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九七》願祖國傾聽海外兒女心聲:徐四民談政協會議三大禁區
徐四民在四九年中共建國時便當上了第一屆的政協委員,是目前港澳區最資深的政協委員。徐四民在緬甸出生,年輕時因投入抗日運動而被日軍追殺,在緬甸四處匿藏逃亡達三年之久。徐四民是緬甸的華僑首富,一九六二年緬甸軍事政變,政府把所有大企業都收歸國有,徐四民感到無生意可做,在六四年返回中國,一直至七六年才離開中國到香港。
徐四民一向以敢言見稱,八七年胡耀邦下台之後,國內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他當年便提出要與被親為「保守」的中共理論界兩位權威群,上電親公開究論,後來被人冠以「徐大炮」的稱號。
六四事件之後,徐四民對北京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六四之後的第一次政協會議,他不獲准像以往幾年一樣,可以在大會台上發言,但他仍然可以透過書面發言將意見表達。不過在徐四民的書面發言印發出來不到三天,政協一些小組便對他展開批評,有些甚至指他以往在大會的發言,起著推動八九反革命暴亂的作用。
徐四民因病遲了幾天才到北京開會,至政協閉幕時剛巧在北京逗留十日,這十天的感受,徐四民說有點像楚國的屈原,無限委屈。
徐四民八零年所著的自傳《一個華僑的經歷》,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中國是……我的祖國之外,更是我偉大的教師⋯⋯我愛她,儘管她也給我不少痛苦。我永遠寄望於她,雖然她也曾使我失望過。」「願祖國能認真傾聽她海外兒女的心聲!」這幾句話也許反映了徐四民十年後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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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在北京開會十天,你有什麼經驗?
徐:這十天的經驗,首先要談會議召開之前的背景。這是六·四事件之後第一次召開的人大及政協會議,同時東歐幾個社會主義的共產黨政權垮台了。即使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蘇聯,它的黨中央也開會決定放棄一黨專政。人大政協兩會之後,一連串的敏感的日期要到來,好像四五、四月十五日,五四及六四風波的周年,再加上國內社會治安情況非常嚴重,所以一到北京就感到氣氛相當嚴峻。
#諸多忌諱氣氛緊張
馮:從記者的採訪安排,去年我們即使探訪港澳區委員也很困難,今年是否放寬了?
徐:從表面上看,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今年倒是沒有,但從參加會議的委員、工作人員及政協領導人的談吐來看,心情卻十分緊張。有些老朋友見面,握握手,眼對眼望一望,除了互相問候身體之外,對國家大事卻很少人敢觸及,雖然在國內,我有很多新聞界的朋友,但在這十天當中,沒有一個人採訪過我,連一個電話都沒有,氣氛是相當緊張的。
馮:在你們政協的小組討論及簡報當中,有沒有一些禁區是不敢碰的?
徐:我認為今年,「我完全擁護」這類的聲音是多了,回復好像五十年代開會的情況,而要求民主改革的意見就少了。
歸納起來,我察覺到有三個禁區不能接觸——第一是對六四事件的檢討,關於六四事件的處理方法是否正確,沒有人敢接觸。第二個禁區就是不敢接觸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例如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制能否成功,要不要適應世界潮流,走向多黨制,容許反對黨的存在。第三個禁區就是經濟問題,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市場供求關係、擴大私有制等問題,誰也不敢碰。除了這三個禁區之外,這些委員對他們本單位、本地區的問題,倒是有相當反應,包括治安問題及對貪污特權的不滿等。
#激烈言論拒諸門外
馮:我聽說在政協內部,對你今次會議期間的表現也有些不滿,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徐:這十天,我是有情緒的,但為了工作,我個人的不滿也就不談了。對於其中經過,傳媒也有報導,有些是真實的,有些則不是,在此我也應該簡單的說明。在三月二十二日,我參加政協的小組討論。在小組中我對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發表意見,對工作報告中採取的只是治標而非治本的措施,我提出了很多批評。同時也批評北京方面在香港工作的失誤,以致香港群眾不滿。但是第二天簡報出來的時候,並沒有摘要的登出我的發言,只是寫我的發言,原文送到大會秘書處。以往一般的處理方法,就是三言兩語,摘主要的內容登出,有時摘些次要的,這次連次要的也不摘,是從未試過的,因此內地的委員覺得驚奇,以為我的發言很有問題,所以用這個特殊的方法處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警告的訊號。
第二次,在小組發言時,我準備對財政部長及國家計委的報告提出批評。我是第一個到小組會場,我一早便給工作大員遞上要求發言的條子,但我們的組長在主持會議時,卻把我押到最後,經過十四個委員的發言,到會議結束前兩分鐘才讓我講話,當時在場的中外記者都感到奇怪。這也是一個訊號。
在簡報和對我在小組發言的處理,也可看到我今次是沒有可能在台上發言,甚至懷疑書面發言都不可以。
馮:但是後來你還是可以書面發言,這是否是一個進步,或是妥協的結果?
徐:我的書面發言,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在香港交上去的,但發出來時的編號,卻列在-百八十三份發言稿中最後的十件當中,這就說明即使是書面發言,內部也經過了層層的審查,最後能夠書面發言,我想是經過認真的考慮。當時我就想到事情不會是這麼簡單,發表之後,一定還有下文。用國內習慣的語言,就是會有些批判。果然不出所料,我的發言是在三月二十六日晚上印發出來的,經過兩天,在二十九日政協的閉幕禮,我臨上車到會場前就看到有三份簡報批判我的發言。
馮:批判的內容嚴厲嗎?
徐:有客氣也有嚴厲的。客氣的就說我對中國的國情不瞭解。中國新聞界的吳冷西,對我的批評比較溫婉,他說我所持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觀,與國內的社會主義民主觀不同,大家可以保留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有兩個組,對我的批評便很嚴厲,甚至指我去年在政協大會的發言,起到推動去年暴亂的作用,也有批評指我要求取消通緝令,目的是要把嚴家其【電子版註:他後來改了名字寫法作「祺」,但當時寫「其」是對的】、吾爾開希等人請回中國繼續搗亂。這兩個批評是比較嚴厲的,此外他們對我把學生的行為肯定為愛國,也有不同看法。
馮:有人批評政協是花瓶,通過這次會議,或從以往的經驗,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徐:如果按照共產黨的政策及政協的章程,政協應該是大有作為的,雖然也許不是西方的民主,但起碼對溝通不同的意見還能夠起一些作用,不過由於兩會是在嚴峻的背景下召開的,所以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
外邊都說,共產黨是管權,政府是管錢,人大光舉手,政協管發言,政協就起着花瓶的作用。但我認為做花瓶也是不容易的,因為做花瓶起碼要美觀,如果連美觀的作用也起不了,那連花瓶的作用也沒有。
#昔日四五如今六四太失望
馮:通過這次會議,你認為國內的形勢怎樣?
徐:我從北京回來香港,在機場說了兩句話,就是「危機跟希望同在,困難與穩定並存」。關於危機方面,大家都不能否認,這兩年來李鵬的治理整頓,只是起到治標而非治本的作用。在經濟方面,國家對企業的虧損補貼,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大,去年才六百億,但九零年便預計會增加到六百五十七億。物價的補貼也增加了,兩者加起上來已超過一千億。
此外,財政赤字嚴重,人民待業、企業停工的情況無法解決。對通貨的控制,政府用高利息來吸收老百姓的鈔票,吸收的數目聽說達幾千億之巨,如果有一天老百姓拿到利息,但因通貨膨脹而買不到東西,這些存款就好比一隻關在不牢固籠子裏的老虎,牠一旦衝出來,問題就嚴重。
從政治體制來看,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從經濟的問題來看,也沒有治本的辦法,這樣拖下去危機是很大的,因此雖然暫時穩定,但仍有很大危機,所以我說「希望跟危機同在,穩定跟困難並存」。
馮:你看未來的形勢會怎樣發展?
徐:一般國際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家,都把中國分成兩大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但經過「六.四」風波,這樣做分析已經過時了。經歷了這麼大的動盪之後,改革派與保守派都沒有了,而是重新以利益為依歸來組合,這方面的變化會相當大。現在有人注意,如果作為名義上的總書記和名義上軍方的第一號人物江澤民,跟軍隊有實力的楊尚昆結合起來,他的力量會是很大的,這些新的動態都引起了人的注意。
另一個動態就是,共產黨一些老人的影響力很大,有所謂「八老」,但如果注意政局的話,都可見到「八老」正逐步減少影響力。這些老人家的聲音,在六四風波之後越來越少了,即使是最後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鄧小平也是這樣。我看學生短期內不會再起動亂,但新的力量組合所造成的突然變化,及經濟上危機所爆發的變化,都是觀察中國問題的人要留意的事情。
馮:經過今次會議之後,你覺得自己的處境怎樣?
徐:我的處境並沒有得到理解。我是好心帶了滅火器,協助消防,希望在火警發生之前將火撲滅掉,或出一分力去滅火,但是人家卻把我的滅火器當作炸藥筒。我的心情有點像楚國的屈原,但時代進步了,我不會像屈原那麼傻,去投汨羅江,我還要看祖國的變化,因為只是共產黨和某些領導人存在危機,國家和中國人民是不會存在危機的。
馮:你提過七六年離開大陸,是因為目睹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十多年後又出現六四事件,你會否更加失望?
徐:七六年四月五日,我還在北京,當日我也到天安門向周恩來致敬,我看到學生被警察和便衣用棍毆打,我當時便感覺到非常失望。「六四事件」看起來有許多情況與「四五」事件是很相同的,當時把鄧小平打成反革命幕後的策動者,這是冤枉的,後來都平反了。許多情況好像歷史在重演,使我非常感慨。
#對大陸民主要求較高
馮:有人認為你對中國的批評很大膽,但在香港問題上卻很保守,你為何會有不同的態度?
徐:說我在大陸問題是民主派,在香港問題是保守派,我認為這個批評很恰當,我完全接受。因為與大陸比較,香港的民主比大陸好得多,大陸非常缺乏民主,所以我對大陸的要求比較高。同時我作為一個政協委員,共產黨看得起我有論政議政的能力,才找我當政協委員,因此我在這方面有義務要發揮作用,對大陸的要求也較高,人家看起來就指我在大陸民主問題上是民主派。
但香港關鍵的問題,還是要依靠大陸,如果對大陸的民主要求高一些,對香港也是一個幫助。此外,我對香港目前的民主,例如新聞言論自由、三權分開運作,我是比較滿意的,所以在香港問題上,我是求穩定不苛求民主。
馮:我接觸的港澳政協委員,有些指你恃老賣老,你怎麼看?
徐:這樣的批評應該引起我的警惕。有時候我比較激動,對一些領導人的批評有時不留餘地,像港澳領導人對香港的講話,我便經常公開批評,這就更使人感覺我這俑人老氣橫秋,我看這是值得我警惕的。
馮:你曾提過對共產黨的批評是有恃無恐,究竟你有何所恃?
徐:我認為我所有的批評都是從善意出發,而且是建設性的,同時我對我的國家一片真心,我對得住自己的真心,所以我有恃無恐。我並非恃老賣老,雖然人家說我「大炮」,但我每一句話都是經過很慎重的考慮才提出來的,不是隨便發炮。
(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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