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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的荣耀 -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抗议前线的报告：含重要学运技巧

4 月 26 日

强调中文读者关注其中标注的技巧和经验。

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学生建立了一个营地，声援面临被以色列军队种族灭绝的巴勒斯坦人。

4月18日，大学管理部门出动大批警察逮捕示威者，并捣毁了该营地；然，作为回应，学生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营地，规模超过前一个，并激发了从耶鲁到圣路易斯的广泛模仿行动。

本报告记录的是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对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逐一描述，尤其是，对示威者采用的策略进行的战略性评估。

首先，有必要强调巴勒斯坦局势的紧迫性。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加沙杀害了远超过 34,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现在正准备对拉法进行灾难性的地面入侵。
以色列政府已经不遗余力地使加沙变得无法居住，表明他们将在允许的范围内屠杀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 — — 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在帮助和怂恿他们。
阻止战争机器物质运作的激进行动，是制止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种族灭绝的唯一希望。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抗议活动是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封锁行动协调日之后出现的。示威者对一所名校发起冲击，相当于对实施殖民暴力和为其开脱的全球机制中一小部分功能进行了干扰。与此同时，校园组织活动的视野也受到高等教育结构本身的限制，因为高等教育结构是获取权力和合法性的一种把关方式。
如果大学坚持让那些对世界各地遭受殖民暴力的人们表示同情的学生休学，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这些学生促进充满活力的解放运动，为他们的愿望和才能提供一个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好的场所。

「我认为所有这些管理者都需要镇定下来，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看看新闻，看看有多少人被杀害了。」 —— 马里亚姆·阿勒万（Maryam Alwan），被停学的学生之一

背景故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既是特权的堡垒，也是激进主义的温床。1968年4月，正值反战和黑人解放运动的高潮，学生和他们的非学生同志们占领了大学的许多建筑。广为人知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 — — “一个有分析能力的街头帮派” — — 在那场激烈的斗争中首次公开亮相。在 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抵抗运动史上，那年春天的大楼占领事件具有传奇色彩。

您可以在这里阅读1968年占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部历史。

1968 年，在为期六天的校园起义和罢课期间，一名学生活动家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坐在校长椅子上抽雪茄。

20世纪80年代，校园活动家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迫使大学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撤资，其中包括一次长达三周的帐篷扎营活动。

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的作者，也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近40年，直到2003年去世。

他的存在帮助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支持巴勒斯坦的学术研究和活动的重要节点，即使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犹太复国主义的呼声与他背道而驰的时候，依然如此。

在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都是校园中最引人注目、最具争议性的活动。

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UAD）将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不同学生组织联系在一起。该联盟帮助促成了2020年的撤资公投。该提案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时任校长李·博林格（Lee Bollinger）对此置若罔闻，该联盟也随之沉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COVID-19大流行病和哥伦比亚学生工会运动及罢工吸收了大量学生的精力。但在分裂的校园中，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仍是一条重要的断层线。

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校园内外出现了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虽然大多数政治活跃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但少数积极的亲以色列学生在校友的大力支持下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管理部门的坚定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管理者取消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演讲和活动，并审查了一个试图发布支持巴勒斯坦信息的教职员工运营的网页；向班级和学生传达支持巴勒斯坦信息的研究生也面临审查。一名激进人士与一名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之后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仇恨罪”；相比下，两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次校园活动中向数十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喷洒了以色列研制的恶臭化学品，尽管袭击导致一人被送医，但袭击者也只是被停职而已。11月，在一场吸引了数百人参加的游行、艺术装置和集体躺倒抗议活动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管理人员暂停了 “巴勒斯坦正义学生”（SJP）和 “犹太人和平之声”（JVP）的活动，声称这两个组织 “违反校园活动政策”。愤怒的教师们举行了游行示威以示支持，而重振旗鼓的哥大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UAD）很快吸纳了100多个不同的校园组织，其中包括3000人的学生工会。

加入联盟的团体反映了广泛的政治观点、种族和宗教背景，并利用了校园的各种社会网络。这些网络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提示《如何建立更广泛的团结》
案例《团结，直接行动和自决：KasaInvisível运动》

暴风雨前的平静

直到周二下午，校园仍被封锁，到处都看不到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学生团体在校园中心摆了一张桌子，也没有人反对。这令人沮丧。但是，在幕后，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我们听说，起初，组织者设定的目标是，当他们得到200多名参与者的承诺时，就开始扎营，但他们只能确认100多人。占领当天上午，到了搭建帐篷的时候，人数已经下降到了六十人左右。直到最后一刻，内部还在为是否继续执行该计划而争论不休。

但幸运之神眷顾勇者。

4月17日，星期三

周三凌晨 4:30 左右，学生们带着露营用品和决心涌向东草坪。黎明时分，数十顶帐篷铺满了草地。一条横幅向前往图书馆的学生们发出号召： “当你读到这行字时，加沙正在流血”。穆斯林参与者在 5:45 举行了第一次晨祷。

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什·沙菲克坐在华盛顿特区的右翼政客面前，试图证明她有足够的决心镇压任何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迹象时，数百名学生占据了这一空间，并在围栏围起的草坪周围进行游行。

周三下午，营地周围成了争论场，营地成员和纠察队成员与一小撮犹太复国主义反抗议者交锋。

“恐怖分子滚回家去！强奸不是进步！” — — “你们无耻！你们无耻！

“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 — — “知道哈马斯杀害巴勒斯坦人的请举手！”

“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可耻的历史时刻！” — — “释放人质！”

“抵抗是正当的！” — — “这不是抵抗！”

每当纠察线和呼喊声松懈下来，恶搞就会加剧。当游行者稍作停顿去吃午饭时，反抗议者就会痛苦地用走调的方式演奏“星条旗”。营地成员们通过小型音响系统播放穆罕默德·阿萨夫（Mohammed Assaf）的歌《我流淌着巴勒斯坦的血液》（“Ana Dammi Falastini”）。坚守营地的斗争既是声量上的，也是空间上的。

下午3点半左右，天空下起了小雨，组织者拉上了中央白顶帐篷墙壁的拉链。有报告称，从116街的大门进入校园的通道已被完全关闭。大学评议会的学生成员带来了最新消息，说行政部门已经同意，为了给谈判留出时间，在第二天之前不会试图驱逐营地。

组织者没有理由相信行政部门的话，他们担心这一承诺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诱使营地放松警惕，松懈纠察和占领行动，为更轻松地扫荡铺平道路。在他们看来，关闭大学校门和不突袭的可疑承诺是缓慢围困营地的因素。作为回应，他们鼓励支持者在附近的宿舍和图书馆张贴公告，并随时待命。正如一位本科生组织者所说：“熬过夜晚需要一定的策略。我们需要更多学生环绕在我们身边”。

行政部门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他们提出了一个 “不具约束力的全校范围的撤资公投” — — 这个提议并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2020年哥伦比亚大学以61%的选票通过类似公投后，校方一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员工散发传单，敦促抗议者散去，并威胁 “停学”，这显然是一种新的纪律形式。也许是为了应对由多种族和黑人、印地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领导的抗议活动，与哥大校园内白人主导的、社会隔离的常态形成鲜明对比，管理部门派出了 “身着铅笔裙的女性（大多为黑人）和身着两件套西装的有色人种男性 — — “公共安全多元化小册子的翻版”，一位组织者对此讽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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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点左右，管理部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点之前清场，并威胁要逮捕示威者。紧张的谈判仍在继续。根据1968年抗议活动后制定的正式程序，大学评议会拒绝批准纽约市警察局进入校园，尽管组织者怀疑校方是否会遵守这些程序。

校方做出了一些让步。他们承诺公开哥伦比亚大学与以色列之间的财务关系，并特赦在 9 点之前离开的露营者。据推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对留下的人进行突袭。一位组织者事后咆哮道：“他们想让我们的人数减少，这样他们就可以干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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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试图采取强硬手段，坚称他们不会进一步谈判。占领者立场坚定。来自不同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学生坚持他们对这场运动的承诺。一些人与第二天早上在集会上发言的一名“犹太人和平之声”（JVP）成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的犹太价值观要求我站出来反对不公正”。另一位学生组织者解释说：“我们不惧怕纽约警察局或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唯一惧怕的是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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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场时间的临近，组织者们纷纷联系各自的关系网络，大量信息在校园里流传。来自附近宿舍和图书馆的支持者如涓涓细流汇成洪流。到了晚上9点，一个巨大的纠察队包围了整个营地，支持者们手拉手，臂挽臂，高喊着三种不同的口号。清场的最后期限已过，但人数不减反增。学生们跪地祈祷，歌声响彻草坪，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新帐篷的到来补充了已经搭建好的几十个帐篷。一位露营者问道：“他们说会在 9 点进行清场 — — 他们现在在哪？” 晚上10点，有传言称纽约警方已在大门外动员了防暴装备，但人群依然坚守阵地。

最后，事实证明，营地的规模和精神都超出了当晚可能的驱逐范围。

晚上10点44分，组织者得到消息，行政部门被迫放弃了清场计划。营地度过了这个夜晚。

4月18日，星期四

周四早晨，天气灰蒙蒙的，寒风凛冽，间或有雨。曼哈顿上西区一片喧闹。纽约市警察局的车辆在营地周围的街道上来回穿梭。在营地内，组织者忙于后勤工作、管理食物捐赠和保持营地清洁；“这不是我们的土地，这是莱纳佩霍金”，一位反殖民主义参与者强调说。

他们为当天的活动制定了计划：中午举行集会和游行，下午 2 点举行午餐和艺术创作活动，3 点举行关于劳工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讲座，稍后举行守夜活动。但在上午 10 点左右，当大批警察在附近集结的消息传来时，三位巴纳德组织者收到了立即停学并被赶出宿舍的通知。

一场火热的集会开始了。其中一名被停学的组织者拿起麦克风： “为巴勒斯坦而被停学是一种荣誉。为巴勒斯坦而被驱逐是一种荣誉。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为巴勒斯坦而被捕也是一种荣耀。”

纽约警方出动的四辆改装校车抵达阿姆斯特丹大道。警察封锁了离校园最近的地铁出口。三架无人侦察机在上空嗡嗡作响。虽然有些人仍不相信政府会违反自196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禁止纽约警方入侵的政策，但突袭行动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随着下午的到来，同意面对 “红色”级别风险的参与者挤在东草坪中心的帐篷区中央，其他人则加入了包围营地的游行队伍。下午1点左右，一队纽约警察手持警棍和束线带，从巴特勒图书馆旁的 114街大门进入校园。一些人手拉手，试图阻挡警察到达草坪；但这样做的人太少了，警察很容易地推开了那些阻拦者。在数百人愤怒的尖叫声中，警察冷静地在草坪周围摆开阵势，封锁了所有出口，并开始以非法入侵为由威胁进行逮捕。

一名警官大声喝令要求站在露营者坐圈附近的两名戴着绿色帽子的观察员退后。当他们回答说他们有观察的合法权利时，警官逮捕了他们。

下午1 时28分，警官开始用束线带捆绑学生，将他们拖走。一堵愤怒的抗议者人墙围在草坪外，他们尖叫、哭泣、拍摄，并高呼 “可耻！” 一轮又一轮的占领者被带出警察通道，前往第 114 街，他们向徘徊在边缘的拿着记事本的法律支持者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信息，人群向警察怒吼，并为被捕者唱赞美诗。到下午两点左右，有一百多人被拖走；东草坪上到处是被遗弃的帐篷，但没有露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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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大学设施工作人员走过草坪，将帐篷拆卸并装袋。数百名群众留在草坪周围围栏的另一侧，他们怒气冲冲，但又不知该如何发泄。一些人涌出校园，在第 114 街和阿姆斯特丹路口重新集结，试图阻挡四辆载有被捕者的纽约警察局巴士。最终，巴士沿着第114街单向街错道驶至百老汇并驶向市中心，从而逃脱。数十人聚集在第 116 街两侧进行喧闹的声援示威。随着突袭事件的消息传遍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教师和其他人挤到了校园中心。

此时，大约下午2:30左右，一些学生自发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几个人翻越了西草坪四周低矮的围栏，西草坪完全空无一人，距离被驱逐的东草坪仅几码之遥。“来吧！”几个人大喊，然后是齐声高呼。”跳过围栏！所有人都到西草坪上去！” 几分钟内，数十名学生排成一排，坐在草坪中央，面向被驱逐的地方，手挽着手，高声歌唱。组织者迅速号召无定形的人群重组成环绕新草坪的游行队伍。有人把一块防水布拖到了草坪上。没过多久，新草坪上就插上了旗帜，拉起了横幅。

一些新的、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它会持续下去吗？

当帐篷和毯子被从东草坪的前宿营地拖走后，大部分纽约警察局的警察就已经离开了。一名设施员工开着一辆叉车，很快就在草地上铺上了大托盘的物资，这些东西是用来搭建临时地板的，将用于五月初的毕业典礼。校园公共安全处的工作人员仍与纽约警察局的一些人一起在草坪上忙碌着，无人机仍在头顶上嗡嗡作响，但警察们不再紧张地站在那里准备维持秩序。他们远离了西草坪，而胆大的学生们则蜂拥而至。几个小时内，一个全新的营地就扎根好了。

在整个城市，一大批人聚集在一起，为被捕者提供监狱支持。午夜之前，所有人都被释放了；他们没有受到刑事指控，只是收到了250美元的罚单，无需保释。夜幕降临时，他们走出监狱，欢呼的人群向他们提供零食、饮料、拥抱和最新消息。

这次大规模逮捕吓坏了许多人，但也激怒了其他人，使人们更加大胆。抗议者持续高呼了几个小时，而手拉手的学生环绕着西草坪上越来越多的示威者继续游行。

夜幕降临，许多人拖来了睡袋、毯子和更多的防水布。之前曾有过一些关于驱逐原始营地后的应急计划的讨论；但在混乱中，组织者们争先恐后地决定如何应对这一有机出现的续集。

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守住空间。有迹象表明，只要学生不再搭建帐篷，纽约警方就不会再次出动清扫西草坪，因此数十名学生决定蜷缩起来露宿户外。尽管遭到驱逐和逮捕，一个巴勒斯坦声援营地还是在距离原营地仅几码远的地方坚守了第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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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四活动的思考

这次扎营对一些参与者来说是平生第一次经历抗议活动，也是更多人第一次经历被警察镇压。在此，一位经验丰富的参与者与大家分享了当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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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三营地活动开始以来，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抗争活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对进入校园的实际限制。哥伦比亚大学晨边校区本身相对较小，只有四个短街区和一个长街区；周边由围墙和铁门组成。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一座拱门连接着另外两个街区的校园建筑和法学院。巴纳德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兄弟院校，位于百老汇的另一侧，其校区同样紧凑，形成一个四街区宽的长方形，围墙内的出入口更少，但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证件的人可以自由进入其中任何一个校区。

技巧，关于准备工作，上述涉及到的是地形考察。更多准备工作和完整流程，见《分步指南》
技巧《了解你的地形是策划行动的第一步》～不只有物理地形！

从去年秋天开始，在校园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示威游行之后，校方开始有选择性地限制学生进入校园，几乎锁上了所有的校门，并要求进出的学生在保安人员的读卡器上刷身份证件。这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举动，它不仅造成了不便，而且带来了奥威尔式的警察国家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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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0月校方开始实施这项政策开始一直到本周，出入限制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或者最多一天，时间安排与校园内的示威活动计划相吻合 — — 根据管理部门的电子邮件，基于纽约警察局的情报。

然而，在营地行动开始前的周一，管理部门忽然宣布将在整个星期内实施限制出入政策，这激化了整个校园的不满情绪。这些政策在整个一周内都得到了严格执行。

周五，一些入口处的警卫一度开始将持卡人与他们出示的证件上的照片进行视觉对比，希望以此防止人们共用证件。虽然这一策略未能完全排除未经授权的反叛者，但却极大地重塑了学生斗争的地形及其与整个城市更广泛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校园将与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这般：大门紧闭，几乎完全仅限持卡人进入（或通过更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进行控制），大门内受到高度监视。虽然像纽约大学这样与城市中心融为一体的校园仍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可以预见，地理位置集中的校园将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尤其是为了应对学生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战略性地处理被授权反叛者与未被授权反叛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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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冲突期间，警察和保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116街和百老汇的入口处，对入口的限制也最为严格。使用率较低的入口虽然仍有读卡器和警卫站岗，但往往人流稀少，只有一两个手无寸铁的受雇警卫把守。一群意志坚定、行动迅速的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集体进入。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就很容易受到监视，但只要能进入，就很可能混入人群中。

📌 尽管如此，由于密闭和监视的空间限制了战术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关键时刻，由经验丰富的行动者打破平衡以开辟出更广泛的可能性空间，届时集结未经许可的反叛者群体，可能才有意义。

在周四的突袭中，如果能有十几名具备战术技能和合作经验的反叛行动者在场，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截然不同。然而，除这种时刻外，也没有必要将业余运动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 无论是学生还是非学生，在校外都有更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更不用说采取行动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更广泛选择了。

营地的参与者几乎完全限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学生，这有助于解释被捕者在纽约警察局受到的独特待遇。尽管突袭行动令人毛骨悚然，但很明显，警方接到了严格的命令，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学生。除了一些短暂的推搡和混战之外，他们没有打任何人，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不过显然有一名晕倒的被捕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尽管学生组织者在事后对 “暴力”逮捕愤愤不平，但从我多年来与警察在示威活动中的互动经验来看，我从未见过警方在实施逮捕时表现得如此胆怯。在突袭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温情的时刻，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双手被束线带捆绑，被带离草坪，他对带路的警官说了句话，警官伸手轻轻地把他的眼镜推回鼻梁上。

同样，在逮捕参与者后，警察和大学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逐一检查了所有帐篷，将它们拆卸下来，把帐篷和散落的物品装进塑料袋，然后装上卡车。与此相比，纽约市警察在清查市区无家可归者营地后，对待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和财物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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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目击者和一些媒体报道称，入侵的警察身着 “防暴装备”。这只能说明这些观察者从未见过真正军事化的警察部队的反应。实施逮捕的警察并没有持盾牌，几乎没有穿防弹衣。他们都没有能力发射催泪弹、橡皮子弹或闪光弹。有些警察戴着面罩和头盔，但其他更多人只是穿着标准制服。相比之下，一些身着更威武的防暴装备的警察则出现在校园外；他们曾出现在围墙外的很多示威活动中。

所有媒体报道和警方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均称 “没有人拒捕”。事实上，一些人瘫软在地，拒绝合作；与通常对待被捕者的方式相比，在这里警察是轻手轻脚地将他们拖走的。不将此定义为拒捕似乎符合所有人的说法。轶事证据表明，许多纽约警察对不得不 “照顾” 反叛的学生感到恼火。警方自己的媒体报道强调，营地及其参与者没有构成任何危险，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连纽约警方也试图撇清自己与突袭决定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学生们被认为拥有多么强大的社会力量、媒体关注和公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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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当天下午可能出现的其他可能性。突袭所激起的普遍愤怒以及随后对校园空间的重新占领。已将优势转回到运动上，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大规模逮捕并不是一次失败。但是，警方战术的强大局限性所提供的独特局面本可以促成更激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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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次，在草坪上等待逮捕的 “红队” 之外的一些参与者有机会与警察进行更直接的接触。例如，当逮捕警察的小队从114街进入草坪时，一些人挽起手臂，邀请人群中的其他人也这样做，以便在警察控制草坪之前阻止他们。📌 如果有十个到十五个人随时准备封锁大门或排成一条坚固的队伍以阻挡警察，就能为更多的参与者加入营地赢得时间，从而迫使警方和行政部门重新考虑其简单扫除被动占领者的计划。

同样，虽然警方已经做好了大规模逮捕的准备，但警方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了参与者。如果人群不是将草坪让给那些预计会被逮捕的人，而是以阻止任何逮捕发生为目标，那么他们可能会大规模涌向东草坪，其人数很可能会超过纽约警察局的大规模逮捕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当然，我们承认并尊重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程度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但是，📌 考虑到一大群人已经决定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如何利用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来达到最大的效果，是值得考虑的。被捕者围坐一圈，等待被拖走，创造了一个上镜的奇观，讲述了和平的露营者在暴虐的大学校长的指挥下被法西斯警察拖走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无惧逮捕的露营者能够利用自己的风险水平，试图阻止或至少阻挠驱逐行动，而不是认为驱逐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就能创造出一种不那么容易预测的局面，让在场的数百名其他露营者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沦为旁观者。

一旦逮捕行动开始，那些旁观的人本可以在114街的两端重新聚集，以阻止警方的巴士离开。📌 由于这一策略是在大门外进行的，因此有机会从全市范围内吸引更多更有经验的人员参与进来，这样也许就能让警察陷入困境，并将冲突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

原理：尽可能大地集结，而不是将自己的队伍“独立”出去。后者意味着隔离；而隔离只有镇压者受益。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推测是很容易的。我们无意批评组织者、群众或勇敢的被捕者。但是，随着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营地和占领活动遍布全国各地，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还会有更多人面临类似的情况。现在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思考，希望其他人能够提前考虑在类似情况下如何能更有效地行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机会出现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管是只有一名警察把守的通道，还是伸手可及的帐篷，都有可能在大批警察赶来占据它之前将其抢回栅栏，或者是一片新的未设防的领土，必需手急眼快，这类机会窗口通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 警察和其他雇佣兵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奉上级命令行事的，听命之人只能应付那些可预见的情况；因此给他们带来任何意外都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盘算，改变整体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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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西草坪的大胆决定就是例证。首先，它意义重大，因为事实证明，占据物理空间是集中校园运动能量和注意力的关键因素。自十月份以来，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无数次示威活动，但无论这些示威活动多么充满活力，参与人数有多少，最终都在几小时内就散去了，将实际空间和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政府，而政府则在事后针对参与者加紧镇压。📌 相比之下，坚守阵地迫使各方正视种族灭绝的事实，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在校园生活和抗议活动之间形成了新的交叉渗透。只要行政部门无法区分/隔离全体学生和抗议者，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就都会更加安全。

📌 在决定占领西草坪时，在风险和逮捕之间开辟一个灰色地带具有战略意义。当营地的参与者受到逮捕威胁时，他们将自己分为不同的角色 — — 有些人是“可被逮捕” 的，另些人是 “不可” 的。这就给警方提供了一个可辨认的局面。另方面，一旦人们跳过围栏，他们就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他们的勇气和创造力可以迅速改变当局面临的决策。一开始，当人们第一次冲向西草坪时，他们立即坐下 — — 似乎表示愿意被逮捕。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将这块地方用于其他目的，造成一种模糊的局面，新的视野就打开了。

📌 向西草坪的搬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草率的、充满激情的。它脱离了行政部门、警方以及许多组织者和抗议者的预期。参与各方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都无法控制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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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立即重建占领区成功地利用了抗议者与政府之间在面对负面宣传时的不对称性。行政部门决定逮捕拒绝离开营地的参与者，警方也做好了逮捕准备。但是，尽管警方有足够的物质能力可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但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警方都不准备承担进一步行动的负面后果。学生们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利用了当局已经面临负面新闻的风险这一事实，如果当局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反应过度，负面新闻就可能会成倍放大。这使得本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失败变成了为运动造势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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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我们正坐在被占领的西草坪上的一块绿色油布上，周围是一片欢庆的抵抗运动漩涡。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西草坪上至少聚集了三四百人。人群中大部分是本科生，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教师、校友和其他人。大多数人是坐着的，但也有几十人在四处走动或三五成群。

大概有一半的人戴着口罩，许多人戴着卡菲耶头巾，几乎同样多的人穿着连帽衫、运动衫或戴着印有哥伦比亚大学或巴纳德学院标志的帽子。十几面大的巴勒斯坦国旗和更多的小国旗点缀其间；写有 “加沙团结营” 的旗帜是从邻近草坪上最初的占领区残骸中抢救出来的，现在骄傲地矗立在用胶带固定的塑料杆上，只是被雨水弄脏了一些。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管理部门指望纽约警察局的全面突袭能镇压或削弱抵抗运动，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几个小时前就到了，满载着几袋百吉饼和外卖盒装的米饭还有咖喱。当我们走到通往西草坪的大门口时，一位戴着卡菲耶头巾的学生微笑着走到我们面前。

我们解释说：“嘿，我们是来送食物的。”

“好的，没问题”，他们回应道。“你们是哥大学生还是校友？”

“是的，我们是学生”

“你们是哪个系的？”

我们每个人都提到了学校或院系。

“好的，很好。你们通过检查了。进来吧！”

穿过大门口怪诞的 “安检”，我们来到草坪上。

在北端的一个角落里，几十名学生组织者正坐在那里召开一个封闭的计划会议。外围站着一圈人，手里拿着床单、毛巾和横幅，遮住了外面的视线。路人络绎不绝地靠近围栏拍照或摄像，有些人明显带有敌意，另些人则目的不明。一架无人侦察机在头顶不停地嗡嗡作响；有直升机不时地呼啸而过。虽然通往草坪的一扇门已经打开（如果你愿意冒着被安检的风险的话），但仍有许多人跳过草坪对面角落的一段封闭的围栏，一名志愿者拿着一把折叠椅在那里提供帮助。

鉴于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会人们看起来出奇地放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带微笑；也有少数人露出狂躁、激动、略带茫然的神情，这让我联想到第一次参加起义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次抗议和占领活动 — — “自由贸易区”、”占领华尔街”、“乔治-弗洛伊德反叛” — — 中所经历的对新世界的最初一瞥，不知道现在这些学生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如何回忆这些日子。

有些人在睡觉或看书，还有很多人在看手机，但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在相互交谈。我听到的每一次谈话都与行动有关。一群群一年级的本科生在讨论策略，并试图预测学校将如何应对；兼职教师与研究生助教分享关于被捕者的报告；朋友们提供关于被停学者的最新消息；多种族的大二学生在讨论反犹主义和黑人歧视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根据视觉线索，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性别平衡似乎严重偏向于女性和非二元人群。手绘的纸板标语牌上写着 “Dykes For Divestment “和 “Bottoms For Boycott”，展示着情色文化，但这种氛围并没有让人感觉到性冲动。虽然气氛冷淡友好，但暗流涌动，充满愤怒和决心。

一些佩戴媒体证件的人四处走动，拍照或上前采访，但没有主流媒体记者常见的那种咄咄逼人。📌 一些人分发传单、书籍和小册子，但这并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宗派聚会那般的蜂拥而至、充斥着邪教文献的印象，而我在其他许多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都曾经历过这种情况。大学当局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堡垒，把所有外来者拒之门外，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后果，那就是营地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延伸。

无意中听到：“解放区没有泰勒·斯威夫特！”

在草坪南端的麦克风上，一连串的扬声器让气氛持续高涨。一位身着绿色连衣裙的火辣女子带领大家慷慨激昂地吟唱，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替使用。来自附近大学的代表们呼吁各校园团结一致。亚马逊工会的一名组织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并高呼 “终止它(杀戮)！” 一名头戴黑色头巾的年轻女子在防水布间徘徊，询问是否有人需要止咳药水或安乃近。穿着工装裤的巴纳德学生用大号尖头笔认真地涂写标语。有人一边傻笑，一边模仿朋友出狱后大步流星的样子。

我身边的毯子上坐着一位友好的研究生，他和我攀谈起来：

“怎么样，哥们儿？”

“挺好的，你呢？”

“棒极了，虽然很累”

“你整晚都在这儿吗？”

“是啊，你们刚到吗？”

“我们昨天也来了”

“我从周二晚上就来了。昨天真的很特别，是吧？”

“是的，看到所有的逮捕让人心碎。但看到大家之后都再一次涌向草坪又让人振奋”

“是啊，我知道！昨天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家会这么做。甚至都没计划好。当我们出狱后听说人们重新占据了这块地方，我们欣喜若狂。”

“你觉得人们会留下来吗？”

“当然。如果开始下雨，我想人们会再次支起帐篷，不管管理部门怎么说 — — 去他们的！我哪儿都不去！” 他偎依在睡袋里。

在斗争过程中开辟的每一个自由空间，无论多么短暂，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革命公地，通过这个公地，资源可以抵达居于资本主义、利润和私有财产逻辑之外的人们的手中。

坊间流传的消息称，只要学生们不搭建帐篷，管理部门承诺不会再召集纽约警察。许多参与者都表达了在被驱逐之前坚守住阵地的决心。与此同时，校方还在继续组装他们计划用于毕业典礼的看台 — — 还有几周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在他们试图授予学位的同时，他们不可能允许这个集会留在这里。另一场冲突即将来临，但是否会涉及另一次大规模的逮捕，还有待观察。

除了被占领的草坪周围，校园大部分地方都已荒废。当我们漫步穿过一个空旷的庭院前往卫生间时，两名年轻的纽约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在他们故作镇定的神情下透露出出奇地胆怯。“去你妈的！” 我的朋友在警察经过时对他们嘶吼道。之后很快其中一人讽刺地轻声回答：“祝你们今天过得愉快”。昨天的突袭之后，纽约警局和校园警察都低调了许多。

社会名流也对此事产生了兴趣。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在逮捕行动刚结束后就来到了新占领的西草坪，并向人群发表了讲话。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也来到校门外表示支持。我抱怨道，这些觊觎相机的秃鹰们，但这些景象似乎真的能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士气。

跑个题：📌 专业的反叛者社区应当拥有自己的媒体和信息系统，以便在行动发生后掌控叙事主导权，提前在信息战中抢位。《让它民主：替代媒体作为抗争之源（下）》

我们与认识的教授聊天。当天早些时候，一群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在草坪上举行了开放办公时间，与学生们会面。从学术部门到 UAW 附属学生工会，再到专业学院的学生，每个人都在召开紧急会议。几十份声明正在流传，社论正在撰写，来电和群发邮件活动正在进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不知不觉中，Z世代已经从 “占领” 时代学会了 “人肉麦克风”。在发言人发言的间隙，我们都会跟着一名组织者重复 “社区协议”：禁止毒品或酒精、不与反抗议者交火、“我们不互相维持秩序，但也要保证彼此的安全”、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饿了就吃东西。草坪中央的篷布上摆放着各种三明治、面包圈、印度食品、燕麦棒、水和苏打水，以及不断补充的其他零食和用品，井然有序，令人惊讶。

关于安全，尤其需要提早形成共识，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保护彼此。仅仅协议是不够的。技巧：《如果您的团队陷在被监视和被渗透的恐慌中，只是因为您缺少了一件东西 — 什么是安全文化》

临近傍晚，工会紧急召开全体大会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几个小时的通知后，近150人参加了会议。大家的谈话慷慨激昂：我们应该举行游行吗？野猫式罢工的法律地位如何？在营地被捕的学生被停学是否构成了不公平行为，可以作为合法罢课的基础吗？📌还有什么其他形式的升级行动的可能？教师们在哪里？在本学期所剩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罢课是可以考虑的。计划于周一举行游行。教师们会加入我们吗？这所大学会就此关闭吗？……

“(信息)公开！撤资！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放弃！” 戴着头巾的反叛者们热情地跳起舞来，其他人则敲打着盆子。在我旁边厚厚的睡袋里，昨晚刚出狱的学生睡得很香。

相关技巧《有策略地升级行动：不要爱上战术》

午夜，4月19–20日

午夜，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之间的时间。参与者更多了，有五百多人，活力四射，喜气洋洋。草坪南端的一大群人不断地跳舞、欢呼、击鼓、挥舞旗帜、唱歌。一时间，数十人举起手机，手电筒应用程序像打火机一样闪闪发光，围成一圈。尽管欢呼声和喧闹声不绝于耳，但数十人已经在睡袋和毯子堆里铺好了床铺。其他人则四处游荡，或兴奋地聊天，或捡拾垃圾。

一小时前，一支由五十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大门外徘徊；我们听说有一人被捕。工会的一名研究生在一块又一块的防水布间徘徊，向人们拉票，以衡量不同院系对行动的支持程度。一群本科生在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其中一名学生滔滔不绝地列举了其他大学正在兴建的团结营地，语气中充满了敬畏。

这感觉就像我们集体穿过了一扇门，进入了未知的世界。有些东西很大，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大学认为它可以摧毁我们的反抗精神，粉碎我们声援巴勒斯坦人的实验。但今天的情况无可否认地表明：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更多技巧《如何才能让一个革命战略持续存活下去：行动主义（5）》

附录：外面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或巴纳德学院这样的著名学府。为了强调非学生在声援巴勒斯坦人和反对大学管理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人的视角。

周五傍晚6点左右，我抵达哥伦比亚大学。一整天，我都在收听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广播电台WKCR的现场报道。每隔几分钟，记者们就会宣布哪些地铁站设置了路障，哪些地铁站开放，以及蜿蜒的关于街头示威地点和草坪营地的公告。源源不断的信息穿过我的身体让我精力充沛。我必须赶到上城区。我找了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去。

当我走近校园时，情况变得明朗起来。校门正对着几个地铁站。纽约警察可能还记得2019年的反加价抗议活动，抗议者在活动期间占领了地铁；他们甚至可能知道智利学生的同年起义。数十名纽约警察聚集在校园大门外，其中一些人还穿着防暴装备，旁边的 “抗议围栏” 聚集了约200名示威者。大多数示威者似乎都不是学生，主要是年轻人，而大约十名学生在人群上方约一层楼高的墙壁上挥舞着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

📌 他们从象牙塔下伸出手，尽力将抗议活动从内到外联系起来。

智利的行动反思《除非运动，其他任何方式赢得收益都是危险的：一个典型教训给中国社会参考》

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我听说学生只能进入校园，但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本质上是一座堡垒。就像校外用栅栏围起来的抗议区那样，校园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警察包围的半批准制的抗议区。当然，这也是学生们坚决反抗的结果，他们的抗议阻碍了校园的日常运作。

要进入校园，学生们必须通过严格控制的入口，入口处有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保安、联合环球公司（Allied Universal）雇佣的保安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把守。我亲眼看到警察将一群背着睡袋和帐篷的学生拒之门外。我们从里面听到一个传言，说如果学生不搭帐篷，管理部门就不会让纽约警察来扫荡。“纽约警察讨厌帐篷”。他们对 “占领” 运动印象深刻。

主校区横跨几个街区，所有其他大门都被铁链和自行车锁锁住了。一楼的窗户很少，许多窗户都被防盗铁栅栏覆盖着。但这并没有阻止数十组人在附近徘徊。一些人与校园内的朋友通电话，从没有把手的门缝中窥视，描述他们在里面看到的情况，迫切希望里面的人能找到方法把门打开。其他人则守候在无人看守的门外，或指向天桥、窗户、围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中的许多都消失了。之后我开始看到栅栏上有洞，打开的窗户离地面很近，有人可以爬上去。还有一些人对守卫甜言蜜语，趁机扫描借来的身份证件，四处打听可能的入口位置。虽然我们眼前的安全细节越来越多，但事实证明即便是堡垒我们也可能渗透进去。

让我们来谈谈学生和非学生之间的区别，这对大学管理部门和纽约警察局来说非常重要。周四，校方以 “非法闯入”为由让学生停学并出动警察逮捕他们：实际上，他们把 “抗议者” 等同于 “非学生”。但这种镇压抗议活动的企图没有得逞；生存的威胁只会催化更多的学生团结起来。📌 在镇压中成长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 — 一个运动不会退缩的有力指标。

受挫后，行政部门和警方转而容忍抗议活动，只要没有帐篷和外来人员就行。由于未能清除学生群体中的抗议者，并且意外地模糊了学生与非学生之间的界限，导致人们反对他们，因此他们试图从相反的方向强加这种分化，从而重建这种分化，并使其合法化。这就是纽约警察局驻扎在地铁和大学门外的原因：防止“非学生” 涌入。

哥伦比亚大学的营地在驱逐行动中幸存下来，已成为声援巴勒斯坦运动勇气和决心的象征。只要它坚持下去，就会能激励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正如我们在以往的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 运动持续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壮大自身。

占领西草坪的运动有三种发展方式。首先，它可以继续吸引更多的哥伦比亚学生参与进来。第二，运动可以扩展到其他大学；包括耶鲁在内的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在组织自己的占领活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超越学术界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界限而发展壮大。

纽约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最有力、最持久和最复杂的抗议活动，其中大部分并非由学生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前的校园运动中，如1968年的大楼占领运动，正是 “非学生” 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校内与校外的区别才是最重要的界限。只要学生与非学生、被接纳者与被排斥者之间仍存在严格的界限，那些希望采取抗议行动的人就必须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一种情况是，任何行动都会被视为具有社会合法性，但必须由受到高度监视的学生来实施，那些很可能缩手缩脚的人；另种情况是，在围墙外的空间里，可以采取更多形式的行动，但在感知的合法性和破坏力方面威胁较小。解决方案就是：拆除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