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奥尔加·霍罗希洛娃（Olga Khoroshilova）〈十月革命：苏俄同性恋短暂的春天〉

﹝俄罗斯﹞奥尔加·霍罗希洛娃（Olga Khoroshilova，圣彼得堡国立工业技术设计大学）

2017年

第四分队长  译

1921年一月，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成员阿凡斯．舒尔（Afanasy Shaur），在旧称“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筹划了一场前所未见的男同性恋婚礼。

来参加婚宴的宾客包括95名前军官，以及其他军阶较低的陆军及海军军人，还有一名穿了男装的女子。 

这座城市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舒尔为此使出浑身解数，因为如果这只是一场派对，宾客不会有兴趣来。他为此赌了一把，严格按照俄罗斯习俗行礼，有双亲祝福，有音乐会娱宾，这样的婚礼应该会令人无法抗拒。他赌赢了。 

当时，俄罗斯社会对男同性恋社群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容时期。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废除了旧俄罗斯时期的刑法，与同时期的德意志帝国相似，俄罗斯也存在着反鸡奸法，不过到1922及1926年才另立新的刑法，然而两部刑法均未有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列为违法。

圣彼得堡的这场婚礼，并不如表面看来那么值得庆贺：在喜宴结束之时，所有宾客都被逮捕了。

舒尔的真正身份，是秘密警察的一员，举办这场婚礼是为了向上司邀功。他指控这些军人是反革命，企图从内部摧毁方兴未艾的红军。 

但舒尔的指控未获接纳，这宗案件最后不了了之，“反革命”们虚惊一场，没有受到惩处。

早在革命爆发之前，男同性恋已是俄罗斯地下社群的一部分，彼此之间以服装为“暗语”相认。 

在圣彼得堡，红色领带是一个记号，其他记号包括缝上了长裤口袋的红色披肩。往脸上抹粉、涂睫毛液也是。

在十月革命后，浓妆艳抹的“默剧明星”造型变得大行其道，不再局限于年轻的男同性恋者。 

革命与内战带来的不稳定，令俄国同性恋者在艳丽服装与奢华饰品方面，不得不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男同性恋者。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间接地受到德国科学家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影响。赫希菲尔德在柏林创立了“性学研究所”，并经常公开表态，认为同性恋并非疾病，而是人类性倾向的自然体现。 

然而，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20年代通过的刑法，没有关于同性性行为的条文，但男同性恋群体仍遭到迫害，时有男同性恋者被殴打、勒索及无故解职。 

一些受害的俄罗斯男同性恋者致信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倾诉自己的苦况，并将别赫捷列夫视作自己最后的希望。他们向他敞开心扉，请求他协助自己抵抗抑郁，甚至“治好我的病症”。 

这些流传下来的信件，以及其他文件显示，当时俄罗斯男同性恋者勇敢得难以置信——当中一些人甚至曾经穿着女人的服装及束胸衣，留长发，打扮成女性的样子。

有趣的是，虽然十月革命废除了阶级藩篱，但“同志”社群却仍然阶级森严，包括知识份子、贵族、官员、军官的“贵族”圈子，与由兵士、水手与文职人员组成的“平民”圈子，两大群体鲜有互相渗透。 

“平民”一词由“贵族”们定下。这些“平民”们在十月革命前，不能踏入圣彼得堡时的沙龙，在革命后，也未有被“贵族”们接纳。 

而俄罗斯女同志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处境，则没有太多史料可以参考。1920年代，德国的“异装”剧场在俄罗斯男同性恋社群中流行起来，其中以柏林夜店“El Dorado”的台柱斯特姆（Hansi Sturm）最受欢迎。 

“贵族”只会在偶尔的情况下，邀请“平民”中较为俊美的“同志”，出席他们那些奢华的晚会，但异装表演的男扮女装演员，则不受阶级所限。 

他们成为明星，擅于模仿名媛，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情妇、著名芭蕾舞者玛蒂达（MatildaKshesinskaya）。 

这些异装表演者的衣柜里，放满了由专业裁缝们缝制的精致华服。他们经常光顾的裁缝，包括在革命前曾为俄罗斯皇室制作服装。

在舒尔为捕获“反革命”筹备的那场盛大男同性恋婚礼之后，整个1920年代，俄罗斯再无如此高调的“同志”婚礼。 

而在1930年代，曾经获得寛容对待的男同性恋社群，也开始渐渐失去自由。 

1933年七月，175个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同性恋者被捕，是为“列宁格勒同性恋者案”（Case ofthe Leningrad homosexuals）。 

这宗案件的资料至今仍然是机密。目前已知的情况是，所有被捕者均被判入狱，而罪名则由为英国情报人员工作，到“恶意反革命”及“败坏红军道德”，不一而足。 

一般认为，舒尔在1921年筹办的“婚礼”，在1933年的抓捕中有重要角色。作为秘密警察，舒尔始终认为“肛交者正在腐化军队与海军”。 

在1930年代初，这样的指控再现，秘密警察手上有不少男同性恋者被强迫作出的供词。 

“列宁格勒同性恋者案”最终导致同性恋行为被列非法，写入1934年通过的刑法中。俄罗斯对同性恋者的短暂包容期，至此结束。