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光在面对一个公共事件,我是在不停地打开自己|接力访问081 武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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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公共行动力来自何处。
题图来自武老白微博,摄影:杨文彬Wenbin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

2019 年,《好奇心日报》记者陈莉雅坐在武老白的车上,采访那个后来被叫做“恋人”的艺术项目。时值好莱坞电影《三块广告牌》上映,武老白在三辆货拉拉车身上安排的红底白字大标语,也让“三块广告牌”成为项目的代称。那三句话分别是: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 年了,为什么?”三辆车,按照这三句话的顺序,开过上海的世博中国馆,开过南京城墙,开过天津眼,从南至北去了几十个地方。一条“彩虹路线”。莉雅跟的是最初的上海、南京两站。我是陈莉雅的编辑。

三辆货车在上海

武老白后来说,那是他最焦灼的阶段,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具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会面对怎样的干预,最早的时候,那三句话都还没想好。陈莉雅坐在他旁边,“是很重要的陪伴”。

在项目执行的第二天,微博上“突然就有了疯狂转发”。“大家的临时协作——包括货车司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一开始还被朋友圈的人说不要参与这个,会被掰弯——后来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参与者,特别兴奋开心。在大多数媒体缺席的状态下,这对整个项目是很重要的。”

就“接力访问”而言,武老白是我知道但并不了解的对象。“恋人”的行动力和影响力让人印象深刻。他和朋友们把类似艺术项目的执行视为媒体性质的表达,“把艺术视为媒体”,准确说,视为传播。他们会通过前期调研掌握事实证据,通过田野获得感性的认知,同时提炼问题作更精准的触达。他当然希望媒体可以帮助扩大影响力,“可以让媒体不直接触碰议题本身,先触碰艺术,再慢慢了解艺术背后表达的问题所在。”

但媒体不是他的伙伴。伙伴是协作者,是一起把事情完成的人。对武老白来说,早年在西安认识的满宇、郑宏彬都是很重要的协作者。他们,还有更多的朋友,从未形成组织或者团体,只是因为不同的议题临时组队。“永远在项目和事件背后”,这句话适用于武老白的自述,其实也适合用来描述他和朋友们行事风格。

武老白出生于 1990 年,山东人,第一份工作在西安美术馆。去之前他对美术馆有一种想象,就是希望藉此找到某种出路,关于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他学的是摄影,最初希望以此为创作媒介,每个月三千多元工资,大部分都买了胶卷和摄影画册,其实拿起相机拍照至今还有让他放松解压的功效,至于身份解惑的效果,那就少了一些。

美术馆的工作完全没有满足武老白的期待,“那份工作没有自我意识,只是重复”。于是他在每天晚上下班之后——有时候是 7 点,有时候是 10 点——拿着一台 135 相机边走边拍,闪光灯不停地闪,他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拍,也不知道要拍什么,就觉得闪那一下会爽。“好像就在那一刻逃离了所谓的美术馆体制,或者说我正在经历的生活”,一个转瞬即逝的出口,一个下班之后人工窗口。

这种拍照带有很强的侵犯性,武老白明白这一点,但没打算回避它,最终他因此和人发生身体冲突,挨了一拳。这一拳意义非凡。“让我突然清醒:这些行为我可以结束了,没必要再继续了。”后来他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也总是期待有人给他来上这么一拳,也许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从未再有过。不过后来的武老白再也没做过类似盲目的创作,也不再陷入不见出口的困惑,就算有时候谈不上对自己多满意,也是就事论事的那种。

他始终有自己关心的人:城中村里的打工者,殡仪馆里的未具名尸体,小区里跳楼的清洁女工,新冠疫情里变成统计数字的各种具体的人……在被打了那拳之后,他和之前去拍照的西安兴庆宫公园里的大爷阿姨聊天,又把聊天变成了一个小册子。2015 年,他开始重新理解自己身处的世界。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在进行一个城中村有关的项目,这是多年前“死亡身份证”项目的“断点续传”。他觉得自己当年只是平面化地呈现了现场,如今可以继续追问,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通过活着的人去构建死去的人生前的生命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些人遭遇了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双重瓦解,就是在一种流动的生存状态里,和家庭越来越疏离。我就是想知道,他们从离开家乡到不同的工厂,到大城市的这些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追问总是危险的。关于危险,他只能常学常新。

“做事”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把自己的一些行动——比如试图质询同性恋扭转治疗的艺术项目“恋人”,试图探究不知名亡者过往生活具体为何的“死亡身份证”项目,还有和坚果兄弟、郑宏彬以及其他更多人一起完成的和污染、饥饿、新冠有关的各种项目——统称为“事情“。“事情”是他的生活,是他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但与此同时,“事情”的具体应对方式和风险,也让他一次次直面未知。这种生活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异常珍惜基于“事情”构建起协作关系的朋友,这不仅是友谊,还有对世界的共识。正是这样的共识让人感到慰藉。

在呈现他的自述之前,有一个也许“很武老白”的细节可以讲讲。武老白小时候的身份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出生在山东体制内家庭里的第二个男孩,家人要以某种方式“隐藏”他。所以他从小跟着姥爷姥姥生活,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说话带着口音。等到 12 岁回到父母身边上学,他开始启用另一个名字,作为父亲的“远房亲戚”见人作客,因为在学校说一口土话被疯狂嘲笑而苦练普通话。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后来在做“恋人”的时候,他坐在上海一家提供同性恋扭转治疗的诊所里,对着医生开始自述生命故事,包括自己作为“二胎”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的,带着艺术家进入现场之后的敏感,也带着对自我经历的坦白。他说他甚至感到了紧张,不是因为害怕自己扮演同性恋角色被发现,而是进入这种自带压迫感的氛围本身就会让人紧张。

荒诞的部分是他后来听录音才感觉到的。医生听完他的生命故事之后紧接着就开了治疗方案。“他真的想治我。也想赚钱,也想治我。当时他看我有些动摇,就说在这边治疗的还有哪些上流人士。他很有自信地来跟我讲这些。”

到了 2023 年的时候,武老白把重新剪辑过的“恋人”在不同空间放映。他也就是在这一年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项目其实不仅仅起了社会呼吁的作用,还帮他自己看到了自己可以变成怎样一种人。从最开始认识一名同志警察,到希望为 LGBT 群体做一些事,再到自我身份的某种觉察,武老白在被“恋人”这件“事情”不断地改变。他期待这种改变。这是另一种慰藉。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被世界无限往前推的一个人。具体的做事框架其实我是没有的。遇到不同的事情,就发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好像对自己一直没有特别满意,所以才想持续做事。很多的时候,其实我面对一件具体的事件的时候,总觉得可以做到某个程度,但总好像没有做得特别好,就会特别困惑和焦虑,一直是这样。

“恋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认识了一名同志警察,特别欣赏他,当时就想是否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当时我对国内的同志遭遇稍微有一些了解,但还不是特别清楚,也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之下开始合作。

逐渐开展工作的过程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在此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性别议题,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它是对我自身有很大的影响。我不一定非要做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山东男性的角色。我觉得我会变得更加自由一点。这种影响的后坐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此之前,我的想象可能更多是这个项目可以有持续的影响力发酵,让一件事情可以被看到。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需要被看到的、或在这个项目里面收益最大的还是我自己。我自己并没有说脱离于项目之外。

亲密关系上,现在我可能会更加注意所谓的男性身份和一个“直男”的角色。我开始意识到“直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而我不一定要在这样一种方式和节奏里生活。对,也没必要进入主流的生活秩序里面。但这些一直都是困扰着我,即便自己能想清楚,仍然是困扰我的。

家里人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我没有完全政治出柜,他们知道我一直做艺术,但也没试图弄明白。这么多年我们想各种办法筹集经费。养活自己这事儿简单,比如这一年我一直在不同的城市蹭住,一直是流动的。我从 2019 年之后就再也没租过房子。

这几年重要的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会抵消那种无力感。你发现自己还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对我影响特别大,一边做事,一边维持友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持续做事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有趣的人,之后围绕项目的交流过程里也会遇到有趣的人。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人要持续去做事,才能维持住“有趣”的关系。因为做事本身就是一种临时链接,在某一刻,它可能会转化为一个重要的陪伴。

有时候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我也不会享受这种工作状态。每次都想,做完这个之后是不是可以不按这种生活状态去生活了,后来发现还是不能。往往想做轻松的项目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把它变沉重了,总是觉得做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但多和好其实是没有具体定义。我们之前一直说,这叫“无限朝向改变的行为”。你说改变能有底线吗,有程度吗,还是某个具体时刻才能改吗?那不知道,就是随机的,没有定义的。

和新闻调查记者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实践和项目去推动一些事情的转机,实际上不清楚,有时候可能会有,大部分时候没有。但这样想的时候,你必须要朝“能”的方向去做,你才可能尽全力把事情做好。

有时候你也会想,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你深陷其中,你会发现不是事情和你有关系,而是你在做这件事本身,这个意义对自身意味着什么。你不光在面对一个公共事件,你会觉得是在不停地打开自己。

“恋人”这个项目,不管面对社群的朋友也好,面对别人也好,你会不停地认识到自己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环境之中,不停地重新理解自己的状态,我只不过觉得在某一刻,我可以变得越来越有贡献能力,一直在不停学习的过程里。因为当你不理解、不了解一件事的时候,是很难有所贡献的。而你了解了之后,你就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停学习,算是探索一种未知,我想从中看到问题本身到底存在于哪里,还有就是不停打开自己,后者很缓慢,可能到最近才有意识到。

艺术它在那个时刻就是一个桥梁,连接了世界与更广阔的公共资源。我们试图在这个空间里面制造一点点浪花,然后让浪花背后的问题展现出来。

其实就像你做接力访问,很多事一开始都是不明确的,但你在做的过程中会慢慢理解这件事对自身的重要性。而且大家在一起协作交流,这也是一个慢慢改变和陪伴的过程。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共同面对的人。


Q:你最近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A:想不出来。我今年一直是一种流动的生活状态,这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那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基本上哪里有事我就待在哪里。以前不这样,以前还比较固定。

倒也没有什么困扰,因为你在做事,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必须静下心来去面对事情,如果不做事我估计会有很强的不安全。

Q:你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吗?

A:想把当下的事情顺利完成。我一直在想怎样更换工作方式,比如尝试拍一个长片,这是以往不太擅长的。

Q:你希望邀请谁来接力?

A:A 鬼,滴滴司机。之前在工厂做工,同时也是重 D 音乐队的主唱。他会在生活的缝隙中尽可能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他现在会边开车,边聊音乐,偶尔也会卖自己乐队的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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