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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的时代,群星/是否也应熄灭?——《极乐迪斯科》的迷幻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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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我留在这个地方,你让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

1966年,加州奥克兰的一群黑人青年开车驶过金门大桥,在把毛语录以几美分的价格卖给那里的大学生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他们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漫步在纽约的大街,除了黑色的皮肤和格格不入的太阳镜,别无异样。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梦想看上去并不是无根浮萍。1970年,黑豹党领导人Huey Newton与Elaine Brown到访北京,一年后回国时他们说:“有种自由的感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完全的自由,在同胞们中的自由。”

将时钟向后拨动十余年,Huey Newton死于因毒品而起的枪战,他的死显然难言“重于泰山”,曾扬言暴力革命的黑豹党甚至连奥克兰市长的竞选都赢不下来;而中国也在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甚至苏联也溘然长逝。后来,王小波“拜访”了黑豹党中的一员。他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道:

  “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陪我们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的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露天集会、大示威、大游行,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时的振奋心情。讲的时候,眼睛里都冒金光。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但不大喜欢谈。

……总的来说,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某位旧友,当年情同手足,现在却话不投机。”

  这位黑人朋友依然沉浸在六十年代的左翼思潮叙事中:巴黎的大学生在凯旋门下的街垒上对着无名烈士墓高唱《国际歌》;日本165所大学进入斗争状态,京都大学的礼堂被学生们改造成碉堡;葡萄牙里斯本的民众将康乃馨插在军人们的步枪上,推翻了二十世纪西欧为期最长的独裁政府。甚至对于早期的Zionist也有过“我们必须解放所有人,才能解放犹太人自己”的思想。

  然而当诗与远方破灭时,情况会比之前更好吗?非洲在90年代后依然是军政府常态,在迷宫中探寻了半个世纪后,又回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底层。宏大的阶级叙事在新自由主义的不断努力下,终于被悄悄解构,分裂成一个又一个小的社会议题,并且被抹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现在谁再谈阶级、谈马克思,甚至是谈论毛,都会被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身份政治代替了宏大叙事,德州的某位新型资本家可能因为支持LGBT议题而被底层劳动者视为左翼,而加州的某位工人可能在积极争取降低剥削率的同时因反对BLM而被视为右翼。被分裂的“左派”被笼统地装在一个笼子里(左不左还另说),犬牙交错,形成了齐泽克口中的“不可能的联盟”。甚至不要说“意识形态”这个看似和生活完全无关的词语了,连政治都成为了当代人疏远的对象,理想的消退使大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面前归于犬儒。

  那些鼓吹着“我们有着各式各样自由,这是最好的时代”(特指某些100%向往或正在享受先进的西方物质文化的人)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不必真的存在某个人站在那里挥舞着鞭子,从官方来看意识形态在普通人中已然不复存在,也没有上个世纪那种满街宣传标语,因为已经不需要了——意识形态已经深深地嵌入每个人的思维中,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零件,这是新自由主义对于人的奴役的史无前例的巨大胜利:这种奴役与服从正在被当做“新型自由”贩卖给我们。举个例子:越来越少的人可以拥有终生雇佣制的工作,人们可以在一个国家工作一段时间再换一个,但是却不能拥有这个国家的永久医保。意识形态会告诉你:这难道不好吗?你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可以重新发现你自己,你不再是一个被定义的工具,却对没有固定医保这件事讳莫如深。他们把无产者继续细分,创造出“中产阶级”这个非常魔幻的定义,让人们去挤破脑袋争辩“我xxxxx收入我在xxx一定是中产阶级了”这种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题。这其实是一种披着自由的外衣贩卖给人们的新型焦虑,你是自愿去与同为无产者的人们竞争,自愿去接受一个较高的剥削率以获得那一点点施舍。

  为了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上面这一段内容,笔者讲一个齐泽克小故事(为什么又是齐泽克?):假设在传统父权制权威的前提下,你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周日下午你想和朋友出去玩,然而你爸爸和你说:“今天是你奶奶的生日,你必须要去拜访她,你要按照我的说的好好去做。”听上去非常粗暴和不近人情,是不是?那么再假设你有一个“后现代父权制权威”(不用知道这个是什么,看完故事就知道了)的父亲,他会和你说:“你愿意怎么做我不管你,我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今天下午是奶奶的生日,去不去看她你自己决定,但是!不要忘了平时奶奶是怎么疼你的,还有我们平时是怎么教育你尊老爱幼的。”这难道不是更加恐怖吗?在自由选择的形式下,后现代的父权制下达的是一个更为强硬的命令——你不仅要去,而且要“自愿”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人们思想的侵蚀,它直接在思想最底层把人们的反抗精神缴械,让人们心甘情愿去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以上这些,都是在为更好地表达我对《极乐迪斯科》的感受做铺垫。我想谈一谈这个游戏对于后苏联时代的康米主义者的生存,以及一点关于女权主义的看法。

  《极乐迪斯科》总是被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怀念苏联”、“左派必玩”这种粗暴的标签,然而我觉得这显然是有些肤浅的。Robert Kurvitz和ZA/UM的确是来自爱沙尼亚,并且《极乐迪斯科》也的确是悲悯共产,但是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于马列主义的宣传。TGA2019颁奖仪式上,ZA/UM团队在“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给我们的政治教育”之外还感谢了Viktor Tsoi这位同是崔姓(误)的摇滚巨星。我想一个死硬的列宁主义者应该是不会“感谢”这位所谓“唱垮了苏联”的摇滚歌手吧。哦,很巧合的是,Tsoi和金警督一样,都是韩裔。是巧合吗?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在下半篇中,我会对游戏中的一些场景进行解释,并且谈一谈我对于这个游戏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的看法。整个游戏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段落之一,是主角与“幼稚”的康米主义学生的对话: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我得说,我从未真正理解过那是什么意思,但我想或许答案就在某个地方。”

你:“但要是人性反反复复地令你失望呢?”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没人说让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你不追求物质利益,为崇高的信念而奋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

你:“即使当他们冲我们开枪?”

……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你先前问过的那个问题,它让我想起一首你或许会欣赏的诗。”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公社社员,他牺牲于联盟军登陆的那场战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凝望着防线写下它。我不记得整首诗了,但其中有一行我时常想起。”

你:“是什么故事线?”

史蒂文,康米主义学生:“在黑暗的时代,群星/是否也应熄灭?”

“不管怎么说,晚安。”

 

“失败了又能怎样呢?来吧,我们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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