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格蕾丝·佩雷：集体生活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 译自Maggie Doherty,”Big Disturbances”,The Nation, June 27 2017.）

在佩雷看来，政治活动与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孩子，女人才需要关心这个世界。佩雷在1976年与《波士顿评论》的访谈中说，相比于积极地参与政治，一位母亲完美地抚养她的孩子（可口的食物、最好的学校）是更不重要的。她解释说，作为一位母亲，“你是很重要的，但这个世界也在培养孩子，因为这个世界也在培养他们……你最好也要关心这个世界。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佩雷相信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武器中的化学物质不久就会进入你孩子喝的水中；你的儿子可能在一场你没有去抗议的残酷战争中服役。

　　正做着关于性爱的白日梦的菲丝，看到她的儿子理查德拿起粉笔在柏油路上写上抗议者的话。对菲丝来说，游行队伍，以及理查德冲动的参与，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就是在那个时刻，这件事让我幡然醒悟，改变了我的发型、我在上城区的工作、我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之后我见到了做各种不同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头脑构成以及接收到的讯息都来自那个我的孩子们真诚的大脑构想出的性感操场。每一天，我都越来越多地思考着这个世界。

　　与其说政治打破了这种家庭场景，不如说它表明自己是家庭场景的一部分。这个操场本身就已经是政治性的了。

　　3.与不幸的人打交道

　　她周遭的世界的暴力在起源上明显是男性的。因此，就像她曾经对《波士顿评论》说的，女人有责任“改变这该死的世界”——通过艺术、行动主义、抚养孩子。她在《责任》一诗开头说，“社会的责任是让诗人成为诗人，诗人的责任是成为女人”。承担这种责任的诗人，看上去就像佩雷本人：在街头巷尾发小册子，拒绝为战争缴税，谴责经济不公。这首诗的结尾是对诗人的要求："像卡桑德拉一样喊出来，但是这一次，要被人们听进去。"

　　不同于活动家圈子里的一些年轻女权主义者，佩雷从未把母亲身份视为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她认为养育孩子是一种工作形式——一种无聊、疲惫、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正如她的许多故事所表明的那样——所以她从3岁起就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尽管如此，她还是很享受孩子的成长过程所带来的洞见和情感。对佩雷来说，做母亲是喜忧参半的，是一种快乐、愤怒、悲伤交织的经验。这是另一种不完美但最终有益的“寓居在世上”的方式。

　　另一个关于菲丝的故事（未收录在《格蕾丝·佩雷读本》中）的结局是，在海滩上，长大后的两个男孩把他们的母亲埋在沙子里。对菲丝的囚禁仍在持续。

　　在佩雷的小说世界中，不存在真正的家庭空间。公寓都不是私人的：每个人都认识大楼里的每个人，朋友、孩子、情人、前夫你来我往。家庭不断地重组，接纳新成员和不速之客。

　　佩雷没有把家庭封闭起来，而是把家庭放置在集体生活中。她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公共或官方的场所：公园、操场、医院、疗养院。在这些环境中，隐私纯属幻觉。

　　在她的几乎所有故事中，隐私都是人们所渴望的，但它也总是被人们所怀疑。佩雷不相信人们可以将自己与周围人的关切分开，也不认为人们应该这样做。这是她认为监狱应该设在城市里的原因之一，正如她《六天》一文中所论证的。监狱应该在“附近”，而不是在“遥远的郊区”，远离家人，远离公众视线。与“不幸的人和自我伤害的人”打交道应该成为每个人日常经历的一部分。佩雷的小说，就像她的政论文章一样，呼吁我们去接近那些我们宁愿避开的人们。

　　她的小说不仅仅是具有同情心的：它不仅试图从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而且还坚持认为这种联系感对于激进政治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集体生活或许不总是令人愉快——一间公寓里可能会有太多人——但在佩雷看来，这是生活中无可辩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