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149：告別《九十年代》
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的《李怡語粹》一書中，有一章「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錄了我主編這本雜誌28年4個月共十一篇自述編輯心路歷程的文章，從「發刊詞」到「休刊詞」，最後一篇是「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在1998年5月號的「休刊詞」中，我說創刊不久交的朋友，許多那時都還是大學生或資淺學者，現在不少人已經是名醫、銀行家、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我28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採訪、整理談話記錄，做的都是同樣的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頭確是白了，有沒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因為這28年多，是非常充實的人生。表面上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每個月都有新鮮感。
跟著下來這段話，我至今仍然在胸中迴盪：「我們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去經歷過去兩岸三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閱28年多的刊物，上面記載著時代的變化，也記載著自己過去的歲月，更記載了我們在時代變化面前的思考。這些變化與思考，已經壓縮成了一小塊，被置於我們的腦子裡，使我們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僅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創造了這本雜誌，而且是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們。」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儘管我對九七後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樂觀，但那時主權轉移未滿一年，司法獨立仍然對言論自由有足夠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經濟因素。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雖不寬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於社會現實的因素。
過去在兩岸三地都存在極大變數的時代，《七十》《九十》都會接到許多來自讀者的尖銳、深刻的文章，編輯部同仁也會廣收資訊寫出深入報導。而在海峽兩岸的言論封閉時代，或在九七問題雖有定論卻仍有議價的期間，這些文章不僅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大量讀者，也會「外轉內」對台灣和大陸發生影響。
1998年，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建立，自由媒體已經到了有點氾濫的程度；香港主權轉移後社會似乎沒有大變化，人民的法律權利仍然維持；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專權政治並行的局面，就看不到會有改變。在兩岸三地都處於凝固狀態之下，媒體主流若非教人賺錢就是教人花錢，煽色腥與扒糞文化爭輝。我個人並不反對這些社會文化狀態。坦白說，我自己有時也會看這類圖文。畢竟政商娛也確實有他們竭力要掩蓋的糞坑。不過，這樣的社會氛圍，就使嚴肅政論刊物的生存空間難以擴大，只會缩小。
28年多，我們雜誌刊登了許多好文章，產生了不少新寫手，一些具寫作和思想潛能的知識人，在《七十》《九十》中找到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他們也許未必會想到，從接到來稿到刊登在雜誌上的過程中，背後的編輯人員和營運人員的辛勞。一本嚴肅月刊和一本娛樂週刊不一樣，即使看的人再多，據說商戶也不會認為適合在這樣的雜誌登廣告，每月一次的銷售量也養不起較多的工作人員。因此，我們一向以來都只有幾個員工。
憑著共同理念，自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些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1997年，常壽林不幸病逝。11月，方蘇向我提出，他想工作到1998年7月。他說他早年追隨趙少昂學畫，為了參與《九十年代》工作，他放下畫筆十多年。常壽林去世，使他感到人生無常，年歲漸大，再不回到畫室就沒有機會了。他的想法我很能夠理解，也感謝他十多年的奉獻。
常壽林去世，方蘇請辭，我也想到自己的年紀。那一年我已62歲，以這樣的年齡擔任總編輯已感吃力，若再兼執行編輯，恐怕就力不從心了。再請人吧？財政上還可以，但在那時候的社會氣氛下，願意為理念而奉獻的人已很難找到，常壽林歿後補缺都不易，負重責的執行編輯就更難了，何況聘後還要加以訓練融合。
另一位在台灣任台版總管和編輯的邱近思，兼顧所有在台的事務，工作繁重到使當時在台灣的學者翟志成說她過著「半個月像人，半個月像鬼」的生活。她還年輕，仍然願意堅持下去。但香港版若結束，台版沒有了香港雜誌的特色就失去定位。我覺得也該讓她告別「半人」生活了。
於是，我在董事會提出休刊的建議，獲得通過。
1998年4月號我發表將於5月號後結束的告讀者書。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回應之洶湧，讓我有點吃驚。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2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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