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147：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2022 年 5 月 18 日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中國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時先生，於2021年8月1日辭世。歿後大半年來，網上關於余先生的話題不絕，台灣陸續有關於他的出版物，連他平日的閒談都出了「談話錄」，掀起台灣和海外讀書界的一陣「余英時熱」。

新出版顏擇雅編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收錄了余先生歷來對時政的評論文章和訪談，包括從未公開發表過的、2020年書面回答香港某媒體的「展望香港的前景」。當時《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約一年，健康狀況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說為答所提問題花了許多時間，「但你們如果覺得不合用，就請棄之字紙桶中，我決不介意，不過請告訴我一聲，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沒有用。我讀到這裡，真是心有戚戚焉。從最自由的地方，淪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個是只在頃刻之間。

書中最後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對余先生的訪談。此文發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號，原題為《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歷史學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對時政的批判性意見的談話。談話頗長，錄音整理後給余先生過目及補充。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一書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了一本《李怡語粹》，收進三篇訪談錄，包括徐復觀、勞思光和這篇余英時的訪談。

我在前文中，曾說過深受徐、勞兩位教授的影響。但其實應該還加上一位余英時先生。只不過我與余先生接觸不多，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訪談的內容很廣闊，他最後總結說「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這句話若換一個講法，就是具有歷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關心中國、台灣、香港的前途。也許這是他以後更關注兩岸三地局勢的變化，願意接受關於時政的訪談和邀稿的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這句話說明人類社會的悲劇何以會不斷重覆出現的原因，也說明歷史教訓對人類社會是何等重要。然而，在專權政治下，歷史著述大都為當權者服務。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名句是：「誰能掌握過去，就能夠掌握未來；而誰能掌握現在，就能掌握過去。」掌握歷史的話語權，對許多國家掌權者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一個學貫中西，真正認識歷史真相，又能夠誠實地以古鑑今的學者，他能夠評論時政，對人們思想的導正，是多麼重要。我個人在余先生評論政治現實的訪談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啟發，思想獲益匪淺。

比如在1982年訪談中，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當時我已經從政治現實中，認識到在專制政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絕不該尋求統一。但在海峽兩岸都實現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情況下，如徐復觀先生所言，統一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深諳歷史的余先生就認為，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他認為，今天對統一問題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這以後，余先生給《九十年代》寫過好幾篇文章，也接受過我幾次電話和面對面的訪談。1990年六四週年，他給我們寫了文章。《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他也寫了篇短文勉勵。1991年2月，我參加夏威夷大學一個有中港台與海外著名學者參與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與余先生相處了幾天，深感他溫良隨和。他應我邀請，爽快為我們台版的週年題字，上寫：「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亦可以喪邦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議論時政的長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灣舉行總統直選而向台海發射飛彈，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美《民主中國》網頁和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號節錄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的若干段落。我也用電話訪問余先生請教他「中國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國社會學家提出的「羨憎交織」的觀念，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他說，今天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激盪著一股難以遏制的「羨憎交織」情結，而中共就把這種情緒導入「反西方」「反台灣」的軌道。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余先生三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官方的《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為西方極少數反華仇華勢力充當急先鋒」，「連西方反華勢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純粹是混罵，對余先生提出的論點全無觸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智者師歷史，愚者師經驗」。我辦雜誌和寫評論數十年，若還算有點智慧的話，那麼部分的智慧，是得自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去批判現實政治的余英時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