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城市：給布達佩斯的情書

早陣子在《明報》〈世紀版〉的〈四探城市〉系列，連續三個星期四寫布達佩斯。這樣一連寫三篇要有點關連但又希望能盡量獨立成篇的文字，於我是一個十分新鮮的體驗，要感謝世紀版編輯容許我的放肆，還有超好的配圖 (那是在紙本，下面的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與細心的編輯。想來寫時正是忙碌時節，不免倉卒成篇，但可以放開手來寫布達佩斯，真的是擋不住的誘惑。這裡合集存檔，我乘機做了一些小修訂。

其實一開始寫就有點欲罷不能，但真的太忙，再寫下去就要花很多時間做 research 了。開篇提到了盧卡奇，但最後對他的生平、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布達佩斯學派不著一筆，真是最大遺憾。如果之後有時間補回這段歷史，再補充因為字數限制砍掉的支節和分析，可以將這幾篇綴成一篇長篇，那就好了。雖然這又不是思想研究也不是歷史更不是旅遊指南的文字，都不知道有甚麼市場有甚麼用，哈哈哈。果然情書都是令人不知所措的文字。

Benedict Anderson 有一本書叫 Spectre of Comparisons，中譯叫「比較的幽靈」，是借用（他自己後來說是誤譯）菲律賓國父黎剎在小說新鑄的詞，講的是主人公一旦看過歐洲的建築，就對菲律賓自己的彷歐建築觀感不再一樣：總會在菲律賓看到歐洲，又會在歐洲看到菲律賓，來回往復，浮想不已。我覺得自己也是中了這個「幽靈」：無論看香港還是看布達佩斯，感覺都是「回不去了」，總是情不自禁地看到差異和相同的投影，也就是比較，彷彿幽靈。它們事實上沒有太多可比性，真的沒有，但我硬是不能自已，尤如鬼上身，哈哈。我從此就很喜歡「幽靈」這兩字，第二篇的標題，算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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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都會自由主義在中歐

去年 (2019) 十二月，當我在李斯特費倫茨（Liszt Ferenc）機場看著日落，等待登機回香港時，我絕對想不到，和布達佩斯一別，竟然後會無期。那時候我剛在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完成博士論文答辯，還期待著原定今年 (2020) 六月的畢業禮——根據學系的通知，那應該是大學撤離匈牙利前的最後一次。我向博士論文導師告辭時，他還笑著說在畢業禮上會「親自拉著你的手接受博士學位」。之後疫症全球爆發，匈牙利全國封城，畢業禮改為 Zoom 匆匆了事；同時，老師也決定離開教授崗位，不隨學系遷到奧地利的維也納了。

一時間，風流雲散，我愛過的那個布達佩斯，從此遠去。

幸或不幸，我在布達佩斯讀書的幾年間，也許正好見證了這個中歐大都會的最後榮光。以遊客的角度看，這說法大抵不通：這幾年來，布達佩斯愈開愈多名店，市容愈發亮麗，物價穩步上揚。但在這些的背後，是懷抱威權大計的政客，煽動保守民粹的力量，圍攻了布達佩斯這個首都十年，由非政府組織到傳媒到大學，逐一猛烈攻擊，把這些自由的橋頭堡一個個拔除，布達佩斯的公民社會負隅頑抗的劇目。那些年恰逢身處這些打壓與反抗的風眼，神遊故地，不由得滿眼的城市地景，都是社會運動的痕跡。

反抗的城市

匈牙利執政黨Fidesz 及其領導人、現任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在2010年挾在國會大選囊括三分之二議席。這次大勝的背景，是2006 年布達佩斯的一次暴動：當時的自由左派執政黨爆出醜聞，總理在內部會議親口承認選舉時的所有承諾都不能兌現，全是謊言，當晚隨即全城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其中最吸引眼球一幕，是示威者竟然開動了一架當時正在做紀念展覽的蘇式舊坦克，在市中心的戴阿克費倫茨廣場（Deák Ferenc tér）對外的大馬路上，衝向防暴警察。

Fidesz 作為當時的主要反對黨，立即介入支持抗爭。其實在 2002 年之後，奧班早已把組織力量轉向市郊和農村，以保守主義和國族主義作號召，建立了遠比自由派政黨深厚的組織基礎。到了2010年大選，自由派政黨威信破產，被Fidesz 掃地出門。奧班挾著大勝的聲勢，立即開始用不同手段攻擊各種非政府組織，尤其以關注無家者、羅姆人、猶太人和難民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傳媒，受到的攻擊最烈。這也為布達佩斯公民社會和奧班政權的威權舉措的對抗，拉開了序幕。

譬如說，在2014年，奧班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自由廣場 (Szabadság tér) 樹立了一組雕塑，聲稱是用來紀念匈牙利在二戰時被納粹德國佔領時的受害者，事實上是希望洗白匈牙利法西斯政權當年是如何和希特勒緊密合作迫害猶太人。自那時開始，雕塑附近就被放滿了燭台、標語和講述匈牙利猶太人二戰時如何受迫害的海報，每天下午有民間組織在廣場請來倖存者講述當年故事，至今每天從不間斷。2015年敘利亞難民危機，路經匈牙利的難民聚集在布達佩斯的東火車站（Keleti pályaudvar），奧班政府準備關閉邊境驅趕難民，布達佩斯的公民社會總動員救濟，還和難民一起組織了一次到奧地利邊境的大遊行。

奧班政權的打壓沒有因公民社會的對抗而停下，事實上甚至是逐步升級。2016 年，自由派大報 Népszabadság 在奧班的壓力下關閉。2017年，奧班政府突襲式修改高等教育條例，不再允許中歐大學在匈牙利辦學，這是奧班政權對學術自由的最大規模攻擊。布達佩斯歷史性十萬人遊行反對新法，是近年反抗奧班政府運動的高峰——我還記得當年剛好開完研究生年度會議，一踏出市中心的校門，就是警察的封鎖線，我們一班博士生就結隊遊行去。直至今日，國會廣場外還有零星抗爭者在扎營佔領，持續對抗。

受困的都會公民社會

但這一波反抗運動的高峰並未能阻止奧班繼續在 2018 年的大選大勝連任。在布達佩斯，Fidesz的確正在失去支持：去年自由派政黨重奪失落了十年的布達佩斯市長之位，隨即宣佈簽定《自由城市公約》（Pact of Free Cities），承諾維護「自由、人類尊嚴、民主、平等、法治、社會公義、寬容與文化多樣」，每一點都是和奧班政權的取態針鋒相對。但在都會區的反抗，並未動搖到奧班政權牢牢掌握住的在布達佩斯以外的城郊、小城市和農村的支持。Fidesz 和其盟友依然幾乎在布達佩斯以外的所有選區勝選。布達佩斯公民社會面對著令人絕望的勢頭：這是一個城市與一個國家的對抗，他們的反抗並沒有得到大都會以外的其他國民的同情。

2018 年冬天，眼看逆轉新法無望，中歐大學正式宣佈把課程逐步遷到維也納新購置的校園，意味著布達佩斯的校園，它已經守不下去。消息公佈那天晚上，人們還在中歐大學的校門前點起了燭光。

守不住的遠遠不只中歐大學。2019年，奧班政權通過法案，大規模改組全國最高科研機構匈牙利科學院（Magyar Tudományos Akadémia），剝奪學院的財政獨立；而一年多前，匈牙利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 同樣位於布達佩斯多瑙河畔的故居暨檔案館也被解散。今年五月，獨立新聞網站 Index.hu 的總編輯在政權壓力下辭職，所有資深記者一同出走抗議。執筆之際，離中歐大學不遠的電影與戲劇藝術學院（Színház- és Filmmüvészeti Egyetem）的師生正為了反抗政府無故改組和全部撤換管理層，即使在疫情之下，還堅持在罷課和佔領校園。但他們得到的國際關注，已遠不及中歐大學當年的殺校風波；在國內，這更像是孤島上的絕地一戰。

自由城市的榮光

讀書那幾年，我就住在布達佩斯的十月六日街（Október 6 utca），街名是紀念在1849 年10月6日被處決的匈牙利民族革命烈士。街道盡頭就是自由廣場，是當年參與革命的匈牙利首相被處決的地方；不遠處就是國會，附近埋著1956年革命時，支持革命而最終被蘇聯紅軍處決的總理納吉（Imre Nagy）的衣冠塚。街道的另一端，就是中歐大學布達佩斯校園的原址，還有戴阿克費倫茨廣場。廣義來說，其實這也是市中心的旅遊區地段，譬如專做遊客生意的瓦茨街（Vaci utca）就是在步行範圍內。但我帶點偏執地覺得，要從歷史中認識布達佩斯的性格與精神，與其由觀光開始，從公民社會對威權進迫的反抗講起，可能是更貼近真象的線索。

我會說布達佩斯的城市史，就是一段有中歐獨特的歷史地理結構背景的都會自由主義歷史。這是一個會萃歐洲人文與資本的大都會。都會的多元與華麗，為匈牙利滋長了自由的公民社會。但這個都會公民社會，卻和保守樸素的鄉鎮有著從價值到文化到經濟的斷裂。當自由主義的政治統識崩解，城鄉斷裂未能縫合，而威權乘虛而入，便做就了近十年來，都會公民社會孤軍奮戰的格局。不想以成敗論英雄，但我想，這一波反抗既不愧布達佩斯百年來都會自由主義的榮光，也讓我們看到她的困局。

迴盪在布達佩斯的反抗幽靈

在布達佩斯芸芸公園之中，坐落在多瑙河畔的Bem József tér 也許毫不起眼。但這是匈牙利 1956 年革命——這個國度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場反抗——的起點。當年10 月，布達佩斯的學生們號召於 23 日在這裡集會，以聲援波蘭的波茲南（Poznan）工人起義。諷刺地，其實波蘭共產黨的改革派早幾天已經和蘇聯當時的新任領導人赫魯曉夫達成協議，將和平解決事件；反倒是這次聲援集會，正式點燃了匈牙利自己反蘇聯的革命之火。23 日出席集會的人數達二十萬人，群眾拉倒了樹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像；在早一晚，抗議的學生已經起草了聲明，要求言論自由、開放黨禁、民主選舉、蘇聯紅軍撤出匈牙利，事實上已經是革命宣言。

說這場革命是一場布達佩斯的城市起義，其實也不為過。抗爭的主體先是布達佩斯的學生和作家社群，然後是起而組織自治委員會的工人，也是在首都的大規模抗議直接導致匈牙利共產黨政府垮台。而由 23 日革命開始，到十二天後被蘇聯紅軍鎮壓，布達佩斯其實一直都被包圍：11月1日蘇聯紅軍退出了布達佩斯，彷彿放出了願意和平解決事件的訊號，但其實並沒有真正離開匈牙利，還是駐紮在全國的軍事重鎮；直至 11 月 4 日，紅軍重新入城，三天激烈巷戰之後抗爭者最終不敵。

歷史總是殘酷。一個城市的本色，她最精彩的榮光，往往是在摧毀前夕的反抗時刻，才會被逼迫出來。匈牙利革命是強弱懸殊之戰，布達佩斯孤城和如日中天的世界霸權周旋，倚靠的正是她孕育的人文職業者（liberal professions）與工廠工人的結盟。

春風吹又生的人文圈

二次大戰時期，匈牙利是處於以反共起家的霍爾蒂（Horthy Miklós）的軍事獨裁政權之下，一直是納粹德國的盟友。直至德軍開始敗退，霍爾蒂秘密和英美談判停火，希特勒發現後，便推動匈牙利本土的法西斯箭十字黨在 1944 年發動政變，德軍佔領匈牙利。因在耶路撒冷受審被廣泛報導而成名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便曾在布達佩斯主持把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在蘇聯紅軍在 1945 年解放匈牙利前，匈牙利幾乎沒有共產黨組織存在。

在當時匈牙利尤其布達佩斯，真正活躍的是本土原生的抵抗運動，領袖人物也不乏左傾的知識人，如政治學者畢波（István Bibó）和後來民主化後成為匈牙利第一任總統的作家根茨（Árpád Göncz），都並不反共，只是並非蘇聯共產黨體系出身。事實上，在戰後，布達佩斯的人文圈子如學者、作家、藝術家們，大都同情在蘇聯羽翼下慢慢重建的匈牙利共產黨，例如畢波也曾經參與過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甚至有不少直接幫忙組黨的；畢竟蘇聯的確是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又提倡民族自決、社會正義、性別和族群平等的諸種進步口號。但在戰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匈牙利共產黨得票率還是只有 17% ，它組織之弱，可見一斑。即使如此，它還是得以加入聯合政府，並在蘇聯施壓下掌握了重要職位。

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和緊跟斯大林路線的匈共，對布達佩斯的人文圈子的同情並不領情。掌權後的匈共很快就開始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打壓其他政黨，然後廢除選舉，建立一黨專政，清洗不聽話的異見份子。在黨嚴格控制下的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也在令匈牙利的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正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去世，蘇聯黨內開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屠殺和極端政策，隨著斯大林主義者的權勢日減，匈牙利的人文圈子也迎來了改革之風。

工學同盟的革命

在當時的匈牙利共青團支持下成立的裴多菲俱樂部（Petőfi Kör），就集結了黨內外支持根本改革的年輕學生、作家、學者和專業人士，吹起了開放政權和自由化的號角。裴多菲俱樂部是 1956 年革命的思想震央，俱樂部入面很多關於工業和農業放寬管制、開放工人參與治廠的討論，也成為了工人參與支持革命的基礎；當然，更讓人觸目的，是討論中日益直白批評共產黨政權的自由。

所以布達佩斯的起義以聲援波蘭工人運動為起點，並非偶然；工人委員會接過激進學生與作家的示威，而成為革命的主體，也順理成章。事實上，革命訴求之中，就有不少如提高工資、工人與專家（而非黨官）治廠、放寬計劃管制、將經濟數據公開給予公眾討論的條款。這些經濟訴求都有劃時代的思想史意義：它們通過人民起義的新聞影像傳偏西歐，大大擴闊了當時方興未艾的「新左翼」（New Left）運動的變革想像。左翼的選擇，原來並非只有威權計劃經濟一途，在匈牙利現身的，正是貨真價實、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道路。

但這些經濟綱領的鋒芒，很快就被國族政治獨立的綱領蓋過。蘇聯紅軍環伺，喚起了布達佩斯人民 1848 年的國族革命被沙俄大軍鎮壓的記憶。剛剛接任臨時政府總理，同情革命的匈共改革派領袖納吉（Imre Nagy），在群情洶湧之下，終於叫出了蘇聯撤軍、退出共產主義陣營、建立多黨制政府的呼籲。正是這些訴求踏中了赫魯曉夫的「紅線」，令他一改對待波蘭的容忍態度，作出了震驚世界的決定：武裝鎮壓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被鎮壓後，取得了赫魯曉夫信任、坐著蘇聯軍車回到匈牙利準備成立新政府的原納吉副手卡達（János Kádár），面對勢力仍然強大，實際上控制布達佩斯的工人委員會，不敢輕舉妄動，並開展了談判。他同意放寬經濟管制，匈牙利也由此開啟了它的「改革開放」之路，但最終沒有接受經濟民主化的激進訴求，並開始搜捕工人領袖。布達佩斯和附近工業區的工人和農民繼續以大規模罷工抵抗（當時匈牙利煤礦的開工率據說不足一成），最終到當年年底，反抗才終於被敉平。

斷裂的遺產，反抗的轉生

歷史總是殘酷而諷刺。1990 年，就在匈牙利四十年威權統治結束，迎來第一次的民主國會選舉之後，布達佩斯的的士司機發起大罷工，抗議民選政府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把汽油價格提高一倍。布達佩斯所有橫跨多瑙河的大橋，還有到機場的公路，都被堵塞。布達佩斯居民大都支持罷工，人們甚至走到街上築起街壘，助的士司機一把。自由民主來了，但異見者搖身一變成為政客後，卻彷彿把當年的工人同盟丟下不顧；到了 2010 年代，在年輕工人之中最有號召力的，則竟然是極右政黨 Jobbik。1956 年的工學同盟與民主社會主義遺產，就在斷裂中消散。

走進布達佩斯任何手信店，你都不難找到和 1956 年相關的禮品。在民主化之後，當年的革命已經成為今天國家認同的圖騰，無論哪一黨派執政，都反複歌頌——除了當年真正觸目的工人自治委員會和人文職業者圈子「兄弟爬山」抵抗到最後的那一段，被硬生生地跳過之外。但它的靈魂並沒有離開，而是轉生在它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裡——儘管那絕地反抗的命運與氣息，似乎也從未遠去。

布達佩斯的都會革命：獨立與自由的辯證

貝姆 (Józef Bem) 是一位波蘭將軍，在 1848 – 1849 年匈牙利的獨立戰爭中，他帶領援軍協防匈牙利，抵抗來自奧地利和沙俄的重兵鎮壓，直到最後一刻。1956 年10 月 23 日，布達佩斯學生就是選擇在紀念他的雕像下，集會聲援波蘭工人起義，最後演變成自家的大革命。在匈牙利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場革命，就這樣彷彿命定般連繫起來。

1848 年的革命運動和其後的獨立戰爭，是匈牙利國族的政治起點，而布達佩斯則是它的搖籃。布達佩斯的人文圈子，是鑄造獨立運動的英雄；匈牙利的地緣政治經濟發展軌跡，則成就了布達佩斯都會自由主義的人文圈子。布達佩斯是一個雙子城市：多瑙河兩岸分別是佩斯（Pest）和布達（Buda 以及 Óbuda 老布達），由一條條的大橋連接。最早把兩個小城連接起來的，就是 1849 年落成的塞切尼鏈橋（Széchenyi lánchíd）；而塞切尼（István Széchenyi），則正是匈牙利的自由主義之父，也是布達佩斯現代化的最重要推手。

佩斯的印刷資本主義

在1787 年的普查之中，布達與佩斯還未被視為一體，但兩地緊密的連繫，已經令它們以佩斯-布達（Pest-Buda）為名，合起上來是當時匈牙利境內人口最多的城市。僻處以奧地利為中心的哈布斯堡帝國的邊陲，佩斯-布達只是剛好夠資格進入歐洲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經濟圈，在它以外的鄉鎮甚至被西歐視為蠻族之地。但文化流佈遠比經濟發展快：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人權宣言還未正式宣讀之前，佩斯的一些有自由傾向的貴族的讀書會中，就已經流傳著匈牙利文譯本，甚至還有過一場不成功的密謀起義。

出身貴族又曾經遊學歐洲的塞切尼，則認為匈牙利的革新，應該走另一條路：先要改變落後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他的目光就投向了佩斯。除了投資築橋，又籌辦船運和鐵路外，他更重要的貢獻，在於斥資建立了民族俱樂部（Nemzeti Casino）和匈牙利科學院。後者成為匈牙利學者的集中地，前者則是傾向自由思想的貴族、新興商人、中產階級的聚會之處，既用作社交與娛樂，更用作商業會議和思想交流，普遍被視為是匈牙利公民社會或公共空間的起點。塞切尼一開風氣，類似的俱樂部和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偏佩斯。

塞切尼仰慕英國的憲政和社會思想，尤其喜歡邊沁和亞當斯密，自己也寫了一部《論借貸》（Hitel），認為匈牙利落後的原因，是資本投資和借貸不足，而問題徵結則是執建食邑制度養肥遊手好閒的貴族們，於是主張廢除封建以解放市場的生產活力，是匈牙利自由主義社會改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但塞切尼的著作也透視了匈牙利發展的困局與不平衡。起步既晚，又為封建所限，匈牙利的工業難以和西歐競爭，經濟發展只能側重在自由城市的商貿，這就注定了繁華只能局限在都會區，也傾斜依賴都會區，也就是佩斯-布達一帶。都會區以外，資本主義發展既未真正觸及，好處也未帶到那裡。

相比起塞切尼以政治上的小心謹慎來換取社會與經濟上大膽改革的空間，比他小一輩的科蘇特（Lajos Kossuth）則在政治上更進取。科蘇特是匈牙利地方議會的自由派領袖，但他更重要的角色，是定期出版議會紀錄，並在通訊兼作評論人，月旦時政；後來，他創辦《佩斯日報》（Pesti Hírlap），政評一紙風行，讀者估計有五萬，即是當時全國識字人口的四分之一。毫不意外地，科蘇特在評論和議會中都力爭終結書報審查，爭取言論自由。他並主張匈牙利行憲政、保障公民權利、解放農奴，是政治化佩斯-布達的中產和貴族圈子的重要人物。

城市與國族獨立

這幾乎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促進國族意識的教學書式例子：大眾媒體因自由市場的發達而生，而人手一份的報紙，就讓人們擴大了共時性的社會想像，報紙看到的都是「我們」的事，政治不只是關在皇宮門牆內的權鬥，自由的社會評論以公眾為讀者，以為民喉舌為己任，更凝聚屬於「我們」的政治共識。「匈牙利人」作為政治行動主體的意識已被覺醒，自由的都會，呼喚著國族獨立的到來。

到了 1848 年 3 月，維也納爆發革命，整個歐洲都風起雲湧。科蘇特即時在議會發表了一次激昂的演說，主張維也容許匈牙利全面自治。同時，革命已在佩斯爆發：由詩人裴多菲和小說家約卡伊（Mór Jókai）等領頭，數千文人參與遊行要求獨立。4 月，匈牙利議會宣佈自治，首都遷到佩斯-布達，亦明確表明在奧地利與普魯士在德意志領土爭議上中立。這最後一點，卻踩中了奧地利的「紅線」，維也納在 9 月宣佈匈牙利為叛亂，決定出兵鎮壓，科蘇特在 10 月被議會授權成立國防委員會，指揮軍隊反抗，革命正式演變成獨立戰爭。

塞切尼一直批評科蘇特的激進政評，終將把匈牙利帶到深淵，兩人有一場持續近十年的論戰。及至革命爆發，獨立戰爭開打，塞切尼陷入抑鬱，從此退出政壇，直到 1860 年自殺身亡。

匈牙利的軍事反抗雖然不乏勝仗，但隨住奧地利政局開始穩固，西歐國家尤其英國對匈牙利的獨立不表同情，接受奧地利請求的沙俄派軍東西夾擊，匈牙利終於不支。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都因為匈牙利精英們不同情他們的自治主張，因而倒向奧地利。在獨立戰爭的最後時刻，科蘇特終於宣佈承認匈牙利境內族群語言平等，但大勢已去。1849 年 8 月，匈牙利最後一支部隊投降，科蘇特和貝姆則流亡到鄂圖曼帝國。

三月的孤兒

1867 年，因為普魯士獨立戰爭而內外交困的奧地利，接納了匈牙利議會溫和自由派領袖戴阿克(Ferenc Deák) 乘機提出的妥協建議，大部分承認了 1848 年革命的要求，除了財政和外交政策外完全自治，只和奧地利共奉一皇室，可以有自己的首相和政府。1873 年，布達佩斯正式建城並成為匈牙利首都，1902 年，布達佩斯的國會大樓建成。國會廣場即以 1890 年病逝的科蘇特命名；塞切尼沒有活到建城那一天，但他的名字已因鏈橋而留在布達佩斯，雕像則樹立在匈牙利科學院的門前。

民族俱樂部原址在 Dorottya utca，二次大戰中被炸毀。位於十月六日街一街之遙的多瑙宮（Duna Palota）建於 1885 年，也是布達佩斯資產階級流連之地，差可以想望其風采。政治空氣變得寬鬆後，人文圈子出於國族自豪，尤其在要在藝術和建築上和維也納較勁，匈牙利裔音樂家李斯特就是在這時期主持布達佩斯的皇家音樂學院。布達佩斯又再次以她的經濟繁華和社會自由大放異采。 在 1849 年逃過一劫又活得到那一天的年青文人，都被稱為「三月青年」（Márciusi ifjak），約卡伊即是其中一員，這時成為了匈牙利最有名的小說家，說著匈牙利從古代到 1848 的故事。裴多菲在獨立戰爭中戰死，他寫在 1848 年的革命詩〈民族之歌〉（Nemzeti dal），則在布達佩斯的街角，被反覆吟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