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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大人

讀史書,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能看見很多原來人的趣味。

比如看兩晉之間的諸多人物,居然有不少都做過攔路搶劫的盜賊。如今我們看三國歸晉,往往覺得平淡無奇,但在當時來說,其實不亞于天翻地覆。特別是東吳的很多官宦人家,大部分都陷入一種被征服的境地,原本的頭子被擄走了,而那些為官為將的,似乎也陷入一種群龍無首,不得其路的狀態之中。

比如戴若思,在后來陸機的舉薦文章中,說他「清沖履道」「安窮樂志」,通篇讀下來,若不是史書中早早記上了一筆,我們根本不知道戴若思曾經做賊。

而陸機之所以認識戴若思,也是因為當年陸機上京路上,因為帶的東西太多,船只眾盛,結果就被戴若思盯上了,攔江搶劫,還很瀟灑地坐在岸邊的小凳子上,指揮手下,頗有風范。史書說陸機是看到戴若思的舉止氣勢不像普通人,所以才喊他:卿才器這樣不凡,還要做搶劫這樣下三濫的事情嗎?

其實戴若思不是平民百姓,父祖均在東吳做官,祖父為左將軍,父親是會稽太守。所以,他聽到陸機的叫喊,立刻放下手中的兵器,來見陸機,從此二人結下了交情。但若是我們看看陸機上京之后的作為,就能明白,陸機愿意到洛陽,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抉擇。而戴若思的這番打劫的行為,恐怕也不是一時眼熱陸機的行囊,而是別有所求,才會聽了陸機的話,就立即納頭就拜。

新朝建立,卻又不是從龍之臣,西蜀東吳,都不乏俊才異士,所謂一身的才能,該怎樣得到利用和安排呢?

這個時候,就必須在新舊前后之間進行取舍了。

直到后來西晉內亂,各個諸侯王的手下也都有著不同的地域人士,后來渡江的瑯琊王司馬睿之所以能夠建立其穩固的政權,同樣離不開原本東吳疆域下人才的支持。

這也是為什么,歷史上大凡立下滅國大功之后,功臣往往都處于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而當時的朝廷也必然會出現動蕩的重要原因。

處理不好,就是短命的二代而亡。

戴若思固然未必就是真當盜賊,但在西晉動亂,諸多人開始向江南逃難的過程中,確實有不少人攔住去路,趁火打劫,其中還不乏真正的王侯。

而且,五胡亂華看起來似乎異族侵擾,不可匹敵,其實如劉如石,期間能夠取得最終勝利,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西晉內部自身的混亂。至于東晉北伐始終不能成功,也都在于其內部無法達成平衡而已。所以,西晉的滅亡并不是因為外族過于強大,而是其本身已沒有了凝聚力。從袁紹、曹操,再到司馬懿,已經將朝廷本身的信用弄到破產了,所以這種動蕩就不得不直到唐朝才算徹底結束。而這段時期,也自然就成為了所有最高當權者的恐怖時代了。

為什么南北朝廷,都不得不在老子殺兒子,兒子殺老子的過程中,形成春秋時代無義戰的氛圍,其原因或許就在于雙方都在陰謀和暴力中取得政權,所謂以暴力取得,則必然以暴力失去。既然皇帝自己都沒了信義,則臣子們自然也毫無顧忌。

后來的趙匡胤同樣是以五代的手段奪取柴家天下,但北宋為什么又能延續下一個穩定的階段呢?在我看來,這恐怕并不僅僅是杯酒釋兵權的作用。名不正則言不順。可以說直到仁宗之后,整個北宋政權才算是基本穩定,而關于自身合法性也開始顯現出來。

后世評話說,趙匡胤一根桿棒打下四百軍州,可到了南宋時,人們卻又傳起了關于燭影搖紅報應不爽的謠言。

即使到了元、明、清,也不妨會在民間流傳起類似于「偷龍轉鳳」的故事,宋朝皇帝的兒子坐了元朝皇帝、元代皇帝的遺腹子是明代的皇帝,而到了乾隆,則又變成滿人也是漢人,漢人也是滿人了。

這種故事本身固然荒唐,可里面所潛藏的人心報應,天地公平,卻值得人深思。

因為人是一種奇怪的生靈,必然對現象予以解釋,而這種解釋是不能用違反人性的答案來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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