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关系千万重》之印尼的彷徨

一夫多妻制亦是社会中层脆弱一大主因。赖保罗书中有此一段：直到后来我才获悉马利门是他父亲住在同一村庄里分居的两个家庭中十七个儿女之一。又直到后来当我旅行的时候，才发觉伊斯兰教之重婚与简易之离婚手续不仅是男人的色情关系。这“制度”损坏了家庭，它产生了一个半是孤儿的社会。一个家庭被父亲抛弃，他又再去另创第二个和第三个。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产生〕的故事。

　　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不说，在经济上这种做法也可以使一个坚实的中层社会无法产生。伊斯兰法律着重重婚男子对各房妻室同等赡养同样遗传，如此稍有能力聚集资本之家庭亦迅速的成为贫户。伊斯兰教徒以其社会中之平等观念自豪，并且嫉视西方性道德之泛滥。但是其本身之平等取自低水准之平等，并且又将维持性禁忌之责任大部推放于女子肩上。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重大分歧在于伊斯兰不承认三位一体（trinity），否定耶稣为人舍身赎罪有神灵力量。但后者因此构成良心上之事各人自身做主，尤以宗教改革后自此脱离僧侣羁绊而尤然。伊斯兰教教徒今日尚承袭于教师（mullah）之下，以外在之纪律为依归。彼等之墨守成规势态必然也。

　　我们看来：新时代之伊斯兰教徒亟应通过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阶段。尤以今日教育普遍，识字率增高，时机业已成熟。穆罕默德虽否定耶稣为神，但《可兰经》内仍有“定命论”之段落足为良心上各人自主之根据：〔注〕如果安拉（上帝）准备启发某人，他开放他的心胸；使他接受伊斯兰。他如果有心让他挫败，他可以使他的心胸又窄又小，使他有如平步登天一般的困难。这样安拉对不依受教的予以天罚。（六·一二二）

　　经中又迭有“安拉仁慈，正义之人必受到宽恕”或类似辞语的慰藉，所以纵放弃沙漠战争之成规，亦无损于《可兰经》之一神论。只是过去伊斯兰领袖提倡不顾历来高僧讲释，直接研读《可兰经》，犹且引起无数纠纷。事关宗教，又非外人所宜置喙。

　　叙述至此，作者与读者当共体会今日中国处境之艰难。无辜华裔被害固然不当缄默。然则过度伸张又可能被指摘为干涉他国内政，徒予人以口实，于事无补，或更增加华裔之困窘。我们尚需注意中国境内尚有数以千万计之伊斯兰教国民，而西方倡导“文明冲突说”者且在预言“儒教国家”将与伊斯兰同流，与西方各国作战。国际关系间之敌意与误解易结难松也。从以上的情节看来，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涉及经济组织宗教种族多方面，各种因素又互相关联，需要高度的忍耐，从长期间取得解决。

　　印尼之统治者希望以伊斯兰维持秩序团结人心，又不愿见伊斯兰教团体干政，已历有年。即在日本占领期间，日人亦感伊斯兰教团体众说纷纭，于是指令此种宗教团体归并而为一个大组合，称为Masyumi。印尼独立后Masyumi立即要求以教建国以教治国。苏加诺拒绝，并指令停止Masyumi之政治活动，但保证印尼人民尊奉“一个神明”之主旨，可以以不同之宗教方式表示。这出处成为现今“五个原则”（Pancasila）中之首一原则，亦为今日印尼人民须各自报称属于五种宗教之一的根据。既然五教并行则不得互相侵犯，违者处刑。

　　固然由于苏哈托之铁腕政治，能以军人控制地方政府，操纵选举。但另一方面亦表示伊斯兰只有最基层之凝聚力量，教民所关心者为传统教条教规。在全国方面，伊斯兰尚未有一个妥定之议程单，无操纵内外政治力量苏哈托曾瞻顾内外，发觉军中对彼之支持，已不如以前热烈，才接受伊斯兰之社会活动以作对策。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则哈比比之企划有如中国一个世纪前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实际两者不能相互支持。印尼今日亟应注意的为其经济体系之组织结构，而不在繁缛之文饰。尖端工业缺乏社会支援及于商业之批发零售信用转贷等互为环节，亦终为社会之外界体。精神力量不能填补此庞大之罅隙。

　　华希德认为印尼政府应当放开视听，接受伊斯兰舆论，他反对的是政教合一。他认为伊斯兰教应当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不应使人见而生畏。印尼的少数派充实国家的新生命，应当接受保护。伊斯兰信徒应与华裔和基督徒合作。华裔经营的企业也应当继续。他尚且反对苏哈托的合作社运动，因为这些合作社无实效。他认为印尼大多数人民实际无所属，应当竭力感化。

　　如果我能作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的话，则华希德的立场遥远得可和英国17世纪宗教冲突时的独立派之立场相比。这些独立派坚持“良心上之自由”。他们不愿强迫旁人就范，也绝对不容许旁人以信仰上之事要挟。所以在克伦威尔执政时信教自由及于犹太教而不及于天主教，因而当日天主教仍想恢复总揽基督徒的地位。此中相似之处实有夸大，但是这比喻可以协助了解华希德的动机之由来。这样看来华希德纵不能成为领导全国的人物，他之坚持反对的立场，仍对印尼政局有实切之贡献。

　　印尼的近况，可以与中国近代史并读。印尼的困窘杌陧以及内部的参差情景，百年内外中国无一不有。印尼的华裔问题远不过是内部少数民族操纵本国经济。中国则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使沿海及通商口岸的经济，整个外向。仇外的情绪，曾激起义和团事变，而中国终于将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权整个推翻。

　　民初的行宪也注定的无结果，因为所写宪法只代表一种理想，与社会的实际情景，并不衔接。最后发现彻底改革，只有整个的清算“尊卑、男女、长幼”的旧社会。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不算，“文化大革命”尚使余波震荡数十年。

　　中国百年内外的问题与今日印尼的问题相较，也可以说是不伦不类。但是彼此之所面临已是一个组织结构的问题而不只是政策左右人事参差的问题。我们的了解应从大处着眼。

　　印尼并无如六十年前的中国之有强邻压境，内外煎逼。况且又有丰富的资源和很多岛屿上面人口稀少的空间足资周转。有了这些优势

　　的条件应当避免重蹈中国之覆辙，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并且事实的发展仍不止此。今日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声势浩大。他们能阻挠政府希望通过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不久之前（1990年）雅加达的一家畅销杂志公布它对读者所作民意测验结果：读者所崇拜的古今人物中创教先知穆罕默德屈居第十一名，位在该刊编辑（基督教徒）之下。因为群情激昂，该刊物的发行执照被撤销，编辑以亵渎神明罪被判徒刑五年。但是另一方面对宗教领袖高唱以教建国、以教治国者政府仍能限制。苏哈托曾不时将一二过激分子投狱。因此最强硬的宗教领袖与官僚组织及军中将领实际互不相容。赖保罗因其本人印度背景，以为历史上马来半岛及印尼诸群岛为佛教及印度教盛行地区，今日将此传统完全放弃至为可惜才有此论说。

　　我们不必同情于他对“大印度”的追慕。但是一个海岛上的国家仍然墨守7世纪沙漠战争中所遗下的成规，实可视作地缘政治之错安排。西方专家意见：同化华裔政策已不可逆转。但至少仍需数代，始能双方感觉水乳无间。且在此期间是否无特殊事故，足以动摇全局仍未可逆料。另方面若干土著蔑视商业。不少虔诚之伊斯兰教徒拘于旧习以为银行放债收利亦为不道德，华裔则无此顾忌。况且华裔工商企业家原有根底，又利用家族关系，交换内在消息，保持传统信用经营方式，印尼土著甚难与之竞争。在管制未开放前常有印尼商人获得政府低息借款，将之加息转贷于华人，或向外装饰门面自称业主，实际受雇于华人。

　　但印尼全国经济尚缺乏坚实之组织，是为一般正在开发国家状态，各种关系因人成事，尤其法令之解释与信用之批准与赋予既无客观标准，亦无法脱离权威。苏哈托及其家人即以摆弄人身关系称著。所以此形态为中国人性格抑印尼人性格至难判断。（在我的写作中曾一再指出以上情形实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状态”，少用“贪污”字眼。）

　　我们应当互相体会：这不仅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推而广之，乃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否投资的跨国公司有此长远打算？华裔人士是否有志协助，使这运动不尽外向而能内向？各地开明的社会宗教领袖也能开诚布公，放大眼光为子孙造福？

　　我所修习的大历史，只能将所有有动摇传统生活习惯，易为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正统宗教主义者借之发难。也极易产生独裁政治，因为新式法律或已颁布，支持此种法律之社会条件尚不具在。利比亚之卡扎菲、伊朗之霍梅尼，与古巴之卡斯特罗皆是也。

　　注：文章有删节，有兴趣的人可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