件优渥的offer,回到培育我的县中,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

夜晚的县城中学

这些年,县中渐渐不行了,最直观的是生源质量的下降。2010年我考入这所高中时,竞争比现在激烈多了。那年全县有3000多人参加考试,县中只录取1000人,留200个名额择校,能考进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前三分之一。

现在不一样,学校的体量膨胀,招的学生多了。今年我们县2500人左右参加中考,县中就录取了1800人。

不仅是扩招导致了生源质量下降,好学生也在外流。现在县里条件允许的家庭,都会选择让他们的孩子离开县中,去省会追逐更好的教育资源。今年考走的就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欢欢,妹妹叫乐乐。姐妹俩中考是全县的前两名,免试被省会名校录取,今年双双考进北大。

老师的流失也在变得更严重。最近两个月,我们学校走了六个特别厉害的老师,都是教物理化学的,我们那一届的师范生也走了两个。

2017年我刚回到县中时,学校对待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姿态是不屑的。一批九个新老师去校长办公室报道时,校长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不缺人,你们这些人是给三中准备的,我们代三中培养你们。

现在,比我们差很多的非师范毕业生都不肯来了。今年招不到老师,高一年级又扩招了好几个班,教育局被迫从乡镇抽调了一批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教高中,哪怕他们的教学水平根本教不了高中。

说俗一点,大部分人活在世上要么求名,要么求利。小县城教师工资低,求利的老师跑了;县中的优质生源流失,老师就难出成绩,渐渐地求名的老师也往外走。怎么都留不住人。

最初我选择留在县中,本意是回来救个急,结果越救越急,就走不了了。

学校变大,学生变多,对应着更多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处理,根本管不过来。我现在是高二班主任兼两个班的物理老师,除了教学,还要额外担负学务处、信息中心和团委的部分工作。

每天备课上课、课后答疑、维持纪律、督促清洁区的打扫、给打架逃学压力大的学生做思想工作、查寝、归档学生工作材料,经常凌晨两点才踏着夜色回宿舍,六点多再爬起来监督学生早读。


给学校剪军训视频,也是陈维的工作任务之一

工作强度变大了,但待遇没变,每个月工资还是少得可怜。同办公室的化学老师之前在隔壁县的中学上班,一个月到手有六千左右,不算绩效。调来我们县中后,死工资只有三千出头,家里催着在县城买房,他每个月房贷要还2800,再减掉杂七杂八的费用,就剩200块钱在食堂吃饭。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救济他,怕他拿着工资却饿死在学校。

学校选址在距离县城城区二十公里的乡镇上,开车要半个小时。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寄宿在学校,教师公寓条件不好,很多年纪大的老师半夜开车也要回县城住,他们觉得宿舍阴冷,睡不好。

我干脆住在学校里,专心教书和管学生,半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但很多老师是成了家、有小孩的,忙起来的时候一点都顾不上家里,小孩几个周见不到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哭。

很多老师受不了这种工作节奏就走了,我还想再熬一熬,熬不动了再说。

县中不能塌

去年,我们学校里十几个老师辞职,有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物理老师也走了。家里觉得我工作太辛苦,托关系让我去政府单位“进修”,待了八个月,我还是回了县中。

留下来的原因简单说就两个,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当初回学校实习,我的带教老师正好是几年前我读高中时的物理老师。就是有他留在县中,才有现在的我。从高中到现在,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我心里真正的好老师,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我也喜欢和学生们呆在一起。有年文理分科后,班上选文科组合的学生私下里跟我说“想再听一节物理课,再做做那些做不出来的物理题”。我离开中学去政府,还有学生给我留言“等你回来”。这些时候会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有成就感。

毕竟总得有人留下来吧。家乡只剩这一所县中,如果它被彻底掏空,没家境支持去大城市就读的县中学生就真的再难有站起来、直起身去看更大世界的机会了。


陈维正在教室上课

这几年学生们离开县中,在中考后去参加省会名校的考核,幸运的话可以留在那里读书。有些进不去本部的,就找关系进分校、进国际部,择校费有七八万。

有学生家长跟我算过,一个去省会西安读书的孩子,一年两万的学费、一万的生活费、再加上补习班的钱,三年下来需要将近二十万。而如果在县中读书,国家减免学费,生活和辅导的成本加起来也不到五万块。

我们这座西北县城,人口只有30万,两年前才刚刚摘掉贫困的帽子。过于高昂的教育成本在多数家长看来并不是很有“性价比”的选择。“出去折腾了三年,花了二十几万就考个普通一本,亏了”。

有条件有资源的孩子可以去大城市上学,可是30万老百姓的孩子不是都能往外走,不能断了升学的路,县中不能塌。

我2017年进入县中,带的第一届学生会在明年夏天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可也有些学生,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然后很快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产生了分野。

前两天有以前的学生打趣我怎么还没找对象,说她的小学同学都二胎了。那个女孩高中在我们隔壁班,个子矮矮的。我当时第一反应是震惊,而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对于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县中孩子,如果失去了读书这个上升通道,往往只能面对着更狭窄的选择道路。他们没有能够供给留学的优渥家境,没有健全且丰富的职业教育可以再次深造,也缺乏果决追梦的勇气和底气。

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或许将终身循环在生活的轨道,不得见人生的旷野。

陈维用手机拍摄的实验照片

有时就算考上了大学,教育资源的匮乏和贫瘠也如影随形。我有个学生今年考上了南方的一所211高校,在这座以素质教育闻名全国的城市求学,县中的孩子们始终在为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自卑,“觉得随便拉个小学生口语都比我好”。

当同座的学妹得讨论起“模拟联合国”的组建时,已经是学姐的她分外局促,担心“露怯”。这种对畏惧让她很少主动尝试全新的东西,只敢活在自己的舒适圈,没法和环境自洽。

林小英教授在《县中的孩子》中写,“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我觉得是这样的。

衡水模式或是素质教育

县中有出路吗?我不知道。

县中的确开始了尝试。在屡屡被“掐尖”而受挫的困境中,“低进优出”的“衡水模式”显得格外有吸引力,我们县中也尝试着实行这种更严苛、更高强度的半军事化管理。

过去学生每天早上五节课,中午三节课,下午和晚上各有两节自习。学校要求老师不占用自习时间,让学生自己消化。我会在晚自习后自愿留下来给学生讲题,有时候讲到十一点。

那时候,虽然课程也比较紧张,但是高一尽量不补课,后来哪怕补课,起码也两周放一次假。但如今的状态是,早上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四节课。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被关在学校里,三个周或者一个月才放一次假。

来找我倒苦水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实不外乎都是些食堂不合口味、宿舍关系、考试成绩之类的小事,但积少胜多就成了堵在心里的疙瘩。

课上因为睡眠不足,攥着笔就打起瞌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有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心疼,想到如果我现在在这里上学,每天早上五点一睁眼就发现周围全是人;随处可见都是“亡羊补牢”“重头再来”的鸡血标语;没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吃饭靠抢,回宿舍要跑;哪怕去上个厕所,周围也有人等着……我会疯的。

学校疯狂地延长学习时间,但教学方式没有改变,这是在盲目地压缩学生时间,高投入、低回报。

表面上看,县中也在为了提升教学质量进行课改和教研活动,但是绝大多数成了走过场、做样子。

学科组的教学研讨会,其实就是一个年级凑一块说两句,就算完了;搞课改,整出一个“循环大课堂”,其实就是预习、上课、检验、回答问题、复习,只是起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让它看起来更科学更高级。

有段时间,学校还把学生的桌子拉成一团围着坐,美名其曰作为“课改”中帮助学生思考和互动的方式。学生们进出很不方便,也无法专心学习,折腾了一年半,家长各种投诉,又把桌子拉回去了。

我很疑惑现在县中的浮躁。是不是我们太习惯于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面对教育了,但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是效率第一,而是要以人为本,让每个人在教育体系里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陈维带的班级,黑板上画着特色课程表

我和周围的老师们,商量真正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比如去学一些多媒体技术,用三维建模帮助学生理解电场磁场的概念。体育、美术课老师偶尔请假,我们也亲自顶上,带学生体育活动或美术鉴赏,让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成绩。

学生们知道我的社交账号,上面有我自己画的图、写的字、每年的书单影单,还有自己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感想。说不定,这些内容也能从另一个维度引导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站起来、走出去的勇气。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前进方向,一味要求矮个子孩子长高没有意义。

只是面对优胜劣汰和量化制度,学生对我们素质教育的尝试兴趣也有限。两页的书单底下,是一大批学生的匆匆点赞,没有几个人真的会去看,他们说没时间,可能也没兴趣。

每年高考前,都是我最揪心最纠结的日子。有学生凌晨把我从睡梦里喊起来,问几道想不明白的题目;有学生买了一沓沓的练习题,做不完着急地揪头发;有学生一遍遍和我说读书好难压力好大,一见面就哭了出来。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我的学生都是最好的孩子,拥有很多比“成绩好”更重要的好品质。但回到现实,站在高考大关前,除了帮他们变得更“应试”,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再帮他们一点点。

这时候我又会懊悔,是不是当初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就应该对他们狠一点,让他们再把分数考高一点。

毕竟从现实出发,分数确实是我作为老师能帮助学生们最直接的东西。

也是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证明自己唯一的、最有力的凭证。

县城学生不能失去衡水二中

在河北,没人能逃过“衡水模式”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名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衡水二中的纪律严格程度超乎想象: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需要从教室跑进食堂;罚站时要脚尖贴墙、额头贴墙,“短则几节课,长则几天”;许多人平时几乎没有时间大便……

这些细节已经被书写过很多次。但在衡水二中的县城学生口中,我们得到了另一种视角:痛苦或许确实存在,但与此同时,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衡水二中改变。回过头来看,“那仅仅是一段经历而已”,是必须要做的选择、必须要渡的劫。

那种矛盾始终存在:他们感激衡水二中让自己走出河北,而他们走出河北的最初动力,又恰恰是在这里受过的苦。

这些学生们是如何被卷入这个系统的?在这里三年,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县城学生涌入衡水二中

王磊已经记不清老家的模样了。那是张家口的一个小县城,曾经的支柱产业是煤矿,后来由于污染严重,当地的重工业“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整改整改”,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装配厂和蔬菜大棚。本地最好的中学在镇上,本科率52%,2022年高考,理科有5个人考到了600分以上。王磊刚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隔壁廊坊市的一个私立初中读书。在这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地学生)只要家里有一点能力,都不会让在本地念了。”

初中毕业,王磊选择了衡水二中——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出路。

在河北,能够异地招生的学校寥寥无几,衡水一中、衡水二中是“衡水模式”的代表。衡水一中,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衡水中学”,近十年来随着它响亮的成绩水涨船高,只招收桃城区前1000名以内的学生,以及保定、邢台、廊坊等外地的优质生源。据一名邢台的家长说,2018年,邢台市每个县的前三(大县的前五)、市重点中学的前十,基本上都去了衡水一中。

对于剩下的学生来说,衡水二中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它同样沿用衡中模式,并且近些年来高考成绩直逼衡中。

钱当然也是个问题。在回答为何选择衡水二中时,王磊反复提到“学费”:衡水二中对不同成绩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收费标准,如果成绩足够好,一年的学费可能只要三五千元——几乎是衡水中学或石家庄二中的十分之一;还有传言说,高三每次模考,衡水二中会给年级排名靠前的、进步大的学生300~500不等的“奖励金”。

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偏远、贫瘠或异地招生政策异常严格的县城,衡水一中根本就不会来招生。这些地方成了衡水二中抢人的胜地。

衡水二中的毕业生周涵就来自这样一个县城,他记得,衡水二中的老师们“抢人”的姿态曾异常热烈——从初三一模开始,招生老师就一次次约谈学生,还组织了家长集体去二中参观。

作为“公参民”的典型学校,衡水二中被一分为二:公立学部名为“衡水二中”,可异地招生的私立学部名为“衡水志臻中学” / 受访者供图

周涵所在县城的一中,成绩乏善可陈,打架斗殴的消息屡屡传来,“几年出一个清北就算是行大运”。他早早便知道,衡水二中可能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它像是一块跳板,尽管踏上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至少每个人都有通往更大的世界的可能性。

当然,初次领悟到什么是“衡水模式”,后悔是共通的感受。衡水二中开学以后,周涵跟着紧张的时间表跑操、自习,一下课就狂奔去打饭,食堂里“人多得想吐”,他有时宁可饿着肚子。最让他诧异的是,隔壁班有男生被级部主任扇了耳光,回来骄傲地宣布,“主任刚刚打了我”——“我现在都觉得他是不是被PUA了,怎么挨了打还那么自豪?”

周涵说,几乎是整个高一上半学期,他都有想回家的念头——在衡水二中,这不是新鲜事。高一的军训结束后,班里就会有一些同学消失了;高一寒假结束,可能又有几个同学没有回来。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周涵的父母去学校准备接他回家了。他拉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走到车站售票厅,母亲问:“你确定回去了吗?你要是回去我就买票了。”他看着红色LED屏上的列车时刻表一闪一闪,心里又犹豫了:“我知道如果上了火车,以后就真的回不来了。”

LED屏又翻过一页的时候,周涵说,还是回学校吧。

在河北,大部分学校设置了“连廊”,将不同教学楼的每一层连接起来,节省了上下楼的时间 / 受访者供

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感受排在许多事后面。周涵从来没有怀疑过,留在衡二是个正确的决定。他最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如今留在本校读研。他想,如果那天真的回到县城一中,他最好的结果是考到560分左右——勉强考上河北“双非”一本的冷门专业——运气好可以混个状元,上个末流211。而在衡水二中,他的高考校内排名即使在100名开外,也可以达到全省400名。

衡水二中毕业生李媛媛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说,现在去衡二越来越难了。她同样来自县城,从衡水二中考进双一流以后,父母把弟弟送进了衡水二中的初中部——随着衡水二中的名气越来越大,招生门槛也越来越高,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将孩子塞进初中部,“提前适应衡中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衡水二中的确实现了它“低进优出”的目标:根据喜报,2019年,衡水一中的文科本一上线率92.44%;而二中的文科本一上线率高达99.06%。虽然状元和清北的人数远不如一中,但“稳定”才是这里的金字招牌。

王磊记得,家人决定让他去二中的时候,理由是他的“自制力不行,要磨练磨练”——即使他的中考考了年级第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省心,后面的事情就像‘打包服务’那样,总会吐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给他们的。”

 “低进优出”的系统

高考结束后,王磊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出狱了。

在二中这三年,他感到“生存的缝隙被渐渐挤压”。有关这所中学的铁律早已不是秘密:早晨5:30打起床铃,起床后先列队跑操;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地面不可以有头发,宿管定时定期检查;不可以带手机、不可以谈恋爱,晚自习要检查“抬头率”,等等。

但这只是一套最粗略的建构,由条条规则编织而成的蛛网,会不断缩紧。王磊记得,高一的时候,每天早晨的整理时间是15分钟左右,后来被压缩为12分钟、10分钟,一直到极限的7分钟;晚自习的纪律也在不断细化:从不能转头、不能说话,到不能抬头(包括抬头看表),再到不能转笔、不能捡东西、不能挠头皮。

支撑起这个系统运作的,是量化考核机制:学生的违规行为有精确的扣分标准。被褥不整齐、地上有头发、“卫生区”有垃圾……不同程度的违纪会扣除不同的分值。每天早晨,学校会公布每个班级量化考评的结果,以及违纪扣分的同学。因此,学生的生活和班级荣誉息息相关。

王磊说,高二以后,起床时间压缩到7分钟,很多同学为了节省时间而选择不洗漱:因为叠被、扫地、拖地、倒垃圾等都会关系到量化分数,这其中能被舍弃的,只有个人卫生。

冬天天还没亮,学生们就要在操场集合跑操 / 受访者供

而后是惩罚。在二中,体罚偶尔存在,但在王磊看来,这不是最严酷的惩罚——最可怕的是停课:在衡水二中,任何一个老师都有权利对学生无限期停课,这节课、下节课、下下节课。严重的情况会被停课半个月甚至更久。

这是一种羞耻的体验。在停课期间,你会被要求站在走廊里,听不到教室里老师讲的新课;写作业,垫在腿上蹲着写,腰酸背疼,效率差。按照老师们的说法,这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学习的珍贵”,更拼命地学。

如果错误足够严重,还可能被回家停学。王磊说,衡水二中有很多外地生源,如果学生被停学,家长就要请假来衡水接人。跟家长走出校门、坐上火车,那真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旅途。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被停课。王磊第一次被停课的时候,他感觉“很丢人”,好像所有的目光都集中自己走出门的背影上;到后来,所有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背影,“就会想,哎呀,不小心中招了,但也不会觉得自己怎么样了”。

衡水二中的走廊 / 受访者供

这也是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系统。经历了疫情下的网课,王磊说,最开始,网课是可以“摸鱼”的:录播课会被上传到一个APP,学生自行收看,很多同学会倍速观看或直接拖动进度条,这样就有更多时间自习;后来,钉钉打卡和视频直播课出现了,早操、早自习也有了落实的方式。时间又一次变得“衡水模式”,生活就和在校期间没什么不同了。

而所有的规则,最终导向了“低进优出”的结果。这曾经一度是衡水二中的教学理念——以低于衡水一中的生源,得到和衡水一中不相上下的成绩。

回到衡水二中当老师之后,文婧才理解了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对学生的管理模式,被完整地复制在老师身上。

最近几年,衡水二中的起床时间已经延后到早晨6点半;但作为班主任,文婧依旧要6点前起床,6:15前到达操场,准备开全体老师的“操前会”。操前会必须用纸和笔记录,不准中途看手机,如果不到就会扣工资,还会全年级通报批评;操前会之后,值班老师需要查早读、准备上午的教研会;即使下午没课,班主任也需要留在办公室,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允许离开学校……

而班级的“量化分数”,也是对老师的评价系统:扣除量化分数的班级会被公开通报,量化分数过低的班级,班主任可能会被点名批评,那种羞辱感不亚于被扣分的学生。文婧说,很多新来的老师会因此感到崩溃,甚至把情绪转嫁给学生,体罚通常就发生在这种时刻。

作为老师,她对一些纪律有了决策权,比如在晚饭时间不巡班,让学生们能安心吃个饭。但对于大部分规则,她也无能为力——比如为什么要跑操,为什么自习课不能挠头,为什么吃饭时间要那么短?她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觉得“想这些没有必要”:纪律就像一个铁栅栏,牢不可破地存在于那里,老师的权力仅仅是在一些时刻可以选择绕过他们。但是能够拿开铁栅栏的不是她。

学生们在跑操前摸黑进行“操前读” / 受访者供

没有人知道,挠头皮和考试成绩之间的关联性在哪里?这是高分的代价吗?王磊被处罚过几次以后,他很快就学会了老师来巡查时,保持不抬头的姿势:“该走神还是会走神的,但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但有些事情坚固地扎根在他的身体里。王磊毕业后再也没有叠过被子,有时候甚至故意让被子摊在床上,“像是一种报复”;但他依然会习惯性地在闹铃响后就起床,五六分钟内完成刷牙洗脸穿衣,吃饭时只吞咽、不咀嚼。

不过按照王磊和李媛媛的说法,这些痕迹终究会淡去,变成很淡很淡的梦,对外省学生的谈资。或许还会留下一些伤痛,但无从查证——有伤痛的人或许很难再谈起。在河北,“这样显得很矫情”。

 受苦或许没有意义,但成绩有

成为老师以后,文婧理解了一些纪律与成绩间的内在关联。比如内务整洁程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状态,“太想家的学生会叠不好被子,也会很难进入状态学习”;再比如,设置“操前读”、控制洗漱时间,是为了保证状态的延续,“让学生不会彻底放松下来”。

这些纪律更像是一种标尺,精准丈量出学生的状态,再由老师、主任手动调整出现问题的部分,由此保障“低进优出”的效率性和标准化。

受苦或许没有意义,但成绩有。文婧说,在2004年之前,衡水二中的成绩,和河北省各地的普高没什么区别。直到2004年,新校长上任,创造了“超越永无止境”的校训,开始“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之后学校开始逐年取得突破性成绩。

根据网络上的说法, 衡水二中才是“衡水模式”的最初缔造者,它印证了“魔鬼作息”和“半军事化管理”的有效性。

但这些尝试是经验性的,没人知道跑操、量化分、“操前读”这些举措与好成绩之间的具体关联是什么,但只要成功的经验可被复制,就没有人会去尝试更换系统的零件。


校园里悬挂着的励志标语 / 受访者供

从进入衡水二中的第一天起,王磊就知道,这里的校训是“超越永无止境”。因为它被写在学生们生活中的每个空白处。

最开始,王磊领会到的是“超越”:在二中,一个年级通常分为三个级部,加起来接近100个班、数千个人。级部之间会分开排名、比较成绩;在级部内部,班级与班级之间也要形成竞争;班级内部当然还会再排名。竞争无处不在,你永远有需要超越的人。

更重要的是向外超越,超越衡水一中。“我们总觉得自己也没有比衡中的学生差多少,都憋着一口气吧,而且我们也更努力。”

但到后来,他才发现,这句话里更重要的是“永无止境”——向上攀登的路看不到尽头。王磊身处理科实验班,他最痛苦和排斥的,是“老师们好像永远看不到我们的努力”:有一次,某个普通班学生“逆袭”了,考了年级第一,年级主任却在理性早操会上,冲到王磊所在的实验班,把学生们训了一顿。“和我们说,你们还不如一个普通班的学生能学,就好像没有考好是我们的错。”

那是他第一次萌生了离开衡水二中的念头——细密的蛛网越裹越紧,“好像永远就要这么过下去了似的”。但这个想法仅仅一秒钟就消散了:“退学了去哪?又没有别的学校可去。”

在王磊看来,衡二的成功,更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依靠严格管理取得成绩后,它争取到异地招生的资格,于是带走了县城的优质生源和有经验的老师;随后,这套模式的有效性被反复确认,县城学生无处可去,只能选择来到这里。

衡水二中校园一角 / 受访者供

文婧说,现在衡中县城学生和非县城学生的比例,依然是大约1:1。但差距通常不来自于此,而是“衡中系”与“非衡中系”的区别——学生如果来自衡一、衡二的初中部,或者其他采用“衡中模式”的寄宿初中,会对高中生活适应得很快;但如果是没有经历过“衡中模式”的学生,回家、转学则时有发生。

“衡中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全河北,甚至包括一直以“素质教育”为口号的石家庄二中。这些学校通常采取“公参民”(公立中小学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形式,建立庞大的教育集团,有些甚至有了自己的幼儿园。有了民办资本的参与,学校就请得起更好的师资,建得起更大的学校,招来更多的优质生源。最终,谁的运作机制更有效率,谁就能在比赛中胜出。

没有人能在这场比赛中停下来,这套系统由此完成了时间的、空间的闭环。这是河北的游戏规则。

 命运的跳板

在周涵心里,老家的县城还是自己在初三时离开家的样子。县城没有开得长久的店,上个假期回家吃到的餐馆,下个假期可能就倒闭了,更多的时候,他和发小们在不大的商业中心游荡,试图寻找一些新鲜事物。在这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开车,哪里都是“一脚油就到”,所有的生活都近在咫尺。

他也会开玩笑说,“梦想是回老家开一家驴肉火烧店”,不过只是玩笑而已。他很少认真考虑“回家工作”这件事,努力留在北京,是理所应当的事。

而对于王磊,老家的印象更加淡薄,他记得镇上好像有一些木材加工厂,镇中心有几家三四家不大的饭店。留在县城的同龄人在做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托关系找个厂工作,或者给家里帮忙吧,他想象不出更多的可能。那已经是一种离他非常遥远的生活。

2015年05月21日,随着高考的临近,河北衡水二中的高三学生在晚自习前宣誓激励自己 / 视觉中国

文婧说,自己感谢二中,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给了她现在满意的生活。但这里不是终点,她不想留在衡水。“去哪都一样”,有机会去一二线城市当老师最好,或者被调任到别的城市的“衡中系”分校……和她的学生们一样,文婧对家乡衡水也没有眷恋。这只是一个人口400万的小城市,2022年的人均GDP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三。绕过校园的围墙,这个城市的高楼、桥梁和草木都不再被这场教育竞赛撼动。

从市中心向城外开出去,不一会儿就能看见绵延的平原,一望无际,胆战心惊。道路两侧,成片地种植着玉米、麦子,菜圃里种着辣椒,空气里弥漫着土地的腥味,和华北平原上其他的城市没有区别。

再往前开,会通向衡水的8个县城,里面建起一座又一座“衡中式”的寄宿制学校。这里的学生和其他县中的学生一样,把衡水二中当成不错的出路:那是他们考上好大学的跳板。

周涵有时候会做关于衡水二中的噩梦。他说,关于学习的记忆已经像潮水一样褪去了,他梦见的通常是违纪被抓、被讨厌的老师针对,或者排在食堂队伍里,越排队伍越长。惊醒后会吓出一身冷汗,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二中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了我离开河北的能力。”

为什么想要离开河北呢?我问。

因为不想再让孩子再上衡水二中了。周涵说。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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