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4 洪振快：發現青蒿素能否證明文革成功？

野獸按：今天瀏覽端傳媒的往日文章，看到了洪振快學長的文章，在北京一別多年，最後一次長談之後，本以為他要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結果在兩年前才得知他沒有被放行，如今回老家閉門讀書了。

洪振快：發現青蒿素能否證明文革成功？

如果說青蒿素的發現還是「文革」的成功，那未免讓人感到滑稽。

刊登於 2015-10-13

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家屠呦呦接受中國的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士祝賀。

屠呦呦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中國國內引發諸多爭議。比如，屠呦呦獲獎是否是對中醫的肯定？屠呦呦的成果可獲諾貝爾獎，卻在國內評不上「兩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是否證明中國科技體制存在問題？再如，屠呦呦的成果為文革期間取得，既然屠呦呦的成果可獲世界最高科學獎，那是不是證明文革是成功的？如此等等，在現實與歷史、科學與政治等等方面，都引發爭論。尤其是在近年中國政治生態中文革話語興起、社會普遍擔憂走向新文革的氛圍中，屠呦呦獲獎是否會被作為證明文革成功的特殊案例，進一步強化文革話語，更是引起不同政治觀念的人的爭論。

「523任務」是為越戰服務的項目

從時間上看，青蒿素的確是在文革期間發現的，但這能否證明文革的成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青蒿素是「523任務」的產物。「523任務」雖然是1967年下達的，但源頭卻早在1966年文革發動以前。「523任務」，實際是為越南戰爭服務的項目。

迄止目前，絕大部分關於青蒿素發現的文獻，都只提「523任務」是越戰中美、越雙方軍隊都深受瘧疾之苦，已經發明的有效抗瘧藥奎寧、氯喹等因抗藥性而難以控制疫情，急需新的抗瘧藥，中國應越南方面的要求研究新藥，而迴避中國派軍隊入越參戰對該任務的影響。

青蒿素發現的歷史，最權威、最詳細的文獻，是由原全國523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張劍方領銜，各地「523項目」重要人員參與編寫的《遲到的報告──五二三項目與青蒿素研發紀實》（羊城晚報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簡稱《紀實》）一書。該書雖然一再強調項目是「援外、戰備緊急任務的需要」、「援外、戰備的重任」，但沒有點明中國軍隊入越參戰。而在此書出版之前，《人民日報》2005年4月7日的文章曾提到：「1967年5月23日，為支援越南戰爭中因瘧疾流行而傷亡嚴重的中越軍隊，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指揮部署了一項緊急軍事任務──『523項目』」其中「中越軍隊」一詞，透露了中國參與越戰。

2009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發展全史》透露了更多信息：「1961年5月，美國出兵越南，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和中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隨着越戰逐步升級，除了提供大批物資、金錢支援以外，中國政府還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6886部隊秘密入越參戰……之後戰士們紛紛感染瘧疾，其中惡性瘧疾死亡率極高，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越戰期間，交戰雙方因瘧疾而『非戰鬥減員』人數曾一度高達傷亡總數的90%……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對此也十分關注。與此同時，越共軍隊也因患瘧疾大量減員，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請求中國政府代為研究、尋找能替代氯喹治療瘧疾的新藥。」由於該書作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這等於官方承認中國軍隊參戰遭遇瘧疾是「523任務」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中國軍隊參與越南戰爭，早已不是秘密。最早透露這一情況的是1979年11月21日的《人民日報》文章：從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國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先後總計達32萬餘人，最高年份達17萬餘人。《人民日報》此時披露這些情況，是因中越關係惡化，越南發表《三十年越中關係真相》白皮書，中國「面對河內的毀謗」，需要「戳穿河內的謊言，以正視聽」。

越南戰爭始於1961年，中國在1965年之前早已給越南以極大支援，而從1965年開始則直接派軍隊入越作戰。中越軍隊需要新的瘧疾防治藥物，開始的時候是由軍方研究機構負責的，1966年由軍事醫學科學院提出了一個應急的預防藥處方（後稱防瘧1號片），隨後又使用了防瘧2號片、防瘧3號片。

1967年啓動「523任務」，是為了在短時間內研究出防治抗藥性惡性瘧疾的新藥，由於戰爭時間匆迫，而軍方力量不足，需要動員全國科研力量參與。此時由於「文革」，全國科研工作已經陷於癱瘓停頓狀態，但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的要求，「523任務」作為軍工秘密項目，還是得以抽調全國技術骨幹為其服務。實際上，該項目是政治任務，被抽調者不管自願與否，都沒有選擇的權利；該項目運行過程中，也不能隨意退出。

以屠呦呦團隊為例，1969年加入時，是軍代表的要求。1971年5月全國瘧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談會上，有人抱怨「523」都快成「無而散」了，屠呦呦團隊也想下馬，但衛生部不批准，同時由於周恩來批示對西哈努克的私人醫生阿里什提供給中國的一個治瘧藥方進行試用研究，中醫研究院革委會和軍管會根據上級要求，進一步抽調人員參加，這才有該年10月屠呦呦從青蒿粗提物中發現抗瘧成分。1975年2月，衛生部負責人「對在青蒿研究中遇到挫折想散夥的單位進行了嚴肅批評」，這個「想散夥的單位」應該就是屠呦呦團隊，該團隊1974年因未提取到青蒿素，研究工作無法開展。

文革時期惡劣的研究環境

文革中各派鬥爭厲害，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大規模的武鬥，「523任務」研究人員也難以避免。據《紀實》一書說，第二軍醫大學兩派參加523工作的人員，白天批判辯論，晚間共同合作做實驗；四川省中藥研究所科研人員，在重慶地區兩派武鬥激烈期間，轉到地下室堅持搞實驗研究。這都是文革特有的景觀。如此惡劣的研究環境，如果說青蒿素的發現還是「文革」的成功，那未免讓人感到滑稽。

青蒿素作為軍工項目，在「文革」中除了有限的臨床試驗救治了老百姓，對中國民間的貢獻有限。其第一次大規模生產和應用，是1979年開始的中越戰爭，當時下達了生產青蒿素的緊急任務，各生產單位按要求提供青蒿素油針劑幾十萬支，後又追加生產青蒿素100公斤。真正惠及中國和全世界瘧疾患者，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尤其是近20年的推廣。

青蒿素是一個為特定目的、在特定條件下得以發現的特殊例子，具有不可複製性，它不是科學發現的好例子，也不能證明文革的成功。相反，它應該被看成是文革導致很多人不幸災難的救贖，因為它作為支援越戰的軍工項目，在文革中得以保留一個科研隊伍進行研究，並耗費了巨大資源，理應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貢獻。

（洪振快，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著有《亞財政》、《官心民意》等書）

屠呦呦成為首位獲諾貝爾醫學獎中國人

刊登於 2015-10-06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5日11時30分，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卡羅琳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率先出爐，委員會將大獎頒發給對寄生蟲疾病新療法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

獲獎者分別是愛爾蘭裔美國生物化學家、生物學家、寄生蟲學家威廉·坎貝爾（William Campbell），日本天然有機物化學家、微生物活性物質世界權威大村智，和中國中醫科學院終身研究員兼首席研究員、青蒿素研究開發中心主任屠呦呦。

這是中國科學界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

早在1700年前人們就知道這種草藥（青蒿）能治療發燒症狀，屠呦呦做的就是闡釋了這種草藥的哪一成分具有生物活性，讓後來臨牀治療和生產藥物成為可能。

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諾貝爾大會成員 Jan Andersson

屠呦呦是北京大學醫學院生藥專業1955年的本科畢業生，至今沒有博士學位、沒有海外留學背景，也沒有中國兩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頭銜。她與青蒿素的緣分起點可以追溯到文革時期。

1969年，中國高資歷的科學家大多被「靠邊站」，39歲的屠呦呦以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實習研究院的身份，加入到全國性抗瘧研究計畫「523任務」。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率先提出用乙醚提出青蒿素，並於次年3月在南京「523任務」會議上報告了這一結果，對後來發現青蒿素的抗瘧作用和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影響。

2011年，屠呦呦因其領導的523課題組發現並提取了青蒿素，獲得拉斯克臨牀醫學獎（Lasker Award）。拉斯克獎獎是美國最具聲望的生物醫學獎項，在超過300位得獎者中，有80餘位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該獎也因此被看作諾貝爾獎的「風向標」。

然而，圍繞屠呦呦與發現青蒿素的關係，以及後來榮譽歸屬的爭議一直存在；當諾獎委員會宣布頒獎給屠呦呦後，相關討論再度引起人們關注，其中最大的爭議來自於她在發現青蒿素的過程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

由於文革時期，中國學術界發表論文不及時、不規範，直到1977和1982年才發表了與青蒿素相關的中英文論文，卻分別選用了「青蒿素協助組」和「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瘧藥合作組」的集體筆名；再加上屠呦呦作為政治上指定的協作組長，其責任和義務與今天國內外公認的研究負責人（PI）有所區別，這些都為之後的許多爭議埋下伏筆。

中國著名生物學家饒毅表示，在眾多爭議中有三個基本事實是可以確定的：「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對於發現青蒿的抗瘧作用和進一步研究青蒿都很關鍵；2、具體分離純化青蒿素的鐘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組的成員；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組是在會議上得知屠呦呦小組發現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瘧作用以後進行的，獲得純化分子也晚於鐘裕容。 」

饒毅認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發現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他同時表示，「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組和科學家的重要作用。」

與屠呦呦分享諾獎殊榮的坎貝爾和大村智的得獎理由是：發現「線蟲動物門」（nematodes，roundworms）寄生蟲相關疾病的新療法。兩人先後發現了新藥「阿維菌素」，其衍生藥物可以大幅減少蟠尾絲蟲病（Onchocerciasis，又名「河盲症，River Blindness」）和淋巴絲蟲病（Lymphatic Filariasis，又名「象皮病」，Elephantiasis）病例，並且對許多其他類型的寄生蟲疾病也很有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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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是第1位女性華人諾獎得主，也是第4位中國籍諾獎得主；其餘3人分別為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獄中）和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此外，還有9位外籍華人曾榮獲諾貝爾獎，分別是物理學家楊振寧、丁肇中、朱隸文、崔琦、高錕；化學家李政道、李遠哲、錢永健；作家高行健。

聲音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青蒿素獲得諾獎的事讓一些支持中醫的人紛紛表示找到自信，其實完全誤會了。許多科學研究者主張「廢醫存藥」，是指廢除落後的無根據的所謂「中醫理論」，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對所謂「中藥」進行分析，提出其中有藥用價值的成分，從方法論上來説屬於所謂「西醫」的範疇，或者更準確講屬於「現代醫學」的範疇，青蒿素的發現也是如此。

中國網友

有人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青蒿素與中醫的關聯："一大群科學家，走進一間老祖宗留下的房子，翻箱倒櫃試圖尋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最後在屋後的垃圾堆裏發現了寶貝，後來還有證據表明，這個寶貝不是屋主的，是一個房客偶然留下的，並被屋主丟棄了的。"在尋找青蒿素的過程中，與其説中醫參與了，不如説中醫實際上只是一個研究對象而已。

網易2011年專題文章《發現青蒿素，中醫沒幫忙》

青蒿素

青蒿素（英語：artemisinin，或稱黃花蒿素，分子式為C15H22O5）及其衍生物是現今所有藥物中起效最快的抗惡性瘧原蟲瘧疾藥。使用包含青蒿素衍生物在內的青蒿素聯合療法是現今全球範圍內治療惡性瘧原蟲瘧疾的標準方法。青蒿素提取自黃花蒿（一種中醫使用的中草藥），在丙酮、醋酸乙酯、氯仿、苯及冰醋酸中易溶；在乙醇和甲醇、乙醚及石油醚中可溶解；在水中幾乎不溶。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呦呦諾獎後 人人有話說

10月5日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消息，成爲當日大陸媒體新聞最大的熱點。在一片喝彩聲中，亦夾雜着各方爭議。

端傳媒記者 文濤 發自北京

刊登於 2015-10-06

2011年11月15日，屠呦呦獲中國中醫科學院2011年科技工作大會授予中國中醫科學院傑出貢獻獎。

5日傍晚時分，中國大陸各家官方媒體和門户網站都在第一時間對中國科學界終於揚眉吐氣獲得世界科學最高獎表達欣喜，媒體關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大多並沒有超出一貫的官方媒體慣性反應。

而此番中醫藥學家獲獎，是否意味着在中國多年來飽受質疑的中醫，實現了絕地反擊，讓業內和坊間爭吵得不亦樂乎。媒體、醫藥學界內人士和時評家們熱烈討論：靈藥青蒿素的發現，是屠呦呦個人的榮譽，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甚至進而有媒體質疑，生於1930年的大陸藥學家屠呦呦，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科研攻堅中發現了抗瘧疾靈藥——青蒿素，40多年之後，榮獲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至今仍未能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若不是近幾年屠呦呦連獲國際大獎，她的名字，幾乎註定被淹沒在49大陸建政以來無數科學工作者的花名冊中。

連一向發言謹慎的官媒《人民日報》，也在祝賀之餘，稱屠是「三無教授」（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進而對大陸科學界的的院士評選制度提出了質疑。

這些爭議既有中國科學界一貫基於中國社交文化特色而闡發的對個人明星與集體智慧的微妙表態，也有對中醫是否因此可以揚眉吐氣的猜測，亦有對長久以來中西醫孰優孰劣的更深入爭論。當然，與屠呦呦本人有關的一切細節，都如洪水般抽刷着大陸網友的手機屏幕。

中藥的靈感、西藥的勝利？

在獲獎之後的輿論熱潮中，最醒目的爭論是關於中西醫的討論。在大陸醫學界，中醫是否是科學，藥品是否有效，幾十年來爭論從未停止。包括此次獲獎藥品青蒿素是否是中藥，該藥獲獎是否證明是中藥的勝利，也是眾説紛紜，進一步激化了多年持續的中西醫之爭，並可預計在此後相當時間裏必被媒體和業界熱炒。

來自屠呦呦家鄉的報紙《錢江晚報》報導， 浙江省中醫院中藥房主任鄭敏霞評價，這次屠呦呦獲獎的青蒿素是黃花蒿中的抽提物，也是中醫藥理教科書裏的經典案例。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讓我們看到中藥是有用的，也是得到世界公認的。」鄭敏霞主任表示，「中醫藥作為祖國的精華，屠呦呦的獲獎會激勵更多的年輕人去學中藥藥理，也鼓舞更多的人去研究中醫，這也增強了自己的信心，中醫藥師們看到了中醫藥的前途和光明。」

而財新網的報導通過採訪海軍總醫院退休專家、藥品評審專家孫忠實認為，這不能看作是對中藥的承認，只能説是對植物藥提純的成功。

孫忠實稱，大多數藥物都是從自然界提取出來的，包括植物、動物、礦物，而青蒿素可以説是對植物藥的提純和成功，這和中藥不完全一樣，「只能説是我們國家的藥物學家從植物藥中提取了有效成分，達到了重要的目的。」

孫舉例稱，這和從麻黃中提取麻黃素治療哮喘，從顛茄、曼陀羅、莨菪等植物中提取阿托品，從罌粟中提取嗎啡，都是類似的，都不能説它們是中藥，而是植物藥。

從事天然藥物研究的復旦大學藥學院副教授俞培忠認為，青蒿素獲獎對於中藥的發展意義不大。但是對於中藥西化的有一定刺激作用。

他認為，青蒿素可以説是中藥西化的典型，通過中藥西化，可以發現更多新藥，實現藥物的多樣性。「而且這個結果做的非常早，發現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大陸知名科技網站——果殼網主筆游識猷評論説：從兩千餘種中藥方劑裏，最終找出一種植物提取物，再從這種植物含有的數以百計的化合物裏，找出一種化學分子——這明明是高通量篩選的勝利啊。

這家在大陸科技粉絲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網站消息上，援引了諾獎委員會委員、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教授弗斯伯格（Hans Forssberg）在頒獎現場的發言，強調青蒿素獲獎並不意味着西方科學對古代醫學系統或替代醫學系統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84歲的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暨醫學獎。

「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而是把獎項頒給了被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葯的研究者。」

而中科院植物學博士飛雪之靈（網名）在微博發帖反駁稱：中醫理論依然和科學不相容。因為屠呦呦使用的技術和方法都依然是在科學的方法論下進行的。唯一和中醫有交集的，是最初靈感來源於中醫古籍，「我反對將中醫理論稱為『科學』、反對中醫理論和由其指導的手段繼續存在現於行醫療體系中、反對未經充分藥毒理驗證的中藥上市使用。這也是廢醫驗藥的主要內容。至於退出現行醫療體系的中醫是做替代療法還是文化遺產，都沒問題，甚至還表示支持。」

時評人石述思發表評論説：屠呦呦獲諾獎令人驚歎。

「這是第一個自然科學領域諾獎，她是土生土長未出國不會英語的科學家，成果來自混亂艱苦的七十年代，之後多年屢戰屢敗終未獲院士，從未發表過SCI論文(國際期刊)，更關鍵的她竟是中醫科學家。不知那些天天將中醫説成偽科學的大仙該如何是好？」

網友DreamReaver 在新浪微博上回帖稱：（青蒿素的發現）其實和中醫沒關係，是通過西醫手段從中藥記載中提取有效成分。青蒿素並不是一種中藥，甚至連中成藥都不是。屠呦呦也不是中醫。選擇、驗證、提取過程也都不參考中醫理論。這是廢醫驗藥最好的例證。

截至10月6日中午，DreamReaver 的這段回覆在新浪微博上得到了近500個「點讚」。

科普作家方舟子亦對石述思的觀點進行了批駁。他譏刺石述思發明瞭一個詞兒——「中醫科學家」。

方認為青蒿素是化學藥，也就是所謂的西藥，研究方法也是現代醫學方法，關中醫什麼事？他建議石對「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少説幾句。」

方舟子稱，中醫藥對發現青蒿素的「啟發」作用，類似於傳説中蘋果落地對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做夢對凱庫勒發現苯環結構的「啟發」作用，如果因此説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是不是也要説蘋果對人類物理學事業、做夢對人類化學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獲拉斯克臨床醫學獎後，方舟子就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過文章《青蒿素和中藥有多大關係？》

文章認為，國內有的媒體在報道這一事件時把青蒿素稱為中藥，並説它讓人們重新燃起中藥創新的希望。其實青蒿素不是中藥，而是從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單一、結構明確的化學藥。有很多化學藥最初都是以植物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達菲，我們不能因此就説它們是中藥。

個人主義Vs集體主義

而輿論中的另一有趣亮點，則更加具有中國特色。獲獎到底是屠呦呦一人的榮譽還是集體主義的勝利，引發從官方媒體到醫藥科學界各方發聲。也有媒體挖出屠2011年獲得拉斯克獎後在醫學界引發的爭議，亦有對其個人行事風格和研究水平的質疑。

5日獲獎消息傳出，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代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給屠呦呦發出賀信，稱「屠呦呦獲獎是中國科學界的驕傲，將激勵更多中國科學家不斷攀登科學高峯」。

10月6日中央電視台（CCTV）午間新聞播出採訪屠的視頻，引用女藥學家自己的話説：「這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也向屠呦呦的工作單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致信表示祝賀。李克強説「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人民日報》昨日發表評論，稱年過八旬的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憑藉「拯救全球數百萬人生命」的青蒿素，迎來「遲到的榮譽」，中國科學家首獲諾貝爾醫學獎，這是個人的榮耀，也是集體的榮光。

《環球時報》在社論中提到，屠呦呦2011年獲拉斯克獎後，中國相關領域就有爭論。由於屠呦呦是在國家攻關項目中取得的成績，其他人和小組同樣功不可沒。有人認為應當獎勵集體而不是突出一個人。甚至關於誰對青蒿素的發現「貢獻最大」，也有不同看法。這樣的「集體主義榮辱觀」與諾獎頒給屠呦呦個人也讓人感到了差異。

《科學學研究》2015年第33卷的一篇論文《科學獎勵中的個人與集體——以青蒿素獲獎引發爭論事件為例》對此亦做了長篇論述。

該文分析稱，從價值取向看，中國科學更注重和承認「集體主義」，美國科學獎勵（以屠所獲拉斯克臨床醫學獎為例）更注重獨創性和個人發現優先權的「個人主義」，並認為兩種獎勵制度各有優劣。

1996年，青蒿素所獲得的大陸「傑出科技成就集體獎」，屠呦呦與其他九人一起獲獎，十人均分一百萬元獎金，在得獎人名排序中，屠位居第七位。

論文稱，523任務是中國舉國科研、軍民大聯合的結果，青蒿素發現前，其他項目組成員做了累積性的、試錯和探索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中藥小組的其他重要合作單位如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所、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所做的貢獻都不容忽視和否認。

「集體在場」的觀念大陸科學界根深蒂固。在西方人看來，這可能與維護個人發現優先權與這樣的觀念相違背，而在大陸，突出「個人在場」或會引起同行的不滿與反感。

1996年8月31日，屠呦呦在求是科學基金會的頒獎儀式上按規定簡單彙報了青蒿素及雙氫青蒿素的研製歷程，就遭到了一些人的詬病，認為她的報告太過凸顯自己的在青蒿素發現過程中的作用。

而在中國的中醫藥學界，業界同仁對屠呦呦的個人行事風格存在着頗多批評，屠一獲獎，表達這些業內的爭議之聲的文章開始被挖出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屠呦呦獲得拉斯克醫學獎後，《紐約時報》2012年1月發表長篇文章，披露當拉斯克獎授予研發青蒿素數百人員中一人的時候，一些中國和世界的瘧疾研究者被激怒了。 文章説，青蒿素的發現被認為是在對抗瘧疾過程中的重大成就，也被認為有實力獲得諾貝爾獎。但是，「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青蒿素的發現應感謝毛澤東。」毛澤東為了幫助和美軍打叢林戰的越南軍隊治療瘧疾，而號召研製青蒿素藥物。文章還提到了軍事醫學科學院教授周義清、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李國橋、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李英等對青蒿素發現的貢獻。

此文昨日被多家微信公號挖出，並在社交媒體被廣泛轉載。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前院長饒毅雖然認為屠的獲獎名至實歸，但也指出了後者的一些缺點。

「我希望，中國大眾不能簡單地英雄崇拜，認為他們（指青蒿素科研團隊）是完人。他們不是，也沒有人是。他們的性格也非人人要學習的榜樣。我自己和屠呦呦交流也覺得有一定困難，特別是不欣賞她把中醫研究院的原始材料都收藏在自己家，不交出來給研究院，也不給我們看。」

青蒿素

青蒿素（qīnghāosù，英語：artemisinin，或稱黃花蒿素）及其衍生物是現今所有藥物中起效最快的抗惡性瘧原蟲瘧疾藥。使用包含青蒿素衍生物在內的青蒿素聯合療法是現今全球範圍內治療惡性瘧原蟲瘧疾的標準方法。青蒿素提取自中醫使用的中藥黃花蒿。化學上，青蒿素是少見的一種含有過氧橋的倍半萜內酯類化合物。普遍認為這種過氧化結構與青蒿素的抗瘧活性有關。已知其他多種天然來源的含有過氧橋的化合物——來源：維基百科

諾貝爾獎到底屬於屠呦呦還是中國人？

「說屠呦呦的成就是集體榮譽，既不是歷史事實，也不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而是政府的需要。過度宣傳國家和集體榮譽，容易讓人以為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更優秀，這叫民族主義，它是發生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特約撰稿人 克佐

刊登於 2015-10-09

每年秋天，很多人都在等待諾貝爾獎的消息。它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榮譽之一。本週一（10月5日），諾貝爾獎評委會宣布了今年的第一個獎項：生理學和醫學獎，獲獎者是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和大村智（Satoshi Omura），因為他們發現了蛔蟲寄生蟲的新療法；以及屠呦呦，因為她發現了瘧疾的新療法。評委會在新聞稿中說，他們研發的新藥，拯救了全世界數以百萬人的生命。

中國人可能會覺得奇怪，因為這個宣布裏竟然沒有提到獲獎者的國籍。屠呦呦是中國人，這一點似乎比她的名字更重要。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在宣布消息的現場，一位中國記者問道：「能不能說這是你們第一次頒獎給中醫？你怎麼評價這個領域的貢獻？」通常，這個問題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中醫也對世界醫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評委會成員回答說：「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個獎不是頒給傳統醫學的，而是頒給受傳統醫學啓發而創造新藥的人。」

儘管如此，很多中國媒體仍然在標題中用「中國人」替代了「屠呦呦」，在內容中只提到屠呦呦，把坎貝爾和大村智略稱為「其他兩位科學家」，而且固執地宣稱「中醫獲得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不強調國家，也不獎勵團體，只頒發給個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中國人還是不管不顧，堅持說這是國家和集體的榮譽。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說，「屠呦呦獲獎是中國科學界的驕傲」，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這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屠呦呦自己也對中央電視台說，「這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

為什麼諾貝爾獎評委說「這一點非常重要」？為什麼中國人仍然堅持說這是「國家和集體的榮譽」？

屠呦呦說，獲頒諾貝爾醫學獎，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

集體榮譽讓誰受益？

1969年，中國正在搞「文革大革命」，學校停課，研究機構關門，成千上萬的科學家、作家和教授受到迫害，被打死或者送去勞動改造。

這時候，正在和南越及美國打仗的北越，向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求援，說那裏流行瘧疾，無藥可治，死了很多士兵。毛澤東認為南越和美國是中國的敵人，共產黨執政的北越則是中國的朋友，應該支持。於是他下令成立一個叫「523」的項目，把這個領域內全國的科學家都集中起來，研究治療瘧疾的辦法。屠呦呦就是這個項目小組的組長。

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們，從中國傳統醫學典籍中獲得靈感，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從植物中提取藥物，研發出新藥「青蒿素」。臨床實踐證明，這種藥治療瘧疾非常有效。它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基本藥品」目錄，在全世界使用。

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領導人一聲令下，就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來做一件事情。民主國家的政府沒有那麼大的權力，重要的事情都要跟代表民眾和地方利益的議員反覆商量。

有人說，這樣的區別決定了，和西方科學家不一樣，屠呦呦的成就屬於集體的貢獻。

民主國家的政府的確沒有那樣大的權力，但是科學家從團隊或者社會得到的支持，未必比中國科學家少。首先，民主國家社會比較穩定，一代代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都好好地積累在那裏，後來者可以很方便地接着做；其次，很多研究者可以從高校或者民間基金獲得充足的經費，衣食無憂，專心研究。

就是那些在體制內工作的中國科學家，大多數也羨慕西方同行的研究環境。屠呦呦當了這麼重要的一個項目的組長，丈夫還是被送去勞動改造了，兩個女兒不得不寄養在別處。

頒獎不考慮國籍

中國政府很想讓中國人在國際上獲獎，用來證明它領導得好。民主國家的政府是選舉出來的，沒有這樣的需要。因此，中國政府會集中全國的力量，來幫運動員贏得獎牌。但是，科學成就比體育成就要難一點。在屠呦呦之前，無論領導人怎樣重視，媒體怎樣討論，都沒有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因此，說屠呦呦的成就是集體榮譽，既不是歷史事實，也不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而是政府的需要。過度宣傳國家和集體榮譽，容易讓人以為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更優秀，這叫民族主義，它是發生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不符合諾貝爾獎的精神。

一百多年前，瑞典有個化學家名叫諾貝爾，他發明了硝酸甘油炸藥。這種炸藥為採石、挖礦、修隧道等帶來極大的便利，但是也用於製造大炮等武器，讓殺人更容易了。諾貝爾辦工廠賣炸藥，賺了很多錢，但是他也感到內疚，於是就在去世之前決定，把大部分遺產用來獎勵醫學、科技和人文的進步，以及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人。

諾貝爾信奉和平主義，希望世界大同，知道強調國家和民族容易導致戰爭。因此，他在遺囑中說，「我的明確願望是，在頒發這些獎金的時候，對於授獎候選人的國籍絲毫不予考慮，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Skandinavien）人，只要他值得，就應該授予獎金。我在此聲明，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願望。」當時很多瑞典人不高興，認為這位富翁不怎麼愛國。

胡耀邦的身後「待遇」：去禁忌，但仍未正常

紀念胡耀邦，如果尊重民意，最好是改變錯誤的歷史定調，給「自由化」正名，給胡耀邦以公正評價。

洪振快

刊登於 2015-11-21

1989年4月19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向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獻花。

中共以「高規格」紀念胡耀邦誕辰100週年，引起集中關注和諸多猜測。胡耀邦作為中共黨內開明的領導人，在1987年1月因「自由化」問題黯然下台， 1989年4月去世引發政治風波，之後曾有一段時間被「失蹤」，在近年中國政治、文化領域明顯左轉、新文革趨勢明顯，中共紀念胡耀邦的「規格」和對胡耀邦的評價，容易被解讀成政治風向，引起關注和猜測亦在情理之中。

「規格」，在中共文化中，是政治待遇的象徵。在領導人誕辰紀念活動的「規格」方面，也有明確規定，目前仍在執行的是1996年7月27日發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舉辦已故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誕辰紀念活動的通知》。從2005年紀念胡耀邦誕辰90週年的「規格」來看，胡應該是享受「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在黨的歷史上處於核心領導地位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規格」。按此「規格」，「逢百週年，中共中央召開紀念大會，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出席，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講話」。

不過，胡耀邦的情況有點特殊。根據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胡耀邦是以「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才被迫下台（名義上是申請辭職）的。這是黨內正式定調，迄今沒有改變。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是由胡耀邦去世引發，如果「六四」定調沒有改變，改變對胡的定調基本不可能。

「六四」以後，胡被視為敏感人物，此後曾有相當長的時間被「失蹤」，媒體上不許出現其名字，從公眾視線中消失，直到數年後因《炎黃春秋》等雜誌的努力，才逐漸「脫敏」。

眾所周知，《人民日報》是中國政治風雲的晴雨表和風向標。中共高層在《人民日報》上出現的頻率，代表了其政治地位，也是政治待遇。檢索《人民日報》全文數據庫，可以發現從1977年起到1983年，胡耀邦在《人民日報》出現的頻率逐次增高，1984年達於頂峰，當年《人民日報》有703篇文章提到了其名字。1987年下台後，胡耀邦名字在《人民日報》出現的頻率急劇下降，僅偶有提及。其間1989年由於逝世引起的治喪和悼念等原因，出現略多。1991、1992兩年，竟然完全絕跡。之後十餘年，《人民日報》出現胡耀邦名字的篇數一直都是個位數，一般都是在不得不提到其名字時順帶提及，名字出現在標題中僅在2005年紀念其誕辰90週年時（其後2006年1月8日刊登的《緬懷胡耀邦的文字》介紹兩本書，也與此有關）。從2008年起，《人民日報》出現胡耀邦名字的篇數才超過10篇，但直到目前，尚未有一年超過20篇的，而且再未出現在標題中，直到11月20日介紹《胡耀邦文選》出版和重要篇目才算重新上了標題。

兩份令「胡耀邦」脫敏的雜誌

從《人民日報》的情況看，「六四」以後，胡耀邦在黨內一直都是受政治冷遇的。胡耀邦名字在「六四」發生數年之後能夠脫敏，與兩份雜誌的努力有關。一份是《炎黃春秋》。該刊1991年創刊，在胡耀邦名字從《人民日報》消失的時候，《炎黃春秋》1991年至1993年的文章中都曾出現過胡耀邦的名字，1993年4月胡耀邦逝世四週年時，還在封面、封底發了幾張胡耀邦的照片，並配發一首白話詩，以示紀念。這算是第一次突破，當時引起震動。第二次突破，也是重大的突破是在1994年7月，該月的雜誌刊登了《胡耀邦與真理標準討論──紀念「理論工作務虛會」15週年》一文，其突破點表現為幾點：一是以胡耀邦作為文章主角；二是以胡耀邦名字作標題，並打頭；三是作為封面頭條推薦，胡耀邦名字醒目地出現在封面中；四是在內文中配置胡耀邦個人的大幅照片，非常矚目；五是文章作為內文首篇，顯示編輯部對文章的看重；六是在目錄中以大字突出文章標題。這也就是說，胡耀邦被作為主角，濃墨重彩地重新登場，這在「六四」以後是很不尋常的。

不過，實際上這篇文章並不是《炎黃春秋》首發，而是《同舟共進》（月刊）1994年第3期首發，《炎黃春秋》轉載的。《同舟共進》是廣東省政協主辦的雜誌，得到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原廣東省委書記、時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林若等人的支持。《同舟共進》比《炎黃春秋》早發表4個月。《炎黃春秋》所做的，《同舟共進》都已經做了，略有不同的只是增加了一張照片並加大尺寸（《同舟共進》刊發時配了一張照片，但較小），造成視覺衝擊。估計《炎黃春秋》在北京，比在廣州的《同舟共進》影響面要大一點。這次突破之功，主要還是應歸《同舟共進》。

《炎黃春秋》刊登上述涉及胡耀邦的內容後，曾被要求停止發行、銷毀未發出去的當期雜誌，可見當時中共官方是不允許此類行為的。不過《炎黃春秋》有蕭克等老同志的支持，最終也就不了了之。1995年胡耀邦誕辰80週年，《同舟共進》未再有動作，但《炎黃春秋》進一步突破，於第11期刊登《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長文（作者戴煌），除了採用上述突出胡耀邦的做法外，還配了編者按，明確表明是紀念胡耀邦誕辰80週年，「特發表此文，以表深切的懷念」。這應該是胡耀邦誕辰80週年，大陸媒體唯一一家公開發文紀念。

經過幾次「動作」，官方對涉及胡耀邦的文章逐漸不再施壓，但《炎黃春秋》比較特殊，其他媒體還是避而不提。從1994年起至今，《炎黃春秋》以胡耀邦（或耀邦）名字為標題的文章達近百篇，而內文中提到的則有六七百篇。《同舟共進》的相關數字，大約是《炎黃春秋》的三分之一。胡耀邦名字能夠正常化，這兩份雜誌做了較大貢獻。但在其他媒體上「脫敏」，估計要到2005年中央以較高規格紀念胡耀邦誕辰90週年，《人民日報》刊登紀念文章，官方有了明確態度之後。

《炎黃春秋》刊登的介紹胡耀邦事跡的文章即近百篇，以每篇平均7000字而論，總字數即達70萬，對胡耀邦一生中的大事，如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都有深入探究，對下台後的心境，也有專文探討。但有一些問題，還是不可踰越。比如胡耀邦逝世後涉及的「六四」問題，2012年第6期刊登歷史學者章立凡的《胡耀邦治喪手記》一文，2015年第3期刊登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工作人員的文章（《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作者李平），都是開始觸及「六四」問題，但限制在介紹治喪經過，盡量迴避與「六四」的關連，更迴避「六四」評價等深層次問題。即便如此，這也屬於「危險」動作。按照官方的要求，近年已不允許出現「六四」的字眼。

「反自由化不力」罪狀與人民對立

中共黨內對胡耀邦下台的定調是反「自由化」不力。所謂「自由化」，實際上都是八二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權利。如胡耀邦在1984年中國作協代表大會上提出作家「創作自由」，後被「左王」鄧力群等黨內左派集中攻擊，認為是胡耀邦的重要「罪狀」之一。但憲法第35條已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既然有言論、出版自由，當然就有創作自由。因此胡耀邦只是尊重和順從民意，把本應民眾享有的個人權利明確一下。左派以此攻擊胡耀邦，以「包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趕下台，說明意識形態中人民主權（憲法第2條也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本是假象，雖然表面上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實際上人民的權力是虛幻的，而胡耀邦只是力圖有所改變，阻止把黨組織的權力落實成「本人的權力」的種種花招，這就遭到了左派的痛恨，但他們又無法公開他們的心思，那樣太過丟人，所以就以「自由化」的理由，冠冕堂皇地把胡趕下台。（參考丁學良《「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一文）這也說明，把「自由化」當作胡的「罪狀」，正說明其與人民是對立的。紀念胡耀邦，如果尊重民意，最好是改變錯誤的歷史定調，給「自由化」正名，給胡耀邦以公正評價。倘若不是如此，「高規格」於胡耀邦本人及支付紀念費用的納稅人，又有何意義？

（洪振快，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著有《亞財政》、《官心民意》等書）

胡耀邦誕辰百年 習近平出席紀念座談會

刊登於 2015-11-20

2015年11月20日是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日，圖為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園。

11月20日是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日。由於他在1989年去世後引發的民間大規模悼念活動成為「六四事件」的導火索，中國政府隨後逐漸降低對他的紀念活動的規格，官方媒體上也極少出現他的名字。直到2005年胡耀邦90週年誕辰時，中共中央才首次舉行較高規格的紀念座談會，並允許部分關於他的紀念文章發表。

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此次座談會。

另經中央批准，中共湖南省委也將於23日在胡耀邦出生地瀏陽市舉辦由各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等紀念活動，而胡耀邦的安葬地江西共青城也將舉行紀念活動。

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文選》已於19日發行。該文選收錄了胡耀邦自1952年至1986年間的文章、講話、報告等77篇，約49萬字。

《文選》（或《選集》、《文集》）是中共領導人出書的最高規格。21世紀以來，只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出版過《江澤民文選》。除《文選》外，《胡耀邦畫冊》、《胡耀邦傳》第二、三卷（第一卷已於2005年出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等新書也將陸續出版。

此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的五集文獻紀錄片《胡耀邦》也於20日起在中央電視台播出。而首部以胡耀邦為主角的電影《青春激盪的年代》已於7月開機，預計將在近日上映。但該片的時間跨度只從1952年到1957年，以胡耀邦參與組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出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為故事核心。

胡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胡耀邦去世後和誕辰90週年時中共的官方評價

胡耀邦生於1915年，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並參加長征。1949年以後，曾擔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並在文革後主持平反冤假錯案。1980年，胡耀邦晉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後於1982年至1987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1986年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人大代表「假選舉」而上街遊行，隨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八六學潮」。中共保守派元老認為胡耀邦面對學生的示威過於仁慈，並指責其長期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於是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因心臟病去世，隨即引起大批民眾的悼念與抗議運動，最終擴大為「六四事件」。由於他曾出任黨內最高職務，在他去世之後和「六四」之前，官方舉行了有鄧小平等領導人參加的最高規格追悼會。但在「六四」後，中國政府逐漸降低紀念活動的規格，直到2005年胡耀邦90週年誕辰。

2005年的紀念座談會有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以及中紀委書記吳官正3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而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並未現身。隨後，包括《胡耀邦傳》第一卷、胡耀邦女兒的回憶錄等書籍陸續出版，少數紀念文章也被允許發表。

2010年4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人民日報》撰文紀念胡耀邦逝世21週年，回憶他的「言傳身教」。2014年4月，在胡耀邦逝世25週年之際，已退休的原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專門到訪胡耀邦在湖南瀏陽的故居。同年，胡耀邦故居升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原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袁偉時認為，胡耀邦在中國領導人當中獨樹一格，因為他尊重公民權利、反對對知識分子的壓迫。上海政法學院政治學者陳道銀指出，胡耀邦的改革方式以及為數百萬受文革迫害的人平反冤假錯案，重建了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而當局如今紀念胡耀邦，是希望從他的民望和良好形象中得益，官方媒體只會強調其作為一個黨員的正面形象，而避免涉及敏感問題。

4個

今年1月，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在盤點2015年「不可不知的4個重要紀念日」時，將胡耀邦誕辰100週年與遵義會議80週年、陳雲誕辰110週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並列。

聲音

（我們）也不在乎官方有什麼評價，也用不着他們評價。

胡耀邦三子胡德華

晚飯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寶，給你一個任務，等一會帶上幾個同志到城外的村子裏走走，做些調查研究。記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溫家寶2010年的紀念文章

在中共高層裏面，胡耀邦是為數極少的「非典型領導人」之一……胡耀邦與他的大多數經歷類似、地位相當的同事們非常不一樣。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有許多的人感謝和懷念他，有無數的人為他感歎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數人全盤否定他。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

一個人道的共產黨人，一個人道的革命者、人道的社會主義者，這可能是胡耀邦最好的歷史定位。傳統的人道社會主義拋棄階級專政，與自由主義和解而獲新生，在很多發達國家成為主導性的政治力量。傳統的自由主義也因為與人道的社會主義和解，得以自我更新，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道主義的共同旗幟下漸行漸近。胡耀邦則無疑是中國的先行者，代表了中國未來的方向，竊以為這是胡耀邦的獨特所在，也是胡耀邦最大的價值所在，也是我們今天紀念胡耀邦的意義所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笑蜀

1983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經濟）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這種搞法我們過去就吃過虧，很容易搞成形式主義。

胡耀邦任總書記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

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政治名稱，指反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實行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的思想或行為，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實際上是受制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共產主義或無產階級的自由無法相容，因此被稱為「資產階級版」的自由化。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理論和執行上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年12月初起，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因為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不民主而舉行示威抗議活動，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高校，即八六學潮，被有關當局鎮壓下來。當時中共認為這些學生的活動不是自發，而是有人在幕後指使。這些幕後人包括了後來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被逼去美國的方勵之夫婦。事後，有關當局發表宣言，指責這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這件事結果使當時的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1月初）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職務，同時開除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之人士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並使中共黨內保守派得勢，以及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次事件亦被視作為後來1989年六四事件的遠因。（資料來自维基百科）

獨家解讀：胡耀邦誕辰百年紀念活動背後的博弈

表面上官方的高規格紀念，並不代表對胡耀邦的紀念毫無限制。恰恰相反，對於胡耀邦的紀念，多處都體現着嚴格「管制」的痕跡。

三實

刊登於 2015-11-20

中國旅客參加胡耀邦銅像揭幕儀式。

在胡耀邦誕辰百年之際，從已知的消息來看，官方會舉行高調的紀念活動，除了今天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高規格的紀念座談會以外，出版發行的《胡耀邦文選》，也值得玩味和解讀。

表面上官方的高規格紀念，並不代表對胡耀邦的紀念毫無限制。恰恰相反，對於胡耀邦的紀念，多處都體現着嚴格「管制」的痕跡。

《胡耀邦文選》出版，名義上的最高規格

《胡選》編輯出版過程，由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直接統籌。

以昨天正式發布消息的《胡耀邦文選》來看——趕在20日之前，發布出版發行消息的《胡選》，名義上雖然是最高規格，但據筆者了解，從文選的多處細節來看，《胡選》編輯出版背後，存在着不少的博弈。

中共建政以來，關於中共領導人出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規定。領導人出書的最高規格，是以名字＋「選集」（「文選」、「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領導人，新世紀以來只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出版過《江澤民文選》。

從規格上看，此次《胡選》也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名義上看是給予了最高規格的安排。另外，筆者了解到，《胡選》編輯出版過程中，由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直接統籌，也體現着《胡選》出版「茲事體大」。

不過，對於《胡選》的一些細節安排，仍然值得注意。

從《胡選》內容看，該書《出版說明》中稱「收入胡耀邦同志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這段時間內的重要著作77篇，包括文章、講話、報告、談話、批示、書信、題詞等，相當一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行。」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的含金量無疑是很高的。

然而，從本書的具體篇目，仍存在一些遺憾。

文選收錄背後，是胡家代表與有關學者的強烈爭取

胡家代表甚至發火，認為收錄篇目不夠且不具有代表性。有關學者還提交了書面建議，強烈要求收錄代表性的篇目。

《胡耀邦文選》的第一個遺憾，就是是篇目較少，僅有一卷77篇。

按照一般流程，領導人著作的前期整理工作，會專門組織文稿小組完成，文稿小組成員不僅僅包括領導人的現任秘書，還會從不同單位借調領導人的前任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以及相關研究學者。

前期整理工作完成後，形成初步書稿，然後在小範圍內向領導人家屬、部分身邊工作人員、學者徵求意見。筆者了解到，此次《胡選》初稿收錄的篇目，只有70篇。

在今年8月份徵求意見的過程中，胡耀邦生前身邊工作人員提出了意見，而胡家代表甚至發火，認為收錄篇目不夠且不具有代表性。徵求意見的過程中，有關學者還提交了書面建議，強烈要求收錄其他代表性的篇目。

根據筆者了解，最後面世的77篇中，《對當前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等篇目，都是後期再徵求意見時加上的。

可以說，這些後收錄的篇目，都十分具有代表性。比如以《對當前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為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葉劍英即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並徵求胡對治理國家的建議。胡耀邦給葉帥提了三條建議「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事後胡耀邦回憶，為了便於記憶和傳播，這三句押韻的順口溜他前後想了一天。這三條建議，後來也被稱作「隆中三策」。

提交建議的學者認為，胡耀邦提出的這三條建議，切中了當時國家的時弊。從文革後一段時期的工作來看，也主要是圍繞這三方面展開，體現了胡耀邦看問題的精準以及前瞻性，此篇目如不收錄，《胡選》的含金量會大大降低。

政治體制改革論述僅收錄一篇

胡耀邦對全面改革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其中也涉及到很多政治改革的部分。對於政改篇目的選擇，也反映着當局對紀念胡耀邦的尺度。

從最後出版的77篇目來看，對於一些題材的選擇仍然不具有代表性。作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胡耀邦在上世紀80年代對全面改革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其中也涉及到很多政治改革的部分。

不過《胡選》中，專門闡述政改的僅有《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一篇簡短的文章，這肯定是不夠的。對於政改篇目的選擇，也反映着當局對紀念胡耀邦的尺度。

另外，《胡選》收錄的是胡耀邦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間的著作，收錄文章的截止時間點也耐人尋味。大家知道，胡耀邦是在1987年1月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換而言之，《胡選》並未收錄胡耀邦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的有關著作。

事實上，胡耀邦在1987年辭去總書記職務後，他仍然在當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其後也仍然有大量公開活動講話或各類書信手跡等，不過很遺憾，這些都並未收錄進《胡選》。

國內市場化媒體不能自行報導

媒體對於政治上拿不準，在習近平今天講話發表之前，不知道官方對於胡耀邦紀念講話的重點，宣傳部則要求相關報導只能轉發官方媒體通稿，不允許市場化媒體自行操作。

《胡選》編輯出版博弈之外，關於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宣傳報導背後也透露出各種博弈的痕跡。

今天（11月20日）正值胡耀邦誕辰百週年紀念，中共中央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高規格紀念座談會，最高領導人講發表對胡耀邦的紀念談話。不過弔詭的是，從今天內地各家媒體的報導來看，多數都只轉發了昨天新華社發布的關於《胡選》的簡短消息，少數市場化媒體刊載了《胡選》中的部分選段，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廣東、上海等地影響力較大的市場化媒體，基本沒有紀念胡耀邦文章的「自選動作」。

按照常理而言，遇到胡耀邦誕辰百年類似的重大選題，應該是「兵家必爭之地」，各大媒體都力圖藉此報導彰顯自身的影響力。筆者認為，出現今天這樣各報幾乎沒有「自選動作」報導的局面，原因不外乎有兩個：

一個是這些媒體對於政治上拿不準，在習近平今天講話發表之前，不知道官方對於胡耀邦紀念講話的重點，如果媒體事先報導角度有偏差，可能引起一定的誤會和風波。

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宣傳部門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報導予以了限制，要求相關報導只能轉發新華社、央視等官方媒體通稿，不允許市場化媒體自行操作。

紀念胡耀邦，不會對「89學運」有所鬆動

最高領導人出席胡耀邦紀念座談會並發表講話並不代表對「89學運」的態度有所鬆動。

不難發現，在胡耀邦誕辰紀念問題上，官方的紀念和宣傳報導的尺度和民間對胡耀邦的愛戴形成的期望，可以說存在明顯的距離。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胡耀邦生前因為反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逝世後又引發89學生運動，而種種跡象表明，「資產階級自由化」「89學運」都是現中央領導層所並不認同的。另外，領導層也並不排除一些勢力和個人，借着胡耀邦誕辰百年，出來發表各種言論，或者「利用」胡耀邦的政治遺產為自己站台。因此，官方刻意壓低胡耀邦紀念宣傳報導的規模，從一個側面也減少了這些人發聲的機會，減少對官方不利的雜音。

最後，從種種跡象來看，即使最高領導人出席胡耀邦紀念座談會並發表講話，也並不代表官方對「89學運」的態度有所鬆動。

利用胡耀邦的政治遺產

對於胡耀邦在改革篇目的論述，將佔據習近平講話的很大一部分。

紀念胡耀邦更多的是繼承他個人的政治遺產，尤其是胡耀邦堅持改革開放，銳意進取的精神。作為「改革闖將」，胡耀邦被公認為在改革開放起步階段，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他留下的這些「政治遺產」對於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義。

目前，中國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攻堅克難之際，對改革者的個人品行和工作作風都有着極高要求，胡耀邦身上所代表的的老一輩共產主義革命家、改革家身上的擔當、使命感，正是現在改革者應該具備的素養。

借紀念胡耀邦，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可以向外界宣示中共繼續傳承早期共產黨人的理想主義精神，進一步開拓進取的決心，這無疑將得到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知識分子群體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擁護。可以預計，對於胡耀邦在改革篇目的論述，將佔據習近平講話的很大一部分。

（端傳媒將於近期，持續觀察與分析「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本文是第一篇獨家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